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算法以文明：算法治理赋能国际传播效能测定

　　胡正荣 孟丁炜

　　【内容提要】近年来，深度学习、社交机器人和大模型等突破性技术革新颠覆了国际传播的原有模式，传播主体与用户、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平台与媒介等基础设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塑。智能传播时代，一切物皆可转化为数据，而算法是新的运转规律，对国际传播产生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依靠大数据，算法治理能够充分分析、合理预测国际传播效果并预防风险。其不仅可以提供多元化的量化指标，还可以通过文本分析、认知分析、情感分析、社群分析等手段，融合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考量，建构起更加精准全面系统的国际传播效能测定和评价体系，进而增益中华文明的传播效能测定。

　　【关键词】国际传播 人工智能 效能 中华文明

　　由OpenAI公司推出的ChatGPT于2022年年底一夜走红，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代表着人机共生时代即将来临。算法是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算法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把复杂问题简化，通过数据复刻现实世界并解释三维存在。如今，智能技术已经嵌入到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中，比如智能采集、写作、分发、事实核查以及社交机器人与用户的互动等。而算法自身没有感情、立场和价值观，是人类的交往实践赋予了算法社会意义，让它不仅仅是数据排列，而是规则、权力、价值的承载物。因此，在智能技术全程运用于新闻传播的背后，人类仍是实际的主导者。①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剧烈震荡，各方权利主体在多平台、多维度上进行博弈，全球化浪潮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极化政治与民粹主义抬头，贫富差距与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等现象逐渐出现。同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与中国经验亟需让世界听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②而中国的国际传播不仅借鉴西方经典的传播学体系，还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历练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当中，受到了中外理论源流与时代烙印的双重滋养。③由此，如何测算与评定以中国实践为基石、以中华文明为底色的国际传播效能便成为一大课题。所以，算法恰恰能够凭借其强大的运算和分析能力，赋能中华文明传播效能测算。为算法注入中华文明之魂，建构全面客观立体的效能评价体系，将接受到的评价、反馈与预测重新投入新一轮传播过程，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从效果到效能，智能传播与国际传播不断融合

　　1.效能的延伸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国际传播“效能”的概念。“效果”一词偏重劳动成果，而“效能”则侧重支出与成果的比较，关注的是以更少的代价获得更多有益的结果，其关键在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优化设计。人类传播是一个系统, 必须用系统的观点才能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传播效果, 才能真正发挥传播的作用。④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屏障，话语平台在网络空间极大展开并与现实交织，传播者的主体性也不再局限于大众传媒，甚至不再局限于人类，单向度的传播效果研究不再能够解释现实纷繁复杂的传播关系。因此，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是，形成一种与当前国家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国际传播效能测定机制，通过宏观战略与微观效果相结合，形成以多元主体参与、智能算力算法为支撑的评估体系，进而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最终服务于我国综合国力建设与国际话语权提升。

　　2.国际格局的演变与智能技术的变革相互作用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固然依靠自身能力的增强，但更应立足于中国实践，以中国叙事的当代性与世界性为观照，依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动，随时调整战略对策。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和平台化冲击着现存地缘政治经济秩序，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刺激了地区冲突矛盾不断，而更深层次的矛盾是观念冲突导致的群体分化与极化，分裂的民意与社会侵蚀着多元价值观的存在领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根源归结为“文明冲突”，将世界上其他文明视为与西方文明的“异己”存在，反映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平等交流对话的困境。⑤而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仍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见，作为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抓手，国际传播面临着“卡脖子”问题的挑战。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危机中其实蕴含着转机。实际上，国家间对立、世界战争或区域战争对国际传播研究的诞生和不断进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⑥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催化了技术革命，同时出于跨国信息传递与观念说服的需求，促进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构建与国际传播的起步。在当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打破了西方独占国际传播霸权的格局，智能传播技术无须受限于资源集中配置，且其信息分发逻辑不同于真人逻辑，这两者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依托的传播中心生态，促成国际传播高地扁平化态势。⑦目前，智能分发技术、社交机器人等被广泛应用于俄乌冲突等国际重大事件的舆论战中。

　　因此，国际舆论场上的比拼正在转化为智能技术的博弈。机器以数百千倍于人的计算能力、效率和精力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际传播若不凭借技术之翼，将寸步难行。所以，运用算法、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测定是大势所趋。

　　3.给算法以文明

　　一直以来，科技水平越高，文明程度越高，我们认为理当如此。但是，如果把科技等同于文明，那就会掉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之中，科技也会沦为霸凌和掠夺的工具。技术本身没有对错是非，但当被滥用时，越先进的技术带来的危害越大。因此，要给算法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算法，从而避免技术被滥用的风险。

　　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丰富考古材料证实，中华文明传承五千载⑧，是世界上迄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和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建设文化强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文化使命。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正是在数千年间与世界各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中得以发展壮大。因此，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中华文明传播的需要。应该打开格局、放开眼界，让国际传播以中华文明传播为圆心，回归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并以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引领技术手段，以术载道，以文化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角出发，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二、中华文明传播效能的智能测定前瞻

　　1．泛在、聚合、预测与算法赋能

　　智能技术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泛在连接，身体和感官依靠媒介得到更多延展的空间。而在无限无界连接的底层，是物与生命的数据映射。普遍的档案化与数据化，是数字政治和算法治理的基石。因此，数据无疑是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最重要的资源。数据本是散落的石子，是算法赋予其运算和建造逻辑，构建起人类认知与决策的大厦。算无遗策，我们的任何行为偏离，都不会真正摆脱算法预计的全部结果。算法治理将可能的因素都变成了算法上可以控制的元素，并将各种可预知的风险降到了最低。⑩

　　传统的国际传播效果测量受制于技术条件，用实验测量等简单方法关注某个对象，偏重即时传播反馈，单一、线性、静止的测量已不能够适应现实需求。当前，智能技术颠覆了国际传播格局，传播主体多元化，媒介渠道扁平化，信息量爆炸式增长，传受关系瞬息万变，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渐渐模糊，数字孪生与万物皆媒的时代已拉开帷幕。因此，符合当前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巨量信息动态交互中，精准追踪多元化传播主体、全面覆盖各媒介渠道的国际传播效能测定体系。

　　基于目前的算法技术，算法可以为国际传播效能测定中的效果预测、舆论与谣言分析预测等方面的评估与决策提供较为综合与精确的测量、分析、避险的工具。

　　首先，依托算法，建立更全面更精准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国际传播效能评估应该不仅注重客观指标的高低，更应该构建主观评价综合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国际传播效能在对采用量、落地率、收视率、浏览量、粉丝量等量化指标评测的基础上，引入其他评估标准，比如内容对受众认知与情感转向的影响、受众对中国议题的偏见与改观、意见领袖的转发情况、高质量反馈与评论、粉丝群画像与分析、国外主流媒体的转载情况、内容采用的语境和情感态度等。此外，智能传播可以用来测评非传统的传播内容。例如，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故事化是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写作趋势之一，算法能够用来分析新闻的叙事弧线，深度解析文本叙事规律与传播效果的关系。

　　其次，算法可以实现国际传播效能预测、洞悉传播规律的功能。一方面，根据平台报告、用户行为和用户反馈等数据，使用文本挖掘、情感计算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我们就可以度量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认知状况、情感倾向、点赞转发评论情况等，从而总结出影响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在精确测量当下的基础上，搭载深度学习算法，AI大模型可以通过学习数据中的特征和规律，进行不断地训练和优化，然后将新数据输入到已经训练好的模型中，对新数据进行分类或者回归，从而得到预测结果。大模型预测将极大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避免无效或式微的传播模式、渠道和内容，把现有资源更合理充分地分发至更具影响力的主体、话语、叙事、平台、研究与技术等。此外，受到跨文化传播的桎梏，不同地区与国家对中国故事的解读因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得到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为了掌握传播规律、解析背后的文化交流互鉴机制，算法可以通过大模型来揭晓藏于无序中的法则，进而预测跨文化传播效果。

　　最后，算法可用于舆情与谣言的分析和预测，辅助决策。算法不仅可以紧跟监测国际舆情的重点关注与热点话题，还可以依据用户洞察，通过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上各圈层群体对中国议题的态度和情感，梳理、监测、预警国际传播公共事件中的潜在风险，从而不断修改完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对于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和重大公共事件的谣言，算法能够提取谣言来源、谣言文本特征、谣言传播链等要素，形成谣言预测模型。这有助于及时研判国际舆论场上的情势，拉开时间差做好应对预案，为在重大事件上争取话语权创造有利时机。对国际传播舆情和谣言的整体把控，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经之路，也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

　　2.共同体的发现与建构

　　传播活动背后的根基与主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群体。因此，国际传播效能研究不能跳过对人的范畴的研究。只有把握住对人的深层理解与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测定。

　　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人类生存、繁衍、发展都要在共同体中才能完成。从家庭、氏族、城邦，到王国、帝国和民族国家，共同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演化与变革。11算法改造着个体间的交往方式，重新联结个体间、社会资源间的关系网络，对社会关系进行重置和构建。12算法对共同体的重构，将从由社区、圈层等子共同体逐级扩张到更宽广的共同体，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从而形成算法治理新模式。算法对共同体的作用力，主要体现在对共同体的发现与建构两方面。

　　在智能治理时代，卷入网络与大数据的个体行为与数据被评估、被分类、被标签化。通过标签归类、情感与认知状况分析等手段，算法能够探测到分享着共同的血缘、地缘、志趣、目标、情感、道德、价值和认同的群体，并且能够不断维护增强共同体的连接。此外，网络社区共同体是由内部紧密、外部疏松式结构搭建的节点集合，通过算法研究网络社区的构成、边界及其结构，对发现包含于显性大集合下面的隐性子社区有巨大作用，而隐性社区往往能够反映出社会网络中隐含的真实关系。13

　　算法在建构个体的数字虚拟映射的同时，也在建构着网络共同体。算法追踪、分析和反馈用户的行为模式、兴趣、消费习惯、交友关系等有价值的数据，对用户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然后动用所有类型资源，推送给用户可能分配注意力在上面的内容，通过测试的垂类内容将源源不断地到达用户并且最终影响用户认知、观念、情感与行动，从而形成新的共识与新的用户圈层。内容与用户类型不断细分，话题与标签越来越多，各类“同温层”间的关系将错综复杂，算法将重新定义共同体的场域、准入与核心原则。

　　对目标受众共同体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对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至关重要的。在算法助力下，国际传播不再“盲人摸象”，而是能够在尊重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差异基础上，利用网络关键节点分析、跨国社区舆情分析、影响力分析等，深度研判国际传播效能水平，因地制宜，精准推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为锚，与海外受众产生共鸣，结合当地传播场域的具体情况与受众的特点，讲好中国叙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3.结构性体系建设

　　国际传播效能测定不应只注重片面的指标高低或是用户认知转向，而应该把传播语境与宏观环境的影响纳入考量，不能孤立地看待国际传播单独个案的效能，而应该把国际传播放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整体环境中进行综合化结构化分析，从宏观视野出发客观真实地衡量国际传播效能水平，从而完善国际传播效能体系的构建。

　　“数字化意味着我们将用新的方式测量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界，以及政治和经济——一切都将以比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14算法带来了权力结构变迁和政治赋权，推动了更精准的智能传播，因此相应的，也需要建立更全面系统的国际传播效能测算和评价体系。

　　测定国际传播效能的根本目的在于资源高效配置和制度体系优化。因此，国际传播效能测算和评价体系需加强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创新，不仅观照到微观个体层面，同时兼顾国家与文化圈层面、外界政治与经济层面、时间与空间层面，更精准地透视主体、用户、渠道与资源，重建具有前瞻性的效能测定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通过制度和体系，结构性推进国际传播效能测定手段的优化与升级，进而提出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长远策略与破局诀窍，最终形成数据与信息智能采集、处理、分析、成果、反馈、预测、调整与再投入的“数字神经系统”，打造智慧治理的国际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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