数字经济的内核与外延，写在大变革来临之际

　　近几年来，聊起客户中心产业的话题似乎已经无法完全离开技术直接谈业务了。自2012年以来，媒体上各种新概念、新名词层出不穷，俯拾皆是。回顾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可以发现这里固然有话题性的炒作，但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数学算法为核心、以计算机算力为載台、以信息数据为着力点的各类型新型技术不断涌现后，切切实实从各个层面上促进了普通人民的生活。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技术创新的早期阶段一般来说缺乏明确的轨迹或既定的路线。通常都是自下而上，从有到无，从有到优的过程。但是，待至几项相关领域的通用型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或自发或无意地会逐步归并到一个大的逻辑框架体系内，进而作为一个整体进军向一下阶段。十年来，我们谈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一些列的新技术似乎慢慢荟聚到了一起，一个新的大框架已经跃然纸上——数字经济。

　　以下笔者就过去若干年的有限的研究和公开资料汇总做一个简单的综述，抛砖引玉希望给产业一些参考建议（注：以下部分的文字或用语摘录自公开资料并注释其已知来源。若有侵权，敬请告知）。

　　数字经济对于我们而言的内在涵义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术层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数字经济的三大支柱：技术、要素和设施

　　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也可称为数字技术。国内对通用目的技术（GPT）的研究不多，但它在国际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加拿大经济学家Richard Lipsey（2005）指出，人类有史以来只有24种技术属于通用目的技术。其中，驱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以及驱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和内燃机，是最典型的、最重要的。现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驱动一场新的革命。这是继蒸汽机引发机器革命之后最重要的变革（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2016）。

　　新的生产要素——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知识、信息和数据是三个相关相近但确实不同的概念，人们后来更愿意使用“数据”来代替“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将之作为继土地、劳动（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之后新的生产要素。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的经济形态必须有新的生产要素。我国近年积极开展数据交易的探索和实践，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然而，这方面的挑战不比所带来的价值少，数据的确权、流动、保护、交易规则，都是需要智慧、需要充分研究的。

　　新的基础设施——现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是社会分摊资本，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它不直接加入某个特殊的生产过程, 而是作为各个特殊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或共同条件，是经济腾飞的基础和底座。交通运输、管道运输、水利设施和电网是工业社会四种最主要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时代，5G、数据中心等信息网络成为新的基础设施。近年我国高度重视“新基建”工作，以塑造面向数字未来的国家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理论重构：新形态、新融合和新机制

　　价值形态从有形物质资产走向无形数字资产。数字资产具有以下特征：

　　·共享性/非排他性：数字资产的共享性来自信息本身的非独占性；

　　·专用性；

　　·规模经济特征；

　　·快速更迭性；

　　·创新驱动特征。

　　数字资产不同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更迭和颠覆性，数字资产本身具有极强的创新驱动属性。投入产出从单部门成本核算走向多部门融合渗透。新的运营形态下，企业要求跨部门联合，流程穿越不在是一个愿景，而是必须达成的基石。分配机制从以要素为主走向以创新为重。大数据的发展推动数字经济的进阶，进一步加速制度变革，重构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降低交易成本，新的制度安排推动分配制度从要素为主向创新为重转变。

　　数字经济对于我们而言的外在延伸

　　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博鳌亚洲论坛洪斌先生曾把数字经济分成三个层次——没它不行、因它而生、有它更好，它们分别是数字经济之母、之子和七大姑八大姨。这非常具有启发性和逻辑性。第一层是“没它不行”。“它”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以ICT制造业、ICT贸易业和电信业为主体，还包括教育和维修等相关辅助活动。第二层是“因它而生”。基于“没它不行”而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是全新的，之前没有的，如云服务、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内容、数字货币、社交网络、App、网络安全等。其典型特征是基于数字空间的“无重量经济”（杨学山，2020）。第三层是“有它更好”。是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即产业数字化。在规模测算中，国外一般不纳入产业数字化。加上产业数字化的数字经济，是数字化经济（Digitalized Economy）。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虚拟经济。“虚实之争”是我国的一个特色。部分同仁可能会把数字经济错误理解成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实际上它主要是实体经济（Real Economy）。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两者共同构成了整个经济系统。数字经济是“数字”在经济系统中的映射，旨在衡量比特的经济贡献，它既有实体经济的部分，也有虚拟经济的部分。而虚拟经济主要指金融和房地产。因此，数字经济（扣除互联网金融后）属于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Fictitious Economy”外，“Virtual Economy”也被翻译成“虚拟经济”。Virtual的英语释义是“stored, operated, or conducted using computers or the internet”，用来描述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所创造的东西，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但把Virtual翻译成“虚拟的”误导性极强——计算机里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人们声称的“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也许指的是“Virtual Economy”，而不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Fictitious Economy”，因为它跟金融和房地产并无关系。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但不是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不宜和实体经济并而论之。

　　从企业或者运营机构的微观角度上来看，大家一般会将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归结为四点。

　　首先，数字化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有切实可行的方向或战略，随后培养出相应的数字化能力，并在短期内达到可观的规模，通常的时间为1-3年。但凡可以打造出合适的能力，即便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不断变化，公司也能适时、适当地做出调整。

　　接着，非科技型或龙头企业必须审慎考量可供其选择的战略路径或技术路线。绝大部分企业需要足够的清醒，人知道能够在革命性颠覆性作用的玩家始终是极个别的。而能够通过自身私有的数字平台，制定实际标准，并能最终推动创建一套完整生态系统的公司必然是凤毛麟角。了解自身的优缺点，选择一条较为可靠且可行的数字化路线变得尤为重要。所谓的出口目标，即企业冀望最终获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决策依据。这个目标可以是内部能效提升、可以外部是客户群扩充、甚至可以是简单的技术能力储备。

　　然后，企业务必在整个人力资源结构上对数字经济进行适配。我们必须认知到在无形的数字经济时代人才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宝贵。在建构人力资源时需要考虑人才团队的发展、资源配置机制和业务指标(KPI或OKR)，让这些内容与之前论述的数字战略保持一致。

　　最后，大数据分析、智能化产品、数字内容管理和全媒体渠道等技术能力固然重要，但不可能尽善尽美，强大且灵活的企业文化永远都是内生的发动机。

　　上述的一些观点是我个人对数字经济的部分总结供大家匡正。对于处在改革风暴中的整个客户中心而言，我们需要以标杆提升动力，以实绩衡量水平，以口碑评价优劣，以激励示范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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