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崩溃边缘的法国“三明治一代”

　　塞莉亚·拉博里/文 刘可澄/编译

　　米莉亚姆·吉尔贝一上午都在忙着处理母亲的医保事宜，为她预约康复治疗及正音治疗。已过中午，她还没来得及吃午饭。眼看儿子马上要放学了，她还得去幼儿园接儿子。“在17点至18点之间可能有一小时工作时间，然后就要做晚饭了。”吉尔贝说。2022年12月，她的母亲中风后，这样的生活便成为了日常。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没有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她是独生女，需要为母亲采购日常生活所需，给她送饭，每日两次电话以确保一切都好。护工每周只来一小时，余下的工作还需吉尔贝来完成。

　　吉尔贝的丈夫是一名装卸工，上下班时间不固定，无法给予太多帮助。“有的时候，我中午会带着儿子一起去看我妈妈，但这样，儿子就不能午睡了，下午会没精神。陪孩子的时间变少了，我觉得很内疚。”吉尔贝是一名自由电话顾问，居住在法国诺尔省瓦特勒洛。每晚入睡前，她都会在笔记本上记下第二天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免遗漏。“晚上10点之后，我那一刻不停歇的大脑才能休息一下。我现在的工作时长只有以前的一半，下个月的收入估计少得可怜，我非常焦虑。这几天，我总觉得自己要坚持不下去了，太累了。”吉尔贝叹了口气说道。

　　|“千手观音”|

　　既要照顾身患疾病的父母，还要兼顾尚且年幼的孩子，这些被夹在中间的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就是“三明治一代”。人口老龄化、生育年龄推迟、年轻人搬离父母的时间越来越晚，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三明治一代”的诞生。法国民调机构数据显示，有560万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照顾至少一名长辈。2021年10月，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在40岁至49岁的美国人中，有1/4需要照顾一名65岁以上的长辈，同时还养育着一个孩子。

　　克洛迪·库拉克是法国“看护家属互助”协会的创始人，近年来接到的中年人的求助越来越多。他说：“我们称他们为‘千手观音’，一个人要照顾家里的好几个人，兼顾所有事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很多人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快要崩溃了。”“三明治一代”的体量不断扩大，政府补贴政策是否到位受到了质疑。库拉克说：“专业看护的资源非常有限。老人的家属就算获得了国家补助，也往往花不掉这笔钱，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专业看护。”

　　为了适应老龄化社会，法国政府于2016年确立了看护家属具有“暂时休息权”。在家属休息的几天中，由政府补贴的日托机构能够提供暂时的看护服务。其实，自2002年起，法国老年人便能享受“老年生活自理个人津贴”了。政府本希望以此津贴来减轻看护家属的负担，但实际上，这笔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为此，“看护家属互助”协会积极为家属发声，帮助那些为了照顾父母而不得不提前退休的人们争取全额退休金。

　　| 看护中的不平等 |

　　八年来，46岁的娜代日·默尼耶已身心俱疲，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她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3岁和17岁。她79岁的父亲患有帕金森病，76岁的母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病。默尼耶每天不但要探视父母，还要将八名护士及护工的工作安排妥当。这样的生活让她体重暴增，记忆力下降，睡眠也出现了问题。她本来是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的实验室技术员。2017年，实在撑不下去的她申请调岗，成为一名实验室管理员。她说：“管理员没有技术员那么高大上，我也没有任何经验，但至少能在家远程工作了。”五年前，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的父母离不开我，生活压力太大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会离婚吧。”默尼耶说，“现在最难的就是要独自面对这一切。”

　　去年，她的女儿表现出了上学恐惧症，她认为这也是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和我不在她身边有关系。周末我陪她做作业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今年，女儿的焦虑症状有所缓解，但默尼耶的生活依然万分狼狈。她需要服用褪黑素才能入睡，每个月都会去参加为看护家属组织的互助活动，以获取一些心灵慰藉。

　　法国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桑德里娜·朱安说：“把照顾老年人的责任放在家属身上，这加剧了社会不公及性别不平等。看护家属中有60%都是女性。高收入人群倾向于以财力援助长辈，而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照看老人。”法国社保融资高等委员会在2019年的《老年人与自主生活》报告中指出，老年人由家属看护，这为国家省下了70亿至180亿欧元的财政投入。“但也要考虑到，看护家属的健康状况会有所下降，工作时间也会减少。由家属来照顾老年人，社会也并非高枕无忧了，还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朱安强调道。

　　| 改变对生活的看法 |

　　2015年，法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在需要看护老年人的法国人中，有27%处于焦虑状态，24%表示体乏无力。至于那些还需照顾孩子的看护家属，他们的境况更为令人窒息。

　　该 如何与孩子谈论因年纪渐长而饱受折磨的祖父母？企业顾问露西·谢尔韦就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她的母亲因阿尔兹海默病而产生了认知障碍，语言及行动能力每况愈下。谢尔韦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0岁、15岁及19岁。对她而言，七旬母亲的健康状况已成为生活重心，日常事务都围绕着母亲的需求展开。一开始，谢尔韦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养老院探望母亲。“在那里会遇见许多风烛残年的老年人，冲击感太强了。孩子们很不愿意去，觉得衰老十分可怕。”她回忆道，大大的圆形镜片后的双眼空洞无神。

　　在探视母亲、预约护工、办理行政手续之余，谢尔韦还抽出时间询问孩子对衰老与死亡的看法，尝试与他们平静地探讨这一话题。近日，她起草了生前预嘱，并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孩子。“如果我有一天也像我妈妈一样了，而法国关于临终的法律还未有变动，那么我会让孩子把我带去瑞士实施安乐死。我不想过没有丝毫乐趣的生活，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她说。

　　照顾日渐衰弱的长辈时，看护家属对自己的生活也会有所改观，甚至因此改变了职业赛道。50岁的弗雷德里克·拉尼奥是一名投资人，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在照顾婶婶。他的婶婶独身一人，无儿无女，在一次意外摔倒后便无法自理了。拉尼奥将她送入了位于塞尔奈的养老院，每天打电话问候，每月探视她好几次，还会远程帮她处理行政手续及医疗事务。“对于我来说，生活中唯一有变动的就是工作。我减少了30%的工作时间，因为我不想我儿子察觉到生活有变化，当时他才五岁。但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比以前累多了，总是很烦躁，陪伴他的时间也少了。我们经常待在家里打游戏，我已经没有力气带他出去玩了。”他说。

　　2022年9月，拉尼奥的婶婶过世，享年91岁。从那以后，这位投资人才恢复了运动，也有精力陪伴家人外出游玩了。然而，经过全心全意照顾婶婶的这段时间，他的想法也有所改变。他资助了一些社会援助项目，还成为了“两代人在一起”协会的兼职副主席，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祖孙两代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现在，我更愿意无私奉献了，而不讲求赚更多的钱。”拉尼奥说。过去两年间，他虽然疲惫不堪，但也与婶婶亲密无间。“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和婶婶的距离反而拉近了。我们会拉着对方的手，互相说‘我爱你’，这是我们以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为慈善协会工作，这或许是延续我与婶婶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吧。”他接着说。

　　| 家属是看护老年人的主力军 |

　　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为女儿倾家荡产，但却被她们抛弃。左拉的《小酒馆》中的布鲁大叔从前是一名画家，后来只能乞讨为生，睡在楼梯井里。在19世纪的文艺作品中，老年与疾病、苦难是画等号的。而在现实世界里，收容所床位有限，大部分老年人仍由家属送终。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绝大多数的法国老年人都与孩子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

　　二战之后，老年人的照料难题日渐突显。药物普及、卫生状况改善、社保制度建立，都让法国人的寿命有了质的提高。“第三年龄”开始成为一个值得期待的阶段。与此同时，家庭代际分居成为了普遍趋势。“1962年，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15%与家人同住。而到了1999年，这个比例仅为5%。”瑞士洛桑医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多米尼克·迪尔勒旺格说，“60年代新建的住宅容纳不下那么多人，而且如今的西方世界崇尚的是个人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政府便鼓励民众将老年人留在家中照料，以避免社会隔离及过早衰老等现象。70年代，政府设立了看护家属补助。“专业护工的数量太少了，老年人最终仍依赖家属照料。而且，虽然家庭主妇的模式已渐渐不再适用，但在家中看护老年人的大多还是女性。政府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让女性能够平衡家庭与事业，但却没有相应的养老扶持政策。”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当代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夫·卡普阿诺说，“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子女不再住在一起，但看护老年人的主力军仍是他们的家属。许多夫妻会与父母住在同一栋楼里，方便日常照料。”

　　我们今天熟知的“看护家属”的概念起源于80年代的家庭社会学。21世纪初，政府出台政策，承认了看护家属的工作价值，并表示“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看护家属的付出，因为需要他们来照顾步入老年的‘婴儿潮一代’”。自2010年开始，每年的10月6日被设为了法国看护家属日，以向这个群体致以谢意，让大家看见他们的辛劳。

　　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仍将不断加深，看护家属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迪尔勒旺格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中，“婴儿潮一代”逐渐落幕，老年人的照料问题将成为社会的一大挑战。这个群体人口众多，公共策略势必要作出调整。法国“生命临终公民会议”的公民代表于今年4月递交了最终报告，重点关注了看护家属的角色问题，提出应为他们发放薪资及相应补贴。然而，卡普阿诺担心，若看护家属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或许会导致更多的专业护工辞去工作去照顾家人，那么老年人能享受到专业看护服务的机会便会越来越少了。

　　[编译自法国《世界报》]

　　编辑：侯寅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