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进步的教材分析及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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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3-10-13 12:00
王晓荣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
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其认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力是影响生产力的三大要素。生产力除受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外,还受其内部要素的直接作用。教科书中蕴涵唯物史观是应有之义,需要教师在仔细阅读和理解教科书的过程中进行深度挖掘,并努力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素养。
一、三大要素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理论分析
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创造物质资料的能力,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生产部门。农产品属于生活资料,农业工具属于生产资料,人类要生存首先要攫取或生产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出现以前,人类利用工具通过采集、渔猎从大自然中攫取食物。农业生产出现以后,农业生产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成为最具基础性的活动,恩格斯称其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
如果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内部要素,那么生产关系就是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外部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直接影响三大要素结合的性质与结构。生产工具,也称劳动工具,在生产中起决定作用,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因此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如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高于旧石器时代,铁犁牛耕的生产力水平高于刀耕火种,马克思正是以劳动资料来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铁犁、耕牛是古代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水利灌溉工程是农业生产工具在体量上的拓展。生产工具的进步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变革,从内部直接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量和质。
劳动力,也称劳动者,是生产力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各项素质、熟练程度、积极性的提高,都能使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3]劳动力的进步也有量的积累和质的变革,但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产品的增长速度无法满足人口增长对产品的需求时,人口的增长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劳动力在量上的积累,而更多的体现为产品的消费者,这种矛盾在农业生产中体现为人地矛盾,中国在明清时期出现比较严重的人地矛盾。
劳动对象是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作用对象,是生产的受体,影响相对稳定,但不可忽视,如在相同的生产工具、劳动力作用下,肥沃的土地、高产的物种显然能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常常发生转换。如将牛作为耕作的牵引工具,它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如只是将其进行畜养,那它是畜牧业生产中的劳动对象。
二、三大要素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教材梳理
教材有关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进步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一至第四单元和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第二单元,但缺少对其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教师有必要以生产力理论为依据对这些叙述进行整理与分析。
(一)生产工具:铁犁牛耕与灌溉工程
人类最早通过“渔猎和采集”[4]获取食物,食物来源不稳定,其生产和使用的工具以旧石器为代表。原始农业出现,“人类开始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食物来源相对稳定,生产工具以新石器为代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插图“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制农具”是以新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典型。
虽然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青铜器,但直到西周,青铜都没有成为生产工具的主要材质,“农业生产中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材质的工具,青铜农具极少”。
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出现,铁制农具广泛使用,牛耕也得到推广”,插图“战国铁犁铧”是铁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典型。“汉朝以后,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灌钢法制作的农具”,进一步提高了铁农具的质量。曲辕犁是中国古代铁犁牛耕耕作方式的经典工具,“唐代江南地区出现了曲辕犁,宋代进一步完善和普及,标志着中国传统犁臻于成熟”[5]。教材以图文的形式介绍了唐朝曲辕犁,“晚唐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有关于曲辕犁的记载”,今人正是依据该书的详细记载复原了唐曲辕犁,“敦煌莫高窟壁画唐朝牛耕图中的曲辕犁”插图也为我们提供了唐朝曲辕犁的直观形象。铁器和牛,成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质的变革,是表征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
“农业生产工具中,耕作工具和灌溉工具格外重要”,教材中提及的灌溉工具有东汉翻车、唐朝筒车,并都以插图示其形象。耕作工具和灌溉工具以农户之力可以置办,大型灌溉工程则需要以国家力量组织修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芍陂”。芍陂修建于春秋时期,是我国最早的大型陂塘蓄水灌溉工程,位于楚国寿春南端,使寿春地区有了可靠的粮食供给,为楚国后期迁都于此延长国祚起了一定作用。都江堰使巴蜀地区沃野千里,至今仍发挥着灌溉功能。郑国渠是战国时期最大的灌溉工程,始建于秦王嬴政元年。它们都修建于秦国,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
(二)劳动力:人口的迁徙与膨胀
农业在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江南未得到充分开发以前,大量尚待开发的荒地需要大量劳动力。战乱时期的北人南渡,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江南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成为江南开发的直接推动力,这样的北人南渡在教材中主要提到了两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第二次是两宋之交的建炎南渡。南迁的劳动力,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高,直接推动江南开发并在南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
人既是劳动力也是消费者,当耕地不再有增加空间、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革,人口增加反而带来就食压力。封建社会晚期的人口膨胀引发人地矛盾和民食紧张问题,导致“统治危机的初显”。高产耐旱作物的引进与传播,缓解了民食紧张问题,“鸦片战争前,玉米的种植已遍布全国。马铃薯和甘薯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与玉米相似”。
(三)劳动对象:农作物的栽培与引进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劳动对象,土地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被开发。江南开发属于前者,精耕细作属于后者。教材中提及的宋朝的稻麦复种制、明朝的江南地区农业多种经营也属于后者。此外,农作物是重要的劳动对象。
原始农业出现以后,黄河流域“以粟为主要栽培作物”,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粟是中国本土栽培的农作物,但由盛而衰,逐渐被外来的小麦所取代。水稻最早栽培于南方,随着灌溉技术的进步,它在北方也获得了很大的拓展,“至迟在北宋时代,水稻已确立了它作为全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6]。水稻由南而北推进,小麦由北而南推进,使稻麦成为今天中国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较晚引进的玉米、甘薯、马铃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以稻麦为主的种植和粮食结构,并成为灾年和贫困山区的备用甚至主要粮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朝后期,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输入中国”。来源于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不仅高产,而且耐旱,使无法种植稻麦的山地、旱地等得到利用,缓解了灾民、贫民的生存问题,也是清朝人口膨胀的原因之一。人口、土地、农作物存在着交互影响。
三、教学建议
总结以上分析与梳理,本文提出以下教学建议,供同仁参考。
第一,教师应系统学习唯物史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一直是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制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后,唯物史观在高中历史课程与教学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如“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从分散到整体、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上层建筑的各领域的实质进行深入分析”[7]等等,但唯物史观绝不仅仅只是一些观点,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每一核心观点之下都有很多更细化的观点,如生产力理论。如果教师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唯物史观,在教学中只能是机械地识记和运用唯物史观,学生也许能达到唯物史观素养第一层次的水平,“能够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但很难达到第二层次的水平,无法“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学习、探究中,并将其作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8]。所以,教师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很有必要。
第二,教师应能运用唯物史观的具体观点对教科书进行跨专题乃至跨模块的梳理和分析。如本文跨越《中外历史纲要》和《经济与社会生活》两个模块。再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理论。到底起促进还是阻碍的反作用,是由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的,这反过来体现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教科书中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有些促进了生产力如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对土地私有制的承认,有些破坏了生产力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凡此等等,教师可以对教科书所有涉及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并运用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理论进行分析。
第三,教师应能进行跨专题、跨模块的整合。如本文中,不管是生产工具,还是劳动力和土地,在教科书中的叙述都是分散的,教师必须分别对它们进行梳理。然后,教师还应认识到生产工具、劳动力和劳动对象之间存在着交互关系,三大要素通过交互作用组成生产力的整体。如,技术、人口、土地、农作物等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如此,我们对这些内容跨专题、跨模块的整合才能深入,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跨专题、跨模块整合的建议:“对教科书的顺序、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教学内容进行有跨度、有深度的重新整合,也可以对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的不同模块进行整合,设计出更具有探究意义的综合性学习主题。”[9]本文指出的“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就是这样一个更具有探究意义的综合性学习主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4]文中未说明出处的,均引自《纲要(上)》和《经济与社会生活》两本教材,下文不再累赘。
[5][6]李根蟠:《农业科技史话》,北京:社会科技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4、53页。
[7][8][9]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6、12、22、70、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