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科技为驱动力的乡村金融体系。
撰文 林立编辑 钟龙军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之成果、实现可持续减贫的战略目标。
要开展好“乡村振兴”工作,无论对于地方政府还是贫困个体,都需要了解金融属性以及资金融通的规律和前置条件,否则就无法用好金融工具,达成或实现“乡村振兴”之目标。
下沉难题
发展乡村金融业务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受制于“三农”业务的天然弱质性,比如农业养殖业受外部影响波动较大、农民个体本身的资金需求与信贷成本不匹配等。
具体来说,在当下乡村金融发展中,面临着以下亟待破解的难题:
对于个体农户而言,其个人贷款在当前普遍面临“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由于乡村居民征信评价体系缺失,二是由于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如宅基地、房屋等未能进入流动性较高的公允市场,农地流转受到限制,导致有效抵押物缺位,金融机构不敢把资金放给农户,缺钱的农户只能寻找利率较高的民间借贷机构,而自身的还款能力脆弱,进一步推高资金成本,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由于收集个体信息、采集数据的难度巨大、成本高企等原因,当下中国农民的个人征信信息缺失,农村居民个人征信报告建档率只有40%,而它却是获得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服务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小农经济特征导致乡村金融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使得农业信贷投入风险较大;此外,部分地区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业务收益普遍较低,这些都使得商业银行普遍感受到“三农”业务不好做,多个扎根乡村的营业网点不得不撤销。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乡村金融市场的现有外部环境不利于乡村金融业务在政府的支持下顺利发展,导致这个困难发生的原因是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充分不协调,而地方政府自己掌控的财力和资源有限,面对如下存在的问题,很难做出改变:
第一,乡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当,相比城市金融差距明显。第二,乡村资金外流问题严重。金融对乡村贷款投放的关键制度性约束还未完全破除,潜在需求受到抑制未能有效激活,政策向乡村“输血”难以弥补“失血”,大量乡村存量资金仍在外流且规模较大。第三,乡镇金融机构网点总体逐年下降,导致服务人口密度相对更低。
从2018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销相当部分农村乡镇机构网点,这在很大程度阻碍了乡村金融业务的普及和“三农”发展,而逐年外流的人口导致金融服务人口密度也在下降,交易成本被进一步推升。
华林模式
那么,有没有金融创新的办法可以有效解决农户、金融机构及政府的痛点,降低整个“乡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呢?
答案是有的,即基于互联网模式的科技金融创新。下面以华林证券的“乡村振兴”科技金融探索为例。
近年来,华林证券注重筹划运用互联网科技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通过加快科技金融转型步伐,从组织架构、研发投入、外部业务补强等全面构建以科技为驱动力的乡村金融体系,逐渐摸索出了有创新特色的“华林模式”,并尝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所谓“华林模式”,即通过构建互联网科技金融平台,将乡村农户、县乡基层管理机构、商业银行、乡村医疗教育等机构统一纳入到平台上来,并将各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日常事务部分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最终落脚点是服务和满足乡村农户、个体农民的金融需求,主要包括融资需求和财富管理两大类。
其中,华林证券多维构建了乡村区域的精准画像与个体画像,为缺失的个体农户创建征信档案与信用数据。
当个体有投资需求时,通过画像判断其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进行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自动为其推荐合适的产品,帮助农户更灵活运用资金;当个体有融资需求时,在获得其授权或同意后,华林证券将作为信息服务商输出信用评估报告或相关数据,最终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资金投放。
此外,华林证券还面向乡村基层组织、村民和乡村小微企业等多用户尝试开发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力图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技术等技术,解决乡村金融市场各主体所遇困难,以线上化、批量化、精准化方式降低传统乡村投融资服务成本、提升效益并有效管理好投融资风险,最终促进各方交易达成。
实践表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道阻且长,但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的加入,以降低交易成本、活跃信贷成交为目的的金融科技创新还将得到跨越式发展,而乡村全面振兴的梦想也终将成为现实。
(本文原题为《中国乡村金融新生态构建之路》,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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