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一声天下白

　　林海音

　　卖豆腐的声音仍像二十年前一样，天刚亮把我从熟睡中喊醒。我猛地从床上起来，跑到临街的窗前，拉开窗帘向外张望。

　　“要买豆腐吗？”床上正在看早报的人说。

　　“不是。”我摇摇头，“我是要看看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儿。”

　　二十年来，许多声音从这一排临街的窗子透进来。睡在榻榻米上的日子，偶然有车子从窗前的巷子经过，那声音就好像车子从你头上轧过去一样。卖豆腐的妇人是最早的一个，她应当是和我家墙头上的牵牛花一样，都是早起的，但是她没有牵牛花清闲。牵牛花拿紫色迎接太阳，她是灰色的——别误会，我不是说她的人生是灰色的，只是她的衣服罢了，一个勤勉的妇人，为了一块钱一块的豆腐。把那种幽扬的调子一声声传到你的耳根：“卖豆腐啊！油车糕豆干！”晨起的第一声，听了二十年了，你没有照顾过她一次，临去之晨，总要和她相识一下吧！

　　这排窗，我管它叫“感情的窗”。今早我从窗里看到的，不只是卖豆腐的妇人，也有收酒干的，也有卖粽子的。算卦的瞎子也过来了，仍是手扶在儿子的肩头上。儿子长得很高了，穿着西装，梳着齐耳根的长发，脚下是一双高跟的男皮鞋。谢雷的打扮嘛！可惜他的爸爸看不见，他的妈妈虽然不是瞎子，但也早已弃此人生，弃这一家而走，更看不见。那个哥哥还是弟弟呢？他在哪儿？怎么没跟来？

　　曾经有过全家人拥着这位户长出来算卦的一段日子。那时，瞎子还是瞎子，穿着一身极破旧的裤褂。太太很年轻．却未曾有过花开的美日子。她的衣服更破旧。不必写“悦己者容”吧，头发是蓬乱的，脸上因为串大街小巷串得油亮的，很瘦弱的样子，这样的她，我却眼见她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全家人出来的时期，该是他们最美好的日子吧！算卦的丈夫，像女人那样背驮着小儿子，大儿子坐在竹车里玩耍，母亲一手推着小竹车，一手携扶着背了小儿子的瞎丈夫。她不美，小嘴瘪瘪的，更造成了她的早老的样子。但是她的脸的表情总是和蔼的。这样的日子，看见这样的脸色，你不是同情她，而是敬重她了。对面阿森的妈妈最信服这个算卦的，常常把他们请到门前的石墩子上坐下来，然后开始算卦。不知道他是怎么掐、怎么算的，但见阿森的妈妈，很认真地听着，叫阿森给瞎子倒茶水。这一卦的价值，有时是几碗米，有时是几张小钞票。

　　孩子们年年长大，瘦弱的妈妈不必跟着携扶了，这职务由儿子来承担。五六岁就跟着爸爸出来了，不，是爸爸跟着儿子了。瞎爸爸一手扶在儿子肩头上，儿子则是一手拿着弹弓橡皮筋什么的在放射，但是他从不离开父亲一步。你看，他从五六岁，七八岁，九十岁，到今天，像谢雷那样的打扮了，有十六七了吧！虽然摆的是青春少年的架势，但仍不离开父亲一步。母亲几时死去的？好几年前就听说死了。这妇人的一生快乐吗？很不甘心地死去吧？一定还舍不得离开瞎了的丈夫、幼小的儿子。

　　收买酒干报纸的，近日成群地过来，搬家的人很多的缘故，但是我总不能忘记最诚实可靠的那个。

　　许多年来，都是把家里的旧报纸和瓶瓶罐罐的卖给缺了门牙的那个。他每次来，都是很诚恳地用他的秤一边称着一边说：

　　“我的秤头是没有错的，做生意就要老实，一点儿都不能乱来。”

　　我很高兴，我说：“是的，旧报纸不是值钱的东西，我也不是在乎那一毛两毛的，但是，如果不诚实地称，真让人生气，我最厌恶不诚实。”

　　生意做得很顺利，个把月，他来一趟。他喊的声音是深沉的、老练的、稳重的。我家的报纸和旧杂志太多太多了，十几种报纸和三十几种杂志。每次他来，都说：“我的秤头没有错……报纸有很多剪了的，也没关系……”

　　我也有些歉意，蝇头小利，是多么不容易。我说：“剪了的，就不要算秤，扔在一边好了。但是我的杂志是崭新的。你看，你看，你论斤买了去，到旧书摊就是起码一块一本呢！”

　　忽然有一年，阿绸心血来潮，把报纸称了称。我家没有秤，她是怎么去称的，我也不清楚。然后，诚实的人来了，他又说：“我的秤头没有错……”阿绸从身后拿出了另一根秤，揭发了他十年来的不诚实。

　　好可怕的一刹那！最小的事情，最少的利润，变成了最大的骗局。这样的局面，比面对一个抢劫的强盗还令人尴尬吧！那时的心情，感觉到的是受了侮辱，而不是欺骗。

　　此后，很多日子．那个深沉、老练、稳重的声音，不再从早晨的窗子透过来。我偶然老远地在巷头看见他了，他就绕道而行。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报纸和杂志堆得把那块地板都压凹下去了，没有勇气再叫另外收买报纸的，觉得彼此诚实是一件困难的事，又觉得一向信任的事突然扭转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和阿绸很想把这件事忘记，我们很希望他再敲一敲我们那扇友情之门，如果他再说一次：“我这回秤头没有错。”我们一定会相信他，一定会说：“快拿去称吧，堆得太久了。”但是他自那以后并没有再出现。

　　（三月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胡同里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