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丹卡”传奇—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军用步枪（一）

　　东戎

　　伯丹步枪是俄罗斯帝国在1860年代后期研制并列装的第一支发射金属弹壳定装弹的军用步枪。它开启了俄罗斯以近代化方式自行批量生产步枪的先河，并见证了俄罗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殖民扩张历史，因此在该国枪械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影响力却与它高达350余万支的生产量不相匹配，使用范围也基本局限在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和地区，而且在它的身上充满了种种矛盾：例如，它的两个型号前后延续，动作原理却完全不同；它的结构与当时欧洲列强装备的同类武器相比，相对更为原始，但性能却相当优异，装备时间更是远远超过同期欧洲任何一款军用步枪；更鲜为人知的是，它的研制工作虽然由俄罗斯自行发起，改进过程甚至有沙皇亲自参与，但其设计却是购买的美国发明家的专利，而且其生产特别是国产化，都是在美、英两国最著名的枪械生产商直接协助下完成的……

　　两个俄罗斯人的美国之行

　　1867年初，两名俄罗斯帝国军官，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戈尔洛夫上校与卡尔·伊万诺维奇·古尼乌斯中尉受炮兵装备总局委派，跟随一个规模不大的代表团来到美国。戈尔洛夫上校是炮兵委员会常任委员，而古尼乌斯中尉则是枪械专家。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学习美国南北战争的军事经验，寻求武器装备特别是轻武器方面的先进技术，并尝试与美国军火厂商开展合作。

　　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启之际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战事。这场内战在军事和科技上，均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列宁语），在战略、战术、后勤等诸多方面，都首次确立起近代化的标准，并极大地推动了各类武器装备的更新迭代。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使用金属弹壳定装弹的后装线膛步枪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和使用，彻底取代了已经装备数百年的前装滑膛步枪，从而明确了轻武器未来的发展走向。战争期间派驻美国的欧洲各国军事代表，包括俄罗斯人在内，毫无疑问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将各式各样的新型枪、弹样品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欧洲主要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在施行大规模的军用步枪迭代计划，其中俄罗斯的内在需求更为迫切。这一需求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彼得一世凭借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全面向西欧学习，摆脱了拜占庭和鞑靼人的影响，使得俄罗斯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王位和彼得一世的衣钵，继续引入西欧文化，并通过对外征战，扩大了俄罗斯的疆土。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组成反法同盟，于1815年在滑铁卢彻底打败了拿破仑，使得俄罗斯最终成为欧洲大国之一。

　　但到亚历山大二世上台时，俄罗斯却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1853年，因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俄罗斯与法国、英国、撒丁岛和土耳其组成的联盟之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由于其父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倒行逆施，俄罗斯国力出现衰落。在这场战争中，与对手相比，俄军装备水平落后、后勤供应能力低下，加之军事思想陈旧和指挥无方，屡屡遭遇惨败，国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3月郁郁而终，俄罗斯被迫以放弃比萨拉比亚(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为代价，于1856年主动求和。亚历山大二世深受这一结果刺激，继任后一直致力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废除落后的农奴制度，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工业、重整军备，并积极向中亚和远东扩张，使得俄罗斯再度强盛起来，疆域版图也持续扩大。

　　此时的俄罗斯，正深刻地感受到装备落后所带来的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不仅来自于克里米亚战争阿尔马河战役中的切身体会，英、法军队装备的发射米涅弹丸的线膛步枪，相对俄军当时使用的滑膛枪来说，在射程上具备了压倒性的可怕优势。同时，这种感受也来自于周边战事的影响，1864年爆发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使用前装枪的丹麦军队同样被装备德莱赛针发后装枪的普鲁士人打得落花流水，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只用了8个月，便将丹麦势力彻底逐出了南日德兰半岛。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扩张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忌惮，与土耳其俨然已成为世仇，英、法、普、奥等列强在一旁虎视眈眈，战争阴云始终徘徊不去。为此，以亚历山大二世为代表的俄罗斯高层决意彻底改造帝国的整个武器制造和采购系统，从最常规的步枪开始，力图从原有的半手工的、零散的、封建式管理的传统制造方式，转变为广泛采用机器制造和科学管理制度的大规模、集中式的近代化生产体系。但延续了300多年的农奴制严重制约了帝国的工业和科技发展，长期貌合神离、勾心斗角的西欧各国也不可能主动提供其掌握的先进军事技术，从哪里才能打开突破口，是摆在俄罗斯人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使俄罗斯高层看到了希望。在这场内战中，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纷纷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人类自相残杀的效率，至少62万名士兵失去了生命。作为最典型的技术革新之一，就是战争期间前装步枪、纸（麻布）壳枪弹迅速地被各种形式的后装枪和金属弹壳定装弹所取代，无论是精度、射程和威力，以及便携性和使用方便程度，都成倍地提升，同时机械驱动的连发枪械更加实用，将战场上的火力密度提升到新高度。正因为如此，各种关于枪械、弹药的发明和新的生产方法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这一切几乎都是靠以美国为主的众多发明家和私营厂商实现的。在俄罗斯人看来，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极富机遇的新世界。更让人放心的是，当时美国同样不受传统欧洲强国待见，与俄罗斯也没有直接利害冲突，显然是寻求新产品并开展技术合作的良好伙伴。

　　时年37岁的戈尔洛夫上校对美国并不陌生。早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前，身为炮兵工程师的他就已经有过一次美国之行。在美期间，他对内战双方使用的轻武器以及军事工业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并就此撰写了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告。这份报告促使俄罗斯军方高层决定，将金属弹壳定装弹作为新一代轻武器的标准弹药，并尝试将现有的前装步枪改造为能够发射定装弹的后装枪，当然这只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最终还是要寻找一种性能良好的金属弹壳定装枪弹，以此为基础开发一款专为该弹设计的全新后装步枪，而且必须能够在俄罗斯国内自行大批量生产。

　　戈尔洛夫上校、古尼乌斯中尉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踏上美国土地的。与他们一同赴美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很快完成了任务，带着采购的加特林手摇机枪等新式武器返回俄罗斯。而戈尔洛夫上校、古尼乌斯中尉则留了下来，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设立了临时驻地。哈特福德是全美制造业特别是军火工业的中心，闻名遐迩的柯尔特公司就设在那里。柯尔特公司在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为了争取这笔可能的军火大单，为两名俄罗斯军官提供了种种便利，特别是允许他们使用公司的一些专业设备，对市场上的各种枪、弹样品进行测试。

　　戈尔洛夫上校、古尼乌斯中尉抓紧时间，对当时美国市场上能找到的10多种较为实用化的后装枪、弹系统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但其中没有一种能够完全达到预设的标准。好在柯尔特公司推荐的一种系统整体表现优异，测试结果相对比较接近，让两位俄罗斯人十分心动，这就是海勒姆·伯丹上校提交的方案。

　　伯丹上校其人和他的发明

　　海勒姆·伯丹上校时年43岁，他不仅是美国著名的神枪手，创造过多个远距离射击纪录，同时也是南北战争中令对手闻风丧胆的北军“神枪手团”的缔造者和指挥官，确立了狙击作战的基本原则。此外，他还是一位高产的工程师和发明家，先后发明了伯丹中心发火枪弹、多种伯丹步枪以及其他许多武器和配件。

　　所谓中心发火枪弹，是指火帽安装在弹壳底部中心的枪弹种类，是金属弹壳定装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此前流行的边针发火和边缘发火枪弹相比，中心发火枪弹更可靠、更便携、更耐存储，对武器的适应性更强，而且它的弹壳可以做得更厚更大，从而容纳更多发射药，使得大威力枪弹的出现成为可能。对中心发火枪弹的研究由来已久，1808～1812年期间，让·塞缪尔·保利设计了最早的中心发火枪弹，实现了弹壳、弹头、发射药和击发药剂的集成，但该设计中并没有专门的火帽。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发火枪弹，是由法国人克莱门特·波特于1829年发明的，但直到26年后才得到进一步完善。此外，本雅明·霍利尔、加斯汀·雷内特、查尔斯·兰开斯特、乔治·摩尔斯、弗朗索瓦·施耐德和爱德华·穆尼埃·鲍克瑟均对中心发火枪弹进行过改进，其中部分设计还形成了商业化产品。

　　伯丹对中心发火枪弹的贡献在于对击发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他将金属火帽作为一个单独零件，安放在弹壳底部专门设计的底火室内，底火室中间加工出凸起的火台作为击砧，与火帽的金属外壳共同作用，在受到击针的外部撞击时将底火药“挤燃”，火台本身带有与弹壳内部相通的小孔，以便底火药产生的火焰进入，点燃弹壳内部盛装的发射药。伯丹设计的这一系统没有任何外露或突出的零件，发火可靠，密封性好，适应不同的枪械种类，方便满足对口径和威力的差异化要求，而且必要时火帽可以更换，提高了弹壳的使用效率，因此得到了普及推广，很快淘汰了早期的各种中心发火枪弹，最终也取代了边针发火与边缘发火枪弹。时至今日，伯丹式击发系统在军用、民用枪弹中仍然十分流行。

　　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将传统的前装枪改为后装枪，以提高重新装填的速度，改善射手操作的方便程度，它们发射的既有早期的金属弹壳枪弹，更多的则是改进过的纸（麻布）壳枪弹，由外置的火帽击发系统点燃。伯丹也是这些先驱者之一，他设计的一款改装系统被西班牙采用，改造后的产品型号称为M1859/67西班牙伯丹步兵步枪，由奥维耶多兵工厂负责改造。这款西班牙伯丹步枪保留了原先的枪管和外露式击锤，但枪管末端改为“翻转活门”闭锁机构，发射同样由伯丹设计的采用中心发火金属弹壳的14.5×41mm凸缘枪弹。

　　在当时流行的各种改装系统中，伯丹的设计相对简洁，对枪身后部的改动较小，特别是配合他设计的中心发火枪弹，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属下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接到任务，要求以最高效和廉价的办法，将库存的数以万计的斯普林菲尔德前装枪改为发射金属弹壳定装弹的后装枪。工厂主管厄斯金·阿林拿出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伯丹的设计，并于1865年成功申请了名为“阿林转换系统”的专利，这种经过改造的产品被称为斯普林菲尔德“活门”步枪。不过，阿林和伯丹为此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专利诉讼之中。由于兵工厂具有政府背景，官司一直久拖不决，直到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做出有利于伯丹的裁决，而他本人早在两年前就已经与世长辞了。

　　伯丹在内战结束后，一直致力于推销他的改装系统，在将其设计应用到雷明顿、夏普斯等步枪上的同时，他也在设计一种全新的后膛步枪。在此期间，他与柯尔特公司进行了接触，进行了多次业务咨询，后者也十分看好他的方案。这也是为何柯尔特公司积极向戈尔洛夫上校推荐伯丹的设计，并且还承担了新枪从原型枪制造到后期量产等多项任务的原因。

　　就在戈尔洛夫、古尼乌斯在柯尔特公司的牵线下与伯丹开始合作的差不多同一时间，至少还有两款俄罗斯新军用步枪也在同步开发，一是M1856/69克伦卡步枪，二是M1856/69阿尔比尼-巴拉诺夫步枪，它们都是利用原有的前装枪改造的后装步枪，在技术上与伯丹等人正在开发的新枪并无直接“血缘”联系，实际上是由不同的俄罗斯或俄美合作团队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开发的，彼此是并行的关系。尽管它们在技术上和伯丹设计的新枪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三者确实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内被正式采用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俄军太缺乏新式步枪了，只能采取这种多头并进的策略。

　　1867～1868年，戈尔洛夫、古尼乌斯与伯丹合作，利用柯尔特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测试条件，对新枪的设计方案进行了多轮改进，不断提高其性能，据说仅结构改动就达25处之多。其间，他们还定期与公司方面会晤，就需要完善的细节及生产上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戈尔洛夫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伯丹起先将新枪口径设定为4.5线（线是早期俄罗斯长度计量单位之一，相当于0.1英寸，4.5线等于0.45英寸即11.43mm），而戈尔洛夫提出将其进一步缩小为4.2线（4.2线即10.67mm，实际上其口径精确尺寸为4.23线，即10.75mm），以适应军用步枪口径减小的趋势，所以伯丹的新枪也成为当时“小口径”（相对于传统口径而言）步枪潮流的引领者。

　　1869年1月4日，俄罗斯帝国决定正式采用伯丹的设计，并命名为“4,2-линейнаясрелковалааианравкаобризца1868года”，即1868年型4.2线步兵步枪。该枪也被称为M1868俄罗斯伯丹Ⅰ步枪或№1步枪、1号步枪，以区别于其后继型号。俄方还从伯丹手中买下了与新枪相关的全部专利，包括自行制造的权利。但俄罗斯国内当时还不具备生产新枪的条件，所以首批3万支伯丹步枪全部从柯尔特公司订购，作为对该公司在新枪研制过程中给予支持的一种回报。正因为此，在美国也将该枪称为柯尔特-伯丹步枪。同时，俄罗斯还从位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美国联合金属弹药公司订购了750万发与之配套的10.75mm伯丹枪弹。

　　这下戈尔洛夫上校又有了新任务，他被要求继续留在美国，监督订单的生产和最终验收。有意思的是，由于他对武器质量的严格要求，这批柯尔特公司生产的伯丹步枪的质量控制达到了可谓严苛的程度，包括零件互换性在内的多项指标都比预定的标准更高。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戈尔洛夫对后内战时代美国武器工业质量标准的重塑起到了意料之外的重要作用。更有一部分专家始终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后世文献中只称该枪为伯丹步枪，是埋没了戈尔洛夫作为新枪的联合设计者、重要改进者及质量监督者的功绩，应该将该枪更名为伯丹-戈尔洛夫步枪。（待续）

　　编辑/曾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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