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逻辑

　　杨汝岱（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如何与统一大市场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困境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带来的低生产要素成本为基础，高外需结合高储蓄、高投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开始出现很多问题。现在，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已接近全球30%，进出口已接近全球17%，外需维持和扩张的难度非常大，而高储蓄、高投资率使得内需也严重不足。

　　这种要素投入型发展模式会引发不同维度的失衡问题。例如，国际分工带来的各国之间的贸易利得分配问题，各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从全球化中获益程度差异问题，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问题和不同群体收入不均等问题等等。这些失衡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现有的模式构成了挑战。

　　如今，我们都更明显地感受到了过去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些压力。

　　要素成本上升。过去我们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推动发展，但现在这种方式已经不再可行。

　　需求不足。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市场相对饱和，外需的拉动作用减弱。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市场一体化以降低成本。一体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因为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不同会影响产品的成本。特别想提的一点是，我们宏观上可能过度关注供给侧，而忽略需求侧了。供给侧的成本降得再低，也需要需求方有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扩大内需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

　　创新不足。在经济学中，我更倾向于将创新理解为一种内生行为。如果要素市场一体化、产品市场一体化和法制健全，企业就有动力进行创新。如果政策频繁变动，没有长期稳定向好的预期，企业自然不会投入创新。因此，为解决创新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

　　走出困境的思考

　　面对当前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的发展依靠什么？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一个产品或产业的竞争力来源于三个方面：生产要素成本、生产销售规模、技术水平。低生产要素成本是过去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创新是企业内生的长期的行为，那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优势就成为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了。

　　当传统要素积累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当企业内生的创新在短期内难言突破，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的发展，也许是未来降低交易成本、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优势的希望所在。

　　数字经济是什么？

　　首先，数字经济是一场交易成本的革命。如果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就会产生统一大市场效应——扩大市场范围并实现更有效的分工。

　　其次，数字经济是一场外部性革命。我们在消费的同时，产生的信息也可以为生产赋能。比如我们在美团上点外卖，这个消费行为对生产也具有积极影响。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外部性效应。消费产生数据，数据赋能生产。数字经济不仅为经济增长提升了新的生产要素，而且改变了生产组织模式。如果消费同时也是一种生产行为，那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当然就无限打开了。

　　未来，我们还需要对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的发展做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实际上，数字经济并没有超越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交易成本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创新的底层：统一大市场

　　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走向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这种转型，在法治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前提下，要素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建设是基础，数字经济将为这种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基础。

　　因为数字经济天生就能穿越传统市场的边界，没有太多的省际约束和地域层面的物理约束。从理论上来说，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交易成本和外部性，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

　　从交易成本角度看，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存在较高的贸易壁垒。在大航海时代，运输成本的降低是第一次划时代的交易成本革命。这种成本下降，使得市场范围迅速扩大，促进了分工和技术扩散，大幅提升了全球福利水平。中国也同样受益于这种全球化的分工，过去四十多年的成功就是因为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深度的全球化参与并没有带来中国国内市场的大统一。我们还有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在过去几十年，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东部地区独立外循环的体系。例如，上海生产的产品可能更容易卖到美国，而不是卖到国内其他省份。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说明国内贸易成本还很高。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看工业革命时期，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先有一个大体上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了较好的竞争力，再发展国际市场。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德国普鲁士的统一，日本中央集权后的明治维新，通常是先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和竞争力提升，再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对外扩张。然而，中国却是先对外开放，再逐步推动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为什么国内形成了如此高的贸易壁垒？我认为这确实与经济转型速度和路径有关。渐进式改革模式会导致不同地区之间产生贸易壁垒。改革开放前期，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试点、包干制、承包制、双轨制、试验区等政策不断尝试，这很容易使得地方政府采取本地保护的政策。

　　地方保护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渐进式改革如何产生影响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竞争是市场的核心理念，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过去取得的成绩有很大贡献。在没有相应的产业规制来规范“条条打通”时，省省竞争甚至县县竞争仍然是最好的选择，至少它是最不糟糕的选择。尽管竞争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要素和产品无法自由流动等，但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保持竞争仍然是必要的。

　　人口应该完全自由流动

　　我认为，对统一大市场本质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产业和税收等方面。统一大市场的本质应该是人的大市场。如果政策能够引导人的流动和相关的价值创造与社会保障的流动是统一的，只要实现了人这个要素的大市场，其他方面的发展也会随之而来，因为这个时候产业和税收都可以随着人的流动而变化。

　　过去的发展，我们都是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二元体制其实是在降低一部分人的福利，实现高储蓄高投资，在国际市场去发挥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在二元体制下，人口流动大进大出，发达地区只需要关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和纳税情况，而不需要负责他们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性支出。这样才给先行先试的地区腾出了财政盈余空间，去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二元体制结合特定的财税制度、政治晋升制度，使得地方政府都在关注产业、关注税收、关注人的价值创造，而忽视人的社会保障与人的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壁垒的形成，也没有真正形成人的大市场。

　　为什么东部地区能实现独立的外循环？为什么东部地区的国际贸易成本低于其国内贸易成本？因为这就是市场的现实选择，说明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更高。

　　当前的状况虽然正在改变，但推动力并不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取得明显进展、国内贸易成本明显降低，而是国际贸易成本的快速上升，使国内交易成本相对变低。

　　回到后续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我还是那个观点，这是个多方面制度综合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法治，需要央地关系的明确，需要财税制度的配合等等。统一大市场包括要素大市场、产品大市场等维度，但我认为最核心的还是劳动力的大市场，只有真正以人为本，比如，国家的投资从投“物”到投“人”，地方政府竞争从争“物”到争“人”，物随人走，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大市场与共享发展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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