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最早迎接年的，不是灯笼、春联和爆竹，而是年画。
我家贴年画总是在腊月二十七或二十八的晚上，这是全家人都要参与的一项快乐的劳动。我们把炕擦得又光又亮，将从城里书店买来的卷在一起的年画在炕上展开，随着一股芳香的油墨味飘扬而出，年画那鲜艳的色彩也就扑入眼帘了，让人仿佛在瞬间看见了春天。
我们一张张地欣赏着年画，议论着该把它们贴到哪个屋子的哪面墙上。通常来说，大屋中的北墙是贴年画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这面墙最为宽大，而且由南门进得屋子，最先看到的就是这面墙。还有，大屋的炕上住的是父母大人，他们躺在炕上，抬眼就可看到对面的北墙。不过在选择北墙的年画时，爸爸和妈妈常常意见不一。爸爸喜欢那些故事性强、笔法细腻灵动、色彩雅致的，如《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妈妈喜欢那些富有民间传奇故事色彩并且印有吉祥图案的年画，比如杨柳青年画，那里面要金麒麟有金麒麟、要荷花有荷花、要鲤鱼有鲤鱼、要寿桃有寿桃，这就很符合妈妈的审美观、理想观。
我们姐弟三人在他们意见相左时是做评判的。弟弟由于跟爸爸妈妈睡一铺炕，就很有发言权。他要是相中了哪一张，就拿着图钉往北墙摁了，而那基本是些舞枪弄棒的古装画，这遂了爸爸的心意。妈妈却不是很高兴，但大人过年原本就是为了哄小孩子，妈妈也就不说什么，赶紧折中拣上一张《猪八戒背媳妇》挤上去，使那原本金戈铁马的画面有了点喜庆的气氛。我和姐姐住的屋子，张贴的基本是那些胖娃娃与花朵的年画，画的四周又往往环绕着红牡丹和“福”字，看上去热闹而俗气。
年画被分派好位置以后，各就各位就很容易了。通常是父母一手拈着画的一角，一手拿着图钉张贴，而我们坐在炕上帮他们看画与画之间对得齐不齐。我们的眼力有时也出问题，待画贴好了，从炕上跳到地上再仔细一望，原来贴歪了。于是，大家就在笑声中重来，这更让人感觉到年味的浓郁。
那时我们一家人最喜欢的娱乐，就是晚间聚集在大屋的炕上打扑克。我们只穿着背心和短裤，围成一圈。谁输了，谁的嘴唇上就会被粘上一张纸条做的白胡子。我爸爸暗中总是给我们让牌，所以每次都是他挂的白胡子多。
我们在年画下打扑克时，还喜欢从菜窖中取出一个青萝卜，把它洗净后切成片，当水果吃，所以我们家的牌局可称为“萝卜牌局”。口中嚼着脆生生的萝卜，手里握着一把扑克牌，这日子已经足够滋润的了，偏偏还要有锦上添花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蟋蟀的叫声。我们管蟋蟀叫“蛐蛐儿”。蛐蛐儿常常在我们打牌的时候，在灶房发出清丽婉转的叫声，好像在为我们伴奏。因为蛐蛐儿的学名叫“蟋蟀”，我们那一带的人依据其中的那个“蟋”字，把它和“喜”字联系到一起，所以蟋蟀的叫声就是吉祥的象征了。我打扑克的时候一听到蟋蟀叫，就忍不住要看一眼年画，好像蟋蟀蹦到了年画上，并且要从年画上跳到我的肩头似的。
所以，我回忆起年画，最先出现在脑海中的并不是色彩，而是声音。那笼罩着蟋蟀叫声的年画，虽然早已飘零了，但今天的蟋蟀仍然会在寂静的夜晚，用它那令我们无比熟悉的歌喉，把三十年前的夜晚给我们叫回来。
（新华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我的世界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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