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嫦娥奔月”的演变

　　文｜杜明明

　　关于上古神话传说“嫦娥奔月”的记载，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记录是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战国秦简《归藏易·归妹》卦辞中载：“归妹曰：昔者恒我窃毋死之药于西王母，服之以奔月。”从中不难发现，“嫦娥”起初被称作“恒我”。

　　“恒”古从月，表示上玄月渐趋圆满；“我”表示兵器；“恒我”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与月有关的兵器——子宫。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影响下，“恒我”与更古老的女娲混同，“恒我”成为女娲的变体，她们均是先民心目中反映子宫和生育的生命之神。

　　上古时代，男人与不死之药无缘，掌握不死之药就等于掌握了宗教大权。“恒我”作为代表着女性的兵器，不甘心宗教权利易手，而“恒我”窃药且奔月反映了父权替代母权时男女间的决裂、斗争和反抗。另从古音上考察，女娲的“娲”音呙，古韵属于歌部，与我、娥同部，娲、娥叠韵对转，可通用，女娲实际就是女娥，于是“恒我”后演变为“恒娥”。

　　至西汉，“恒娥奔月”的故事情节日趋丰满，如在马王堆汉墓帛画上方左侧绘制有一轮镰刀型弯月，弯月下方则有一位人兽合体的女子作奔月状。据《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等著）卷六“览冥训”记载：“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逵吉校云：“逵吉按姮娥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姮，文选注引此作常，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疑意林是也。”再结合河南南阳市西关汉墓的“嫦娥奔月”汉画像石，可见汉代人身蛇首的女娲和恒娥的形象并未完全分化开。

　　逵吉所言“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是刘安所处的汉文帝时期，汉文帝姓刘名恒，为了避文帝讳，又因为“恒娥”使用频率较高，所以使用避讳手段最为普遍的“改字”（还有如空字、缺笔等方法），故将“恒”称作“姮”。

　　关于嫦娥的雏形，还流传有《山海经·大荒西经》里的月神常羲，她是黄帝曾孙帝俊的妻子，羲、娥在古汉字中音形相同。有趣的现象是，在南阳汉画像石上捧月的常羲也是人首蛇身。另有说她名常仪，是东夷部落中娵訾氏的女子，该部落擅长占月，而仪，古音从我，读娥。

　　《世本·帝系篇》云：“帝喾下妃娵訾氏之女”，帝喾即帝俊，帝喾之妻常仪与帝俊之妻常羲实则一人，又称尚仪。《吕氏春秋·勿躬》载“尚仪作占月”，毕沅注“尚仪即常仪”。又据《说文解字注》记载“恒”“常”均属于十部，而“恒”与“常”意义相通，所以“恒娥”多称作“常娥”。

　　或许是受到“姮”字及其偏旁的影响，人们根据“常娥”的性别，在“常”的左边加上

　　了女字旁，于是“常娥”又被写作“嫦娥”。后来，由于“恒”字反复重名犯讳，在唐代避穆宗李恒讳，又在宋代避真宗赵恒讳，于是，“恒娥”这个写法逐渐减少。

　　宋代涌现出大量文人，但是在政治、经济改革中，文人学士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地位，他们的人生观也逐渐改变，内心开始产生失意、彷徨、郁闷的情绪，便在“嫦娥”的形象中找到了精神的契合，对“嫦娥奔月”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宋人中秋赏月玩月沿袭唐人的风气，写下了许多好诗好词。随着儒学复兴，文人心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嫦娥”的身份地位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嫦娥奔月”的故事内容也有了进一步拓展，人们更愿意把对于月亮的美好向往和“嫦娥”的美丽可爱结合在一起，加以歌颂和赞美。在华夏民族传统阖家团圆的中秋节俗里，“嫦娥”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古有“嫦娥奔月”神话，今有“神舟”问天、“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组网……中国人对太空的想象和好奇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