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

　　黄德海

　　一

　　爱因斯坦《论古典文学》里写道：“有的人只看看报纸，最多也不过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这种人，在我看来，正像一个极端近视而又不屑戴眼镜的人。他完全依从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因为他从来看不见也听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到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

　　如果只读当代作品而不读经典，价值观形成会受限于时代的偏见和风尚，人的思想容易变得单薄，经不起复杂社会情形的检验。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接下来要追究的是，经典提供了什么特殊的东西，让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还是用爱因斯坦的话来回答吧，“一个世纪里，具有清澈的思想风格和优美的鉴赏力的启蒙者，为数很少。他们遗留下来的著作，是人类一份最宝贵的财产”。

　　这些宝贵的财产经过人世淘洗，穿透了时间来到我们眼前，却又带着过去时代的气息，因此远比流行读物丰富深厚，我们能从中吸收的营养也就多太多了。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中说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怎样读经典呢？很难。一种是认为自己比作者高明，可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甚至批评作者。这是把作者当对手，换来的是双方的胜负关系。一种是认为作者的用心没办法弄明白，读的人只要从书里找到适合自己发挥的东西就行了，用不着深入追究作者本人的意图。这是把作品当材料的方式，导致的是经典和普通作品没什么两样，人类能够达到的某些高度就在这里被消泯了。这两种方式，读前读后，虽然好像多出了点什么，但读的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不会取得较大的进步。

　　还有一种读经典的方式，就是读出每一部书的意义来。深入一点说，这种方式是努力摸索作者的用心，尝试像作者那样来理解作者。这样的阅读方式，就不是研究（learn about）一本书，而是学习（learn from）一本经典，把经典当作老师来对待，以此来检验自身的局限。我们读经典，恐怕就是为了学习吧，用经典来校正自己的平庸和狭隘，开拓我们的视野和心胸，希望有机会跟着作者走向更深更远的地方，看到更独特更壮丽的景致。如果读来读去只不过读出来一个自己，那读书的益处恐怕也就非常有限了。

　　经典虽然精深优美，但因为涉及的问题复杂多样，阅读的难度也随之增强，这怎么办才好呢？法国哲学家阿兰提到过克服困难后的收获：“艰难的问题，给人的快乐更强烈。就如读一本钢琴曲谱吧，开头的几课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它首先要求懂得耐烦。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可能使学生像尝蜜饯那样尝一尝科学和艺术的味道。人是靠辛苦的陶冶而成其为人的。他必须自己去赢得自己的真快乐，他必须自己配得上这快乐。先付后收，这是规律。”为了更强烈的快乐，是不是值得试试克服困难呢？这个克服的过程，需要耐烦，也需要辛苦的陶冶。

　　经典虽然精深优美，但因为涉及的问题复杂多样，阅读的难度也随之增强，这怎么办才好呢？在《书读完了》里，金克木列举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基本经典后，接着谈到的便是阅读的难度：“一个大问题是，这类浓缩维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也难得密码本。”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有克服困难的捷径，不过金克木给出了一个克服困难的方案，认为阅读经典需要入门向导和讲解员：“入门向导和讲解员不能代替参观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诉他们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来的东西。我以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我这次有意把刚刚写完的《史记》文章再写一遍，就是想试试看，能否换个方式，试着充当一下这样的入门向导。

　　二

　　起码现在来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经典，这没有什么疑问吧？不过，《史记》经典地位的确立，是经历过一番波折的，甚至差点没能好好传下来。或许，这就是很多伟大作品的命运吧，要等不短的一段时间，环绕杰作的耀眼光芒逐渐消退，后世才能将其辨认出来。尼采《敌基督者》前言里写过这个的意思：“本书属于极少数人。这些人中也许已经没有谁还活着……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混同于今天已经长出耳朵的人？唯有明天之后才属于我。有些人死后才出生。”不管怎么看，司马迁大概算得上死后才出生的人。

　　最早在著作中评价《史记》的，是晚生于司马迁近百年的扬雄，他在《法言》中说：“或曰，《周官》曰立事，《左传》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这里的《太史迁》，指的就是《史记》，与之并列的是经书《周官》和《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东汉桓谭则在《新论》里说：“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说学识广博的人著书，只有司马迁包罗万象，其余的卑卑不足道。稍晚于桓谭的王充，也在《论衡》里大加赞美：“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所有的汉代著述，只有司马迁和扬雄堪称浩瀚的黄河与汉水，其他的不过是规模小很多的泾水和渭水。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扬雄比较性地提出了《史记》的实录特色，但上面三个人并没有说这是一部历史书，后两者更是笼统地称之为“书”。到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才把《史记》的“实录”和司马迁的“良史之才”联系起来：“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称赞《史记》擅长讲述事情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秉笔直书，记事经得起核实，不凭空赞美，也不掩饰过错，所以称作实录。这里说的实录，跟扬雄本来的意思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是对历史书的评价基点了。

　　两汉之后，人们对《史记》的评价越来越高。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几乎重复了班固的话：“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到隋代，《史记》在某个范围内的传授已成惯例，如《隋书·儒林传》云：“（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到唐代，不用说韩愈、柳宗元这些文章高手的推崇，官方也把《史记》列入考试项目，“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其经典的地位已然相当稳固。自此之后，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史记》的重要性。

　　如果非要给《史记》一个经典序列中的明确位置，我认为，宋代郑樵《通志》总序的话最有代表性：“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也就是说，除了作为经书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外，《史记》不只是排在传统历史著作的最前面（二十四史之首），而是要排在整个中国经典序列的最前面。

　　《史记·孔子世家》赞语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司马迁读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大体讲过了《史记》经典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也初步意识到了《史记》的卓越，是时候来想一想，写这本书的司马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

　　三

　　了解司马迁的基本生平，目前最为可靠的差不多只有两篇文章，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是《汉书·司马迁传》。大家更熟悉的《报任安书》，就收在《司马迁传》中（后来《文选》也收了，文字微有差异）。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给出司马迁的具体生年，甚至连司马迁字子长也没有相关信息。后世能够推断司马迁生年的重要材料只有两条，可惜这两条材料给出的数据相差十年，因此，目前司马迁的生年有两说，一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一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至于司马迁的字，则因为扬雄、张衡、王充都在作品中提到过，才没有太多的人怀疑。

　　有意思的是，尽管《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传记都没有写到司马迁的生年，但他们的起笔，都相当自然地追溯了司马家族的世系起点，也就是回到司马氏很早很早的祖先那里——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把司马家族的世系定在颛顼时期，乍看让人觉得奇怪。虽然颛顼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位列第二，但司马迁确定的记述起点是黄帝，所谓“余述历黄帝以来”，为什么不索性选黄帝时期作为自家世系的起点呢？既然选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司马迁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颛顼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历史来说无比重大的事，那就是“绝地天通”。司马迁熟悉的《尚书·吕刑》中说：“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颛顼命令重和黎隔断人跟“天”的沟通，于是灾难不再降临。这里的绝地天通，不是说颛顼之前人真的能登上天去（后来很多人这样认为）。隔断人跟“天”的沟通，也并不是说地上的任何人此前都可以直接跟“天”沟通，而是当时拥有丰富知识的“巫”（在地上的人这一边），不能再随意跟“天”沟通。

　　巫的意思经过很大的古今演化。现在提到巫，几乎都是降神通灵之类的迷信之士，但古代不是这样。越早期的巫，拥有的就越是至高的权力和让人崇敬的文化。用陈梦家的说法，“古者宗教领袖即是政治领袖”，或者用李宗侗的说法，“最初无所谓政权教权的分别，王即是巫”。也就是说，早期的巫和王是一体的，形成的是巫—王统一体。

　　同时，巫也掌握着近乎全备的文化。童恩正说：“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疑难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来的独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医学、法律、农技、哲学、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歌咏、音乐、舞蹈、绘画、神话传说等等，当时都是由巫所掌握。”这个意义上的巫，很像一个部落乃至民族的基因储存器，包含了后世文化发展的各种萌芽。

　　在所有文化中，巫最需要精通的是天学，也就是跟天相关的知识。天学为什么重要呢？从具体来看，如金克木所言：“仰观天文就可以俯知人事。这是古人无论上等人下等人读书不读书都知道的。因为离了天就不知道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算不出日、月、季、年。”从跟人的关系来看，“古人将人间投射到天上，但同时也是将天上投射到人间。不仅是日食、彗星等灾变天人相应，如《汉书·五行志》中的大量记载，由天象也可以想到人间”。如此重要的知识，作为全备文化体的巫，当然要首先掌握。

　　巫—王既要沟通天地，又要管理社会事务，人群范围小尚堪应付，一旦涉及的区域扩大，这个统一体便无法很好地完成工作，势必需要分离。王当然不会让很多巫来掌管跟天有关的事务，那会降低他的人间声望。于是，上面提到的“绝地天通”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巫不准再妄测天意，但王也不能全然放弃拥有极高权威的天学专门人士，因此特许某些人仍可以沟通天地。颛顼特许的人，正是司马迁追溯的祖先重、黎。这一族历代掌管天学相关的事务，虽然遭遇过中断，但总体上到商代还算是“世序天地”。

　　四

　　有个疑问不得不提，司马迁作为现在几乎最知名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把自己的世系追溯到跟天学相关的人（“巫”）身上去？后来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迁父子，追溯的祖先不更该跟历史记载之类的职业有关吗？史的“记事者也”身份也更符合他们的起点，远绍重、黎有什么特殊理由呢？不用太着急，《太史公自序》接着上面那段话，马上就讲到了“史”——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司马家族走过传说时代，来到了记载渐渐清晰的周，有名于当时的是程伯休甫。程伯休甫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周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期间，《诗经·大雅·常武》写到过他。或许就是这个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去了家族世代相守的职掌天地之官，变成了主管武事的大司马，并自此以官名为氏。程伯休甫去世后，司马家族的人不再继任司马，于是重操旧业，“世典周史”。不过，另有一种兼备的情况，如《史记索隐》所言，“司马，夏官卿，不掌国史，自是先代兼为史”。也就是说，即便在程伯休甫担任大司马的过程中，司马家一直有人熟习旧业，从未离开史官的位置。

　　那么，史官究竟做些什么呢？众多说法中，影响最大的是《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在许慎看来，“史”并非指史书，而是指史官，正是记录者的意思。那么，史官真的只是抄写抄写历史记录，记载记载当下发生的重要事情吗？根据各种传世材料，陈锦忠将史官的功能分为两类十八项，跟天事相关的有神事、祭祀、祝告、卜筮、历数、天象、灾祥、丧礼，跟政事相关的有册命、聘问、约剂、刑法、盟誓、征伐、籍田、射事、典藏、谱系。戴君仁化繁为简，将之概括为五类，即司祭祀、掌卜筮、管星历、司册命、记事。无论用上述的哪一种分类，记事都只是史官功能的一种，占不了太大的比重。

　　把前面提到的各种职能合起来看，差不多就会发现，史官几乎承担了所有与文化相关的职能。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测——起先，巫是总体性的文化集合体。巫—王（政—教）分离之后，巫是总体性的文化司掌者。巫的功能进一步分化，后世所称的各类官吏如士、史、工等就逐渐衍化出来，如李宗侗所言，“最初的官吏皆出自巫，等于最初的政权是出自神权一样”。史官与其他官员一样，来源于政教全备系统中的巫。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至东周时，其职务仍与巫难有所分。亦即说，史与巫祝同时掌理天人之间各种事务。若往前推，史之职务，只能与巫祝更近，且更进一步”。史官既然可以与巫并举，其职能几乎涉及所有的文化形态，也就不让人奇怪了。

　　不妨重复一下前面的话——史官处于巫再次分化之后的首要位置，几乎就是巫全备文化系统的继承者。随着时间推进，史官的职能逐渐减少，地位也一步步下降。虽然无法把这个过程准确到代地描述出来，但仍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如李宗侗所言：“史之初义为史官，而其职权凡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政权教权，最初之职务也。……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与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盖时代愈后史官之权愈小，愈古权愈广，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谛。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极尊，而后转卑。”如果没有看错，司马谈、迁父子恰恰处在史官地位由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由尊转卑的速度正在加快，地位早已无法跟自己无比受人尊崇的先祖相比。

　　五

　　从以上情形推测，司马迁追溯世系起点的时候，对自己祖先曾职掌天学或作为史官，肯定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否则，他怎么会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功臣时，以竹符为信证，剖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这是“剖符”。丹书则是帝王赐给功臣享有免罪等特权的证件，可以世袭。作为太史的谈、迁父子呢，已经类似“卜祝”也即负责占卜和祭礼的官，几乎要跟倡优并论，连流俗的人都看不起。

　　不过，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或许看惯历史兴衰的司马迁早已波澜不惊。追溯完自己的祖先，他调转笔头，开始回顾自己更近的家族统系。这是一个更为具体、恐怕也更为让人起盛衰之感的过程——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惠襄之间，也就是周惠王（前676－前652在位）、周襄王（前651－前619在位）时期，已经是春秋时代。当时变乱经常发生，子颓和叔带的叛乱就是其中较大的两次。作为中央官员的司马家族受到波及，他们只好“去周适晋”。去了晋国的司马家族，情形每况愈下。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卒，随会入秦迎接作为人质的公子雍继位，司马家的人一同出发。没想到，派随会入秦的赵盾改了主意，决意拥立公子夷皋，发兵阻挡公子雍回归。随会只好奔秦避难，后来又曲折地回到晋，任中军统帅。跟着随会至秦的司马氏，却没有这样幸运的戏剧性转折，他们奔秦后再也没有回去，定居在秦的少梁（今陕西韩城一带）。跟随会奔秦的司马氏，正是司马迁一族的本支。

　　写过文章的都知道，涉及总体性的问题相对容易，一旦涉及岔路，很多时候就困难重重。司马迁交代完这些，忽然笔锋一转，写起（相对自家这支来说的）司马氏旁支。分散在卫国的一支，曾有人做过小国中山的相。去赵国的一支，或许是受到程伯休甫的鼓舞吧，习于武事，“以传剑论显”。传剑的这一支，后来有一个很知名的司马蒯聩。接下来，文中穿插了几位在秦的司马家族人物，然后又回到蒯聩，其玄孙司马卬，在秦末成为陈胜部下武臣的将领，经略殷的旧都朝歌。秦灭，诸侯争相称王，项羽封其为殷王。

　　文中再次提到司马氏入秦的一支，也就是司马迁这一族，离随会奔秦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这次出现的耀眼人物，是跟赫赫有名的张仪争论的司马错。秦惠王准备伐蜀，张仪说“不如伐韩”，司马错则站在惠王这边。惠王让司马错带兵平蜀，果然也就成功了，便让他留在那里镇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手下，曾跟他一起坑杀降卒。等到他们凯旋，却被秦王赐死。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始皇时主管铁产的官员。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是掌管长安四市（集市贸易）的市长之一。

　　自周至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司马家族都有相对杰出的人物，几乎覆盖了显性的文化板块。这样写，是否表明《史记》涉及这些领域的合理性呢？很难说。时间很快来到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这里，虽然司马喜没什么特别的表现，但对司马迁来说，起码曾祖和祖父的葬地，已经有了明确知晓的地点。接下来，将是司马谈、迁父子的舞台了。

　　六

　　司马迁写自己家族，从周宣王到汉初，其间六百年，人物众多，却只用了不足三百字。那些书写之外的巨大空白，像充满诱惑的歌声，吸引着善于思考的人去破解其间的秘密。如果一个人心中有条完整的文化长河，他写下的每一处文字，都应该是这条长河的全息影像，收起来仿佛是断续的片段，展开就是万里长卷。或许，司马迁心目中就有这样一条长河吧，我们没有足够的智识去复原他心中绵延的流水，却也不必为文字的简省苦恼，就跟着时代的变化，把看起来破碎的一切，重新拼成一条长河如何？像司马迁写到父亲的师承，也不过是寥寥数笔，却显现为某种文化整体——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即便写到自己的父亲，司马迁也只交代了他的任职情况，也就是他们父子相继的官位，重头戏是说明司马谈的学问来源。有意思的是，这一来源的首要位置，给的是唐都。结合司马迁对家族世系起点的追溯，唐都的位置非常重要。据《史记》记载，唐都既能夜观星象，又能精细测定二十八宿之间的距离，并曾经参与国家级的历法制作，其天文历法之学当然是一流水准。除了是司马谈的老师，唐都还跟司马迁一起参与了太初改历，应该是高寿之人。

　　接下来写的，则是司马谈的易学传承。《史记·儒林传》：“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这条线索，看起来非常整齐，但自商瞿至田何，中间缺了五代。汉兴之后，原属齐国的田何迁到长安，自此才真正有了连续记载的易学传承，路线是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杨何传司马谈。易学是中国传统中最关注整体的学问，或许正因为谈、迁父子有此传承，才有《史记》的伟大成就。

　　再接下来，是学习“道论”，也就是道家理论，传统称为黄老之学。《史记·儒林传》，记下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黄生说，历史上的商汤和周武王并不是受命，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则认为，桀纣不得民心，汤武则是天下归心，当然是受命。黄生随后指出，桀纣是君，汤武是臣，既如此，诛其人而代其位就是弑。至此，讨论还在学术范围内，接下来辕固生的话，引入了高帝代秦这一汉的立国合法性问题，就不免有些生死相搏的意味了。明智如黄生，到这里就应该明白，对话已经没法继续（同意这说法是自己立论失败，反对这说法则表明汉家也是弑）。审慎的汉景帝也没有轻易表态，只以马肝为喻，制止了这场争论。汉景帝提到马肝，是汉代时认为马肝有毒，吃了的人容易中毒身亡。在历代君王里，景帝应该算处事相对温和的，否则，黄生的性命当时大概就堪忧。

　　七

　　天官之学、易学和黄老之学，几乎可以说是司马迁父子当时最根本的学问。前面已经说过天学的重要性，易学因为关涉整体也极为重要，即便被称为道论的黄老之学，在当时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时候，还没到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时期，汉代宫廷更为推崇的是道家的休养生息之术。更何况，司马谈跟随的老师，几乎是这三门学问中的顶尖高手，他能获得的教益应该是非凡的。不过，没有人开始就能直接学习这样高深的学问，即便天赋异禀如司马迁，也得从最简单的地方起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继前面的“司马氏世主天官”和“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之后，司马迁再次提到天官。太史公的主要职能，不是具体地管理百姓，而是更多地跟天相关，要根据天象运行对历法提供专业意见，要清楚祭祀及各项重大礼仪的宜忌，还要记录国家的阴阳灾异。看到这里，我们大体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司马迁要把自己家族的世系追溯到绝地天通时的重、黎，也就明白为什么他会把唐都作为其父师从者的第一位了。接下来“有子曰迁”，虽然有意借用了《易经》“有子考无咎”（有子能成就先人之业），但司马迁显然没有神化自己。

　　上面已经提到过，司马迁不但没有写到自己的生年，也没有写自己的表字，不过，好在他提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龙门。《括地志》：“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按：经过）黄河，夏禹所凿者也。”《三秦记》：“每暮春之际，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化为龙。”对文献和传说都有兴致的司马迁，应该熟悉上面的说法吧？不管是圣王大禹，还是鱼跃龙门，是否都隐含着司马迁对自我的某种期许？这个对自身满怀期许的人，孩童时期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牧，也就是从事耕种和畜牧。我自己更感兴趣的是，司马迁童年时的教育是怎样的。非常可惜，除了“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七个字，他没有给我们任何多余的材料。

　　秦汉时期，中国的蒙学教育已经有教材、有组织，家庭教育也初步定型。当时儿童的学习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识字，一类是算术及其他基础知识。当时较通用的识字教材是《苍颉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共收三千三百个常用字。此篇开首谓，“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谨慎敬戒”，教材的特征非常明显。除用通行隶书写就的《苍颉篇》，司马迁应该还需要学习用大篆书写的《史籀篇》，甚至还要进行更复杂的认字和书写训练。后者并非当时的通行教育，更多是作为史官的职业所需。

　　识字之外，当时的儿童还需要学习其他内容，如计时、算术、地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有“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句，注云，“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石声汉《校注》中说：“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九九》是算学初步，仅仅书写不够，必须领会、熟练。”近世发掘的简牍中，九九乘法表和习字材料往往同时出现，正说明汉代初级教育识字和算术并行的事实。司马迁成年后能够参与改历，并留下推算精密的《历术甲子篇》，算术基础应该不错，否则难以具备历法推步所需的较好的计算能力。

　　初步教育完成，就进入了较为高级的学习，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王国维认为：“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子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也就是说，司马迁所谓的“古文”，是以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古书。郑慧生也说：“这古文，是诘屈聱牙的上古典籍，不通过口语化的训释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在古文训释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典籍中的主要部分，不是古代的文书资料，而主要指已经逐渐形成的经典。

　　通过上面的综合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十岁左右，司马迁已不再局限于学习用“今文”即隶书抄就的教材，也没有被算术的基础科目难住，而是开始识读较古的文字（“古文”），打下了坚实的训释基础，能获得并阅读属于经典系统的书籍，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只学习基本文化技能的同龄人。读书面的拓展，让司马迁有了更开阔的时空视野，那个在河山之阳耕牧的少年，身体和脑力都慢慢成熟起来，即将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责任编辑李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