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起源之谜

　　文/闫好丽 图/李　鹏

　　诗歌作为古老的文学样式，起源时间和地点历来众说纷纭，有模仿说、劳动说等假设。当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诗歌本身没有起源，像一阵雾。它没有颜色，因为它比颜色更深”，他用修辞的方式道出了诗歌起源的迷雾状态。

　　《国语·周语》说，“诗以道之，歌以咏之”，《文心雕龙·乐府》则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可见古典文学中的诗与歌，最早并非一体。不少学者认为《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寥寥八字便将狩猎过程完美呈现，但这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式样。那么，诗歌史上的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四言诗的“成长之路”

　　说起《诗经》，你一定很熟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四言诗的典型代表，但令人震惊的是,成段的四言句在《诗经》之前早已出现！别皱着眉头怪我说得太晦涩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四言在先秦时代并非诗歌专有的句式。那么，四言句是如何从《诗经》开始脱颖而出，成为秦汉时期诗歌的主要体裁呢？想要知道答案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得从先秦时期散文中的四言句式查起。让我们从最早的散文体史书《尚书》中摘取几个四言片段，探索其中的不同吧！

　　《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话虽然使用了顶真格，内容却是强调治理天下的顺序，并不仅仅是为了营造朗诵节奏。《诗经》中的早期篇章《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yòu）密”，更像一篇简短的祭祀文。那么，《诗经》的时代，四言是如何从散文句式一步步成为一种独特的诗体呢？

　　这里有两个关键点——节奏与用韵，这也是诗歌区别于散文文体的重要特征！

　　先秦散文中的四言句以单音词为主，四言体裁的形成也与先秦时期单音词为主的语言风格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四言诗为了追求稳定的节奏感，大量使用叠字与连绵词，或者在单音词前后加虚字或衬字，以造成双音词，形成鲜明的“二二”节奏。比如《诗·周南·芣苢（fú yǐ）》：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采采”即叠字，“薄言采之”的“薄言”与“之”都是语助词，用以形成诗歌的节奏。三章之间仅仅变换“采”“有”“掇”“捋”“袺”“襭”等字，形成回环往复的韵律，对比前文引用《尚书》中的四言句，能明晰地感受到四言诗的特征。

　　稳坐“C”位的五言诗

　　随着语言和诗歌的发展，汉语词汇中的双音词不断增加，四言诗逐渐失去活力，五言诗乘风直上站在了诗歌的“C”位！这取决于五言奇数拍和偶数拍的交替能形成更为丰富的节奏变化，拥有更为复杂的句式结构和更为强大的文学表现力！不过，五言诗并非从四言诗发展而来，因为四言没有提供可以发展成为五言典型句式的句型结构，五言诗的出现并非四言加一个单音词这样简单。那么，五言诗是如何诞生的呢？

　　五言诗的形成与五言句节奏的形成相辅相成。一个典型的五言句基本上是一个双音节词加一个三音节词组成，《诗经》中虽然有很多五言句子，但据学者分析，一部分是不曾诗化的散文句，一部分则处于四言句的统率之下，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俟我于城隅”“匪东方则明”，基本结构是四言句前加一个单音节前置词。

　　骚体之中，屈原的《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这类二兮二节奏，或者《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类的对偶句，对五言诗节奏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秦汉五言歌谣则是五言诗体形成的直接条件，如《楚狂接舆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战国策·秦策三》“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此类排比对偶的五言句，大部分是二三节奏，对五言诗的形成有深远影响！

　　东汉时期，完整的五言诗大量出现，大致可分为汉乐府五言与文人五言诗，代表作是收入《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明朝文学批评家胡应麟形容《古诗十九首》“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古诗十九首包含了五言诗的多种结构形式，大量使用连动式、兼语式或双宾语式的句子，与骚体或诗经体中的五言句有质的变化。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七言诗体的起源与成熟，更是文学史上的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正如袁行霈所言，七言的“母题是楚辞，民间歌谣是助产士”。

　　总之，诗歌的起源与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在诗歌史上初次出现的原因与源流，已不可考，期待正在阅读的你长大后可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