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岛传奇

　　杨映川

　　根据马来文献《马来纪年》记载，十三世纪，一位苏门答腊王子遇海难漂流至一个海岛，在岛上看到一头从未见过的动物，当地人告诉他那叫狮子。王子认为狮子是祥瑞之兽，便将脚下的海岛命名为“狮城”。马来语中，Singa是“狮子”的意思，pore是“城镇”的意思，合起来就是Singapore。

　　以这样一个传说作为本文的开头，是想提一桩刚发生不久的事。一位美女同胞到新加坡旅游后，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系列的照片，那上面的餐馆、饮品店、衣饰店和国内的很多品牌并无二致，再加上大街上走着许多样貌和自己相类的人群，同胞感慨——感觉出国了又像没有出。一个新加坡博主看到帖子后不乐意了，驳斥该同胞没有发掘新加坡特色，没有看到中新文化差异，言辞还较为严厉。这位博主拥有二十多万粉丝，他一站出来说话，美女同胞的言论就被广泛关注并热议了。评论区说什么的都有，赞同同胞言论的却不在少数，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可以把“Singapore”改成“Chinapore”。后来新加坡博主觉得自己的言辞过于激烈，又发文道歉说应该尊重所有人的看法，正如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国度。

　　这种争论永远不会有最后的结论，因为发言者立场不一样，但谁都无法否认，在血缘上，中国和新加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在新加坡华人的心里，他们只认同自己人种为华人，在民族上则完全是新加坡人。新加坡的国策一直强调多民族互助融入，更指出来到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应当要认识到他们的未来不是落叶归根，而是要落地生根。

　　2005年圣诞，我随先生从美国加州迁来新加坡，掐指一算，在岛国居住已将近二十载。为什么选择新加坡？我想当初新加坡给我们最大的诱惑是与母国毗邻，还有，这里70%以上的人口是华裔。

　　初到新加坡有点小失落，这是比较下的结果。来之前生活在加州的帕罗奥图，每天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徜徉。这个美国第二大校园是开放式的，是一个小镇的格局，商店、公寓、公交车、教堂、咖啡馆、餐厅应有尽有。校内图书馆至少有九个，我在其中一个名目中包含有东方文化的图书馆里能看到国内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书籍及文艺理论期刊，国内畅销书作家的作品满满当当陈列于架上，恍然间会以为身处于国内的某家图书馆。我在校园里跟随不同的志愿者学习英文和美国文化，志愿者都是在网上报名免费教授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有一对一的，也有小班的。有一位老师在校园天主教堂当义工，每个星期三下午两点在完成教堂事务后，她会在教堂外的草地上教我读书，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再讲些《圣经》故事，听说我是个作家，还建议我读一读所罗门的诗篇，她说那是最优美的诗作。可以说我在美国的生活是以校园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在新加坡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个校园换成了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不算大，一个小时就能逛遍。校园种植有热带雨林特有的花木，四季常青，花木繁盛。能发现许多和家乡相似的植物，如桃金娘、浆果、覆盆子、凤凰花，它们野生野长，带着浓郁的南方气息。大大小小的食堂有凉皮、炒河粉、肉夹馍、扬州炒饭、辣子鸡，这些都是故乡的味道，我不甘的情绪一点点慢慢平复。

　　我们安置新家，买了新车。新加坡买车付出的高昂费用放眼全世界能排第一。买车要先支付一笔费用叫做拥车证费，有了拥车证才能购车。我们买第一辆车时拥车证不到一万新币，换第二辆车时涨到五万新币，如今已涨到十六万新币，相当于八十多万人民币。为什么这么贵？新加坡政府的意图就是，你既然选择用私家车，就要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当然政府是有底气的，整个坡岛公交系统发达便利，政府鼓励民众使用公交系统。每天早上七点左右是地铁站的高峰期，政府为了让老百姓错开出行时间，发布新规六点半以前搭乘地铁的票价便宜五十分，不要小看了这五十分，一些节省的上班族是愿意为这五十分早一点出门的。新加坡很多规章制度的制定都精细到了极致，感觉这个国家就像一本薄薄的书，容易读完也容易将之充分地扩展。它还愿意试错，说错了我们有能力马上改回来。

　　我们在美国开的一直是二手车，开上新车还是蛮拉风的。话说我们开车上路的第一天脸就被打得啪啪响。我们前往一家商场，车子按照指示牌拐进地下停车场，两个车道一上一下，那一份狭路相逢的逼仄感真是平生所见，迎面而来的车子总有要撞上的感觉，先生下意识贴着墙边开，两个连下的拐弯之后，车身发出轻微的颤动，先生和我对视了一眼，都知大事不妙，车停稳后下来查看，光亮的漆面被墙壁刮出一条一尺多长的鱼尾，真真肉疼。这却不是最后一次，只是第一次，后面这车又剐蹭了两三次，在不同的停车场。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适应坡岛停车场这种用尽最后一寸布料的设计理念，凡空间准确卡在够用的程度，半毫米都不会浪费。有一些停车场设在六七楼之上，得一路拐上去，拐上去，全神贯注地拐上去，又窄又陡，车停之时经常令人肠胃翻滚，不比考驾照容易。那些停车位，只要左右有一方停车不太认真，停进这个车位要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从车门里挤出来，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离开时，天价停车费刷出来，心里想的是，真不如打车来，自己开车怪累的，还费油。

　　谁都知道新加坡小，寸土寸金，可很多人不知道几十年前它更小。1965年这个国家仅有581.5平方千米，还不如中国一个三线城市甚至四五线城市的面积大。现在新加坡公布的国土面积已经差不多达到730平方千米。五十多年的时间，将近150平方千米增加是从哪里来的？填海来的。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新加坡地标，如樟宜机场、圣淘沙环球影城、滨海湾花园、莱佛士坊等，背后都离不开填海造陆的功劳。填海工程还在继续。

　　地理面积小，常住人口也不算多，四五百万左右。80%的人住的是政府建的组屋，产权一般为99年。新加坡政府为了保证国民都能买得起房子，组屋补助的力度是很大的，可以说，只要有一份工作的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组屋价廉却不影响它的品质，组屋区鸟语花香，清洁有序，生活便利，该有的设施一样不少。从外观上看，公寓和组屋的最大区别就是，公寓配有游泳池，有围墙有保安，而组屋没这些，其他的我还真说不上来。

　　头几年我们住的是学校配的公寓，后来买下的第一套住房是五房式组屋。重要的节日小区都有活动，像八月十五就有猜灯谜的游园活动，还有搭台的歌舞表演。农历新年，肯定有舞狮队，敲锣打鼓，一栋楼一栋楼地舞过去。议员和部长们访问比较勤快，经常能看到他们在小区里参加各种活动，慰问老人，给孩子过儿童节，给优秀学生颁奖，上门家访，和居民吃早餐等。

　　每到阴历七月，各幢居民楼下会添加几只崭新的大铁桶，大铁桶是为居民烧冥纸用的。阴历七月家家户户开始烧纸钱，大铁桶烟雾缭绕，各种祭品堆放在草地上，清洁工人忙得不亦乐乎。每月的阴历初一十五烧纸烧香的人也不少，大铁桶的使用率是很高的。楼与楼之间有遮风挡雨的公共活动区域，是那种能容两三百人的凉亭，一些去世之人的灵堂就设在这里。人来来往往，车辆也来来往往，看得见里边摆放的遗照花圈，有时候还有出家人念经超度，声音很大。新加坡是老龄化社会，差不多五分之一人口是乐龄人士，所以隔三岔五就会看到楼下设起灵堂。如果哪天进电梯之前看到电梯口贴有一张红纸，就证明这栋楼有人往生了。

　　让我吃惊的是，设灵堂的凉亭也会拿来办婚宴。婚庆公司帮忙摆好桌椅，一桌坐八个或十个人。主家请人架锅做饭，路过的人能看到每道菜的成形过程，就跟我们国内农村办酒席没啥差别。婚宴办到高潮时，会有人高歌，有人跳舞。凉亭里也举办过很多孩子的生日派对，还有一些宗教聚会，更多是供人坐在里头乘凉聊天，下雨天孩子们也会在里面踢球，几只猫懒洋洋躺着。这一处展示的是众生的日常，有人死去，有人出生，有人痛哭，有人欢笑。

　　同一幢楼里住着不同种族的人们。每日上下楼，时间长了即便未有交流脸也是熟的。我不是善于交际之人，我家二宝是。在电梯里见人，他一律高声打招呼，有的人可能如我一般，低头或两眼放空，摆明了就不想与人交流，他也不放过，仍然热情挥手跟人打招呼，打到别人应为止。家里菲佣每天陪他在小区里玩耍，他又认识了很多的菲佣及菲佣带的孩子。每每我跟他出门，一路上他遇到的人仿佛都是熟人，很多人叫出他的名字。可以说我认识很多人，是他带着认识的。有个印度老人，拄着拐，有时是坐轮椅，老人腰上挎一小包，那包里备有糖果，见二宝就掏出几粒来。老人跟我说，糖就是专为二宝准备的，二宝只要在外头看到他都会跟他聊天。我问二宝，跟印度老安哥聊的什么，二宝说，我问他是不是印度人，知不知道佛陀也是印度人，问他腿怎么不能走路，也问他是不是很喜欢吃咖喱。这孩子一向嘴比脑子快，谁也拿他没办法。前两年疫情，有一段时间没见着老人，听邻居议论才知道老人没了。

　　另外一幢楼有个年纪在六十左右，头发稀少的女人，她经常戴着一顶帽子，是保暖的那种。坡岛一年四季均温在25摄氏度之上，我出门都恨不得头顶个电风扇。这女人每次见我都把我截住，跟我说二宝，说这孩子在楼下捉弄猫了，或是拿石头打树叶了，再或者说这孩子没有礼貌，说话粗鲁。我还真没觉得她有什么坏心眼，有坏心眼的人不会这么直率地让我管教孩子。新加坡大部分人都很有边界感，就像我的几户邻居，我们在一起住了将近十年，大家见面客客气气打招呼，可谁也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我斜对面那家去年搬家了，搬完一段时间我才发觉人去楼空。这家人三代同堂，爷爷头发花白，看样子有八十多岁，每天要在楼下转一大圈。儿子应该也有六十岁了，每天背一个背包出门，虽然退休了还在附近一个食阁帮忙。就在他们搬走后的三四个月，有两个人找上门来，在他们家门口摁了半天门铃，见没有人回应就找到我家打听情况，听我说早搬走了，那两个人十分焦急。原来这家老爷子上午去诊所看病，临走前拿错了别人的药，诊所打电话联系不上，这才派人找上门来的。看来老爷子搬走后没有更新住址，这可为难这两个诊所的人了。他们期望我能提供一些线索，我非常惭愧，那么多年的邻居，也只是到了此刻我才从他们嘴里知道老爷子中文的姓是黄。看他们这么急，我也急了，拿错药可不是开玩笑的。猛地想起前阵子在附近一家幼儿园看到过那六十多岁的儿子在接孙女，便自告奋勇跑一趟幼儿园，但不打保票能找到人。医务人员千恩万谢，把联络方式写给我。还真的很幸运，在幼儿园等到下午五点，那儿子来接孙女了，我冲上前去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对方马上打电话给自家老爷子，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说他搬走是为了方便照顾孙女，又嘱咐我轻易不要卖现在的房子，他卖早后悔死了，这嘱咐好像是对我的一种感谢。等我们告别后，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好在拿错药的事百年难遇吧。

　　再说回刚才那位喜欢戴帽子的大姐，大年初一她特地跑到我家来，给两个孩子发压岁钱，每人五元，还送了两本《圣经》，一本简体一本繁体。当时我生出警惕心，想她莫不是想向我们传教？赶紧给她回礼，两大罐枸杞，说泡水喝能升阳，一点人情也不欠她的。枸杞她收下了，她说：“你们在这里没有亲戚吧？没有亲戚过年最可怜了。”我听到可怜这个词心里有些膈应，我们可没你想的这样可怜。没亲戚怎么了？有亲戚也不一定来往呀。后来，她年年来给我们拜年，从不进家，就在门口给孩子们红包，说上两句话就走，一定还是说我们在这过年没有亲戚很可怜，我听习惯了，不再介意，或许是她心中的信仰让她如此行事吧，单纯就是想关爱我们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我警惕的传教自始至终没发生。不久前，听闻她去了天国。

　　这两个去世的人，我都告知二宝，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说，那个印度安哥是不是去了佛陀的极乐世界？我说，应该是吧。

　　记得在疫情最严峻的那段时间，一名樟宜机场的清洁工感染了新冠病毒，媒体通报了该清洁工的一些情况，包括年龄。清洁工75岁的高龄引来一些议论，这年纪应该在家里含饴弄孙，怎么还在外操劳？其实这在新加坡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能在各种工作场合看到上年纪的人。有一次我打出租，那出租车司机头发花白，皮肤皱黑，握方向盘的手长满了老年斑。车子行驶在高速路上，他好几次减速急踩刹车，把我弄得前仰后合的。我一路都没敢放松警惕，紧张监视周围的车况，前面车子突然减速，在我的惊呼声中出租车吻上人家的车尾。好在只是轻撞，对方没有追究。我问：“安哥，你多大年纪？”“73了。”……

　　新加坡政府从不养懒人，退休之日，如果公积金账户里的存款不够，是得另外找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不过，很多乐龄人士出来工作并不全是为了收入。我家楼下路边有一个很小的花圃，里边的花木打理得很好，种的大部分是有香气的花草，单茉莉就有中国茉莉、印度茉莉、巴西茉莉，都是清香型的，还有艾草、薄荷，种在水缸里的荷花和香蒲。打理花圃的是一个长得十分俊朗的男士，年龄六十左右，身子笔直，肤色黝黑，成天穿一套长衣长袖牛仔工装。他不仅打理这个小花圃，还和小区里的园艺工人一起收拾花木，除杂草，反正就没见到他闲下来的时候。有一日我进花圃讨要几根薄荷，和牛仔帅哥闲聊起来。他说这小花圃的花全是他自己掏钱买的花种，小鱼池也是他自己砌的。我夸他身体硬朗，他颇为得意地说自己已经七十多了，每天不干活就不舒服，所以才会在小区里当义工。真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比我们都要阳光勤快呢。

　　三年前，小花园拆了重建，弄成一畦畦的小菜地租给居民使用，种花种草皆可，这是新加坡很多社区倡导的活动，让居民搞些小种植，增加生活乐趣。我看到牛仔帅哥搬迁他的花木，运了一大车。他心情有些郁闷，说种花是为了让大家观赏，没有私心，但就被认为将小花圃变成私产。我同意的，小花圃除了美没有提供别的价值。花圃没了之后，牛仔帅哥依然每天带着剪刀小铲子，有时是除杂草，有时是将棕榈树的枯枝斩掉，一年年的，真不见他如何变老，正所谓生命之树常青。

　　与我家一墙之隔有一个军人活动俱乐部，这是为现役或退役的军人包括警察民兵等配备的活动场所，有健身中心和娱乐中心。我特别中意那个大大的游泳馆，想办张游泳卡，但这得有会员介绍才行。偶然发现二宝以前的游泳教练在游泳馆工作。我请他喝咖啡，央他做推荐人，游泳教练满口答应，咖啡的钱他还抢付了。我问他是不是还没有退休，因为之前他是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的游泳馆当教练。他说早退休了，两个儿子都有很好的工作，每月都给他零花钱。他现在每星期有三天在游泳馆工作，顺便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是四处游玩，每个月去一趟马来西亚的云顶，他是云顶的会员，住宿都是免费的。云顶是大马很著名的一个娱乐场所，号称东南亚最大的高原避暑度假中心。大马的消费比新加坡本地低很多，周末很多新加坡人都喜欢到大马去，单纯去吃海鲜都很划算。我问游泳教练是不是乘飞机去的，他摆摆手说，专门有接送的大巴，60元直接送到大门口。听我说还没去过云顶，他说，明天就去，不要成天想着攒钱，要舍得花了。我笑着说，等退休了再玩，大把的时间，向你学习。

　　南洋理工大学是在南洋大学的原址上建校的，但它将1981年作为建校元年，并不承认是南洋大学的延续。

　　南洋大学曾经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在海外使用中文教育的学校，建校的土地和资金主要来自富裕华人的捐助，当年也上演了人力车夫义踏、星洲舞女义舞捐赠的热血佳话。那些离开故土来到异乡的人们，梦想着自己的母语可以在另一片土地上被传承，可以成为主流，可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深究去，这已经不是母语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建家园的梦想。南洋大学在1981年宣告关闭，纠缠在其中的权衡取舍、政治风云令人唏嘘，却也鲜有人再提。校园华裔馆对面的小花园正中立着一块白色牌坊，牌坊上写着两行黑字，1955年，南洋大学。每当我在这个花园里行走，都莫名地产生一种时空交错感，仿佛我身历过那段岁月，我还认为这里有一部小说等着我去构写。

　　南洋理工大学在建校后的几十年间，成为世界有名的学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有大量的政府公务员进入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学制各不相同，时间长的有两年的、一年的，短期一两个月的都有，比如说什么市长班之类的。我是广西人，老乡到南洋理工大学来学习的也不少，有时是他们请我出去聚聚，有时是我请大家吃饭。我对他们来这儿学什么内容很感兴趣，经了解，主要学的是经济管理、政府职能管理这些，新加坡的廉政经验是重点。

　　我有个堂弟跟我联系，说他们部门的一个主任到南洋理工大学学习，让我方便时关心一下人家的生活。这是位女主任，性格活泼，和我同岁，我请她吃饭，她说她来的两个月，认识了一些朋友，可不可以一块参加，我说当然可以。通过这个饭局，我认识了几位在新加坡生活的同胞。其中一个叫阿灵，四川人，长得十分娇小，看样子像初中生，可人家的孩子都六岁了。另一个叫素文，湖北人，偏胖，打扮土气，自称是阿灵的助理，我能从她不吝自嘲的风范里窥见她的精明。

　　阿灵是个话多的，人来疯，与我认识当天就杀上我家，把我家里里外外都看遍了。在参观我家厨房时，问为何没有消毒柜，我说是想买的，到超市里没找到。她当场表示要送我一台，从国内运来。我想家里就两三人吃饭，消毒柜不是那么重要，婉谢了。阿灵的热情大方突出表现在请我们吃饭上。她开着一辆在我看来与她身材极不相称的路虎，带着我、女主任、素文杀到她开的川馆子。那家川馆子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是相当体面了，一桌菜也相当有水准，蒜泥白肉、宫保鸡丁、水煮牛肉感觉比我在国内吃的味道还要地道。阿灵说厨师全是从四川请来的，味道不可能差。

　　阿灵迅速地与我成为好朋友，她几乎每天都跑我家里一趟，开着她的豪车带我四处转悠。她是1997年到新加坡来上的私立大学，那时候能承担起那样一笔费用的家庭应该是殷实的。她家里没矿但办了一所民办大学，还开了两家饭店，能算一个富二代。阿灵刚拿到毕业证就嫁给一个新加坡人，那时她才23岁，男方小她一岁。她跟我说，男的想跟她离婚，闹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她哄好的。我一听就有点发愁，阿灵这娇小模样还要去哄一个小男人，怎么哄呢？我问男的是不是特幼稚那种，她说是。“你当初怎么没好好挑呢？”“经常在一块玩，当时觉得挺好。”

　　阿灵另外还开有一家火锅店。我去了几次，几乎都客满。火锅店是自助的，有三四十道火锅配菜，麻辣烫底最受欢迎。阿灵不无得意地跟我说，新加坡的自助火锅是由她带动起来的。这话我没办法去证实，但在那一带至少还有十几家自助火锅店，她家生意看起来不错。川馆子的生意却不是太好，她抱怨是她老公不会打理，白白在报纸上打许多广告浪费钱，每月房租加人工都要开支两三万新币，一直亏着。随后一年，川馆子宣告倒闭，前后一共亏了几十万新币。我说：“你开店的本钱都是家里给的吧？”她有几分懊恼，说她爸对她是有求必应，可这么多年她在外头亏了不少，她哥哥有意见了，家里不只有她一个孩子。在这当口，阿灵的老公又闹离婚了。我在她家里见过那小男人，对我还算客气，但也透着冷漠。我问阿灵闹离婚的原因，她说是根源在婆婆身上，一开始婆婆就不愿意让自己儿子娶一个中国女人。她不无懊恼地说:“我那时也是够贱的，为了一个新加坡身份嫁了这个男人，还是用钱砸出来的。”那个时期，确实有不少像阿灵这样的出国留学后想方设法留在外面的，捷径自然是找一个当地人嫁了。不过，像阿灵这样家里条件不错的，确实不值。我说：“你自己能做生意，又长得好，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不用怕什么。”她说：“我前几年做生意大部分都是亏的，家里已经不给我钱了，我只能靠自己了。”阿灵最后还是离了婚，与前夫闹得很凶，差点就打了官司。她本想好说好散，但与前夫做分割时，前夫最先放弃的就是女儿。她说，哪怕他有一点不舍得，我也不会跟他闹成这样。

　　恢复单身后的阿灵全身心投入到一桩桩的生意当中，她说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好像她的火锅店生意不太好了，太多的竞争。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她交了新男朋友，那身份地位听起来让我少不了胡思乱想，怎么都不觉得会真心待她，果然不久分了。她又重新交了一个，男的带她做水产生意，让她亏了好大一笔。一个晚上，她给我发信息说，要不是为了女儿，真想回中国了。我算了一下，阿灵比我小四岁，也不小了，在坡岛待的时间比我还长，回国能甘心吗？不过是发泄一下罢了。我回复，好好休息，明天满血复活。从那夜以后，阿灵和我再没有联络，我也没有主动联系她。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有些人在某些阶段出现是缘，消失也是缘，我的不主动是随缘。

　　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自称为阿灵助手的素文，她原本确实是帮阿灵管理火锅店的，后来跳槽到一家留学中介，然后自己开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她在国内各地找合作伙伴，曾与我联系希望我能介绍广西的资源，我给她介绍了几个人，让他们自己谈，后面我没过问有没有做成。有一次有朋友想打听孩子到新加坡留学事宜，我给她电话，向她咨询，她给了我另一个号码，说她比较忙，可以找她的助理详细了解情况。我拿到那个助理的电话号码哑然失笑，忽然就想到了阿灵，我问素文，“你和阿灵还有联系吗？”她说：“有联系啊，她经常回四川帮我跑单子呢。”

　　当年装修房子，人生地不熟，我上狮城华人网去搜看帖子。在那个网上活跃的大部分是在新加坡工作和学习的同胞，干家政搞装修做家教房屋中介的都有。我在比较之后选中了一个叫陆华的，电话联系对方非常热情，约时间上门来看房子做预算。陆华斯文柔弱，像个大学生，我有点怀疑他的能力，不断提问题，他脾气很好地解答，人一直笑呵呵的，透着一股喜庆。等他按照我的装修要求打出预算，我提出把零头抹了，他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原屋主将房子保养得很好，翻修的地方不多，本就是个小工程。开始装修后我才发现装线路、砌隔墙、刷墙、刷漆、焊铁栏这些活全是陆华一人包了。他白天干动静大的活，晚上干动静小的活。我说，小陆，万金油啊。他仍然是笑呵呵地说，这些活我都能干，就不包给别人了。我早听出他的口音是东北的，新加坡东北人还真不少，给我剪头发的那家发廊是东北人开的，家附近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档也是东北人在干活。我问陆华以前在国内是不是干装修的，他说不是，到新加坡发现干这个容易接到活，就先干这个了。我说他长得像大学生，不像装修工。他说他正在修大学课程，等拿到证书以后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装修完之后，我和陆华一直保持有联系。逢年过节的，他会给个信息问好，也会通报我他的一些情况，他把妻子从国内接来了，他孩子出生了，他做房屋中介了，这些我都有了解。过了几年我家装空调墙体有点破损，装空调的师傅补在墙上的是白水泥，显得很突兀。我打电话问陆华前些年帮我刷墙的是什么型号的油漆，听我说要补刷墙，他马上说那些漆他还有，他过来帮我补。他特地找了一个周末过来帮我刷墙，分文不收。今年年初，我要换厨房的橱柜，也想重新刷墙，我又给陆华电话，他说近来忙，给我介绍了一个新加坡人。这人十分精明，给我打价钱时故意强调说：“陆华介绍的肯定不会多收，他现在有出息了，在机场做工程部经理，手下管几十号人了。”我有点不敢相信，陆华没跟我说过这个。“他现在不做装修了？”“以前他是跟着我干的，前两年考了个工程师证，做大项目去了。”隔了两天陆华问我家里装修得怎样，我说还不错，顺便就祝贺他当了经理。电话那头传来他喜庆的笑声，他说赚的都是辛苦钱，不过做得还很开心。算了一下，距离他帮我装修房子，十年过去了，我的房子都要二装了。

　　坊间有传，改革开放期间到中国做生意的新加坡人基本上都被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迷住，到新加坡来的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也善于搞定当地的精英男。于是乎，那段时间在新加坡人的眼中，中国姑娘成了一个不良意象小三。时过境迁，这一不良的意象已经被淡化。后来，在新加坡大街上出现了很多开豪车的中国人，有钱又张扬本来就已经够招人嫌了，偏偏又出了几桩酒驾伤人事件，无德中国富人又成了新加坡人心中的一个不良意象暴发户。近年，新加坡富豪榜单上赫然出现几位从中国来的新移民，疫情之后新加坡楼市节节攀高，报纸偶尔会有头条——中国人又来扫楼了。用扫一词自然不是买一间，有的扫了一层楼，有的扫了一栋大楼。另外，要提一嘴的是新加坡对外国人买房征的税是30%。中国人有钱超级有钱反复被提及，目前这些评价基本没什么负面的因子。

　　上面这段话正如电视或小说的番外，阿灵、素文和陆华这样的才是正剧。

　　近几年，陆续有朋友送孩子到新加坡上学，还有一拨在犹豫着，是把孩子送到欧美，还是送新加坡。新加坡有几大优势，一是双语教育，二是比邻中国，探亲便利，三是安全。如果没有这几样，我相信很多家长是不会选择弹丸之地新加坡的，但有了这几样优势，又让家长们纠结了。

　　这里的小学生都只上半天学，下午一点半放学回家，中学生大部分也是半天课，没有晚自习。我家二宝属于不太爱读书的孩子，如果放学回来老师布置有家庭作业，他十万个不愿意，应付交货不说，还会选择性遗忘。其实老师布置的作业极少，基本上都是在课堂上完成了。为了震慑这熊孩子，我作势要给他转学回国，先让他看了表哥从早上排到下午五点半的课程表，还有常规一日的家庭作业，这极难吓唬到的孩子被吓到崩溃，哭喊赌咒保证认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我对二宝的要求也仅限于上课不破坏课堂纪律，课后完成家庭作业。是不是新加坡不卷呢？以华人为主流的国家，能不卷吗？是我们卷不动，索性躺平了。

　　我们家这个小区不大，补习中心就有两个。正因为孩子们在校只有半天时间，剩下的半天干什么呢？很多家庭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孩子回到家中无人看管，只能交给补习中心。那些有人看管的家庭，也不会放任孩子在家里玩耍，他们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在新加坡有一个群体不容忽视，那就是补习老师。不仅大大小小的补习中心需要补习老师，不少家庭也需要有上门的补习老师。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就会从补习老师开始做，做得好的，一个人手下有二十来个学生不足为奇，还有做得更好的，干脆就自己开起补习中心。这里的补习老师和在校的任课老师是没有交叉的，也是不允许的。

　　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面向来高度重视，投入大量的资金，这让新加坡在世界级教育排名上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各种门类的奖学金助学金从小学一直到博士，对出国留学的补助也非常到位。值得一提的是小学三年级时会有一个高才班选拔考试，简称GEP。GEP考试的宗旨是选拔一批基础扎实且非常具有学习潜力的学生，考试内容为英文、数学以及综合能力。经过初试复试层层选拔，最后剩下1%的学生可以进入天才班，这些孩子将会得到特别培养。

　　这个考试在大宝三年级的时候我还不了解，大宝稀里糊涂考了。到二宝时我多少是了解一些了。收到老师给家长群发的考试通知，我给二宝说了这个考试的目的，意在激发他一下，虽然我知道他不可能是1%，50%尚待一搏。二宝摆手晃脑说：“我不参加。”“老师希望大家都参加。”“那些题目我肯定做不出几题，我不想拿一个差分数。”“哦，你这么有自知之明，那我们就不参加吧。”

　　我一直很好奇，那些1%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后来终于有幸认识两位，只能算是雾里看花，毕竟没有深交。一位在南大当教授，另一位是一家私立医院的医生。二人有相似点，家境优渥，从小到大学习优异，在国外著名大学修完学业后返回新加坡工作。这样的精英可能和我们想象的有一点点区别，他们的人生走向似乎没有多么不同凡响，南大教授或是私立医院的医生毕竟不是非常难企及的位置。我听过南大教授在一个宴会上的钢琴独奏，行云流水，纵横开阖，再听说他教学育人用心投入，温文尔雅，是学生喜欢的老师。私立医院的医生是专门做麻醉的，他在给人做麻醉手术之外，经常辞工一年半载前往东南亚一些贫困地区做义教。我想，他们的努力从来不是朝着稻粱的方向，而一般人努力把学业搞好，读研读博必定是为了安身立命的饭碗。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或可归于家庭出身，但总不能否认有些东西出于个人的认知和选择。反正，我对这类人是仰视的。

　　新加坡社会治安良好有口皆碑，老百姓自己也挺满意。我两个孩子小学三年级以后都是自己去上学，平时他们自己出门找朋友玩也没什么担心的。大宝六岁那年在商场里走丢过一次。先生带他去和同事聚会，到餐馆所在的购物中心，先生一路跟人打电话确认地点，一不留神孩子不见了。购物中心人是极多的，先生找了一会儿没找到，给我打电话报备，两人没特别慌张，因为在这儿拐卖是没有的。我们对孩子的启蒙教育里有一项是背父母的手机号码和家族住址，并反复交代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人借电话打给爸妈。过得几分钟，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正是大宝，电话的主人在一旁插话告知孩子在二楼的服务台等待。大宝果然是找人借手机，又被手机的主人送到服务台。

　　新加坡大大小小的食阁一到吃饭时间就人满为患，这是因为新加坡人不爱做饭，喜欢在外边吃。如果在一个食阁里你看到有人用手机电脑背包等占座，难免一个念头冒上来，不怕被人顺手牵羊吗？当地人就这么自信，你就是跑食阁外头转半天回来，东西也不会有人动。我有一次回国，在楼下乘车时将一口皮箱遗忘在路边，去到机场才发现行李少了。因为电脑和重要衣物都在那口箱子里，没办法只能改签机票往家里赶，来回差不多两个小时，回到楼下，那皮箱一寸地都没挪。

　　如果非要将好的社会治安与人的素质相关联，我倒想说说新加坡的另一个传奇——鞭刑。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期，一个到新加坡旅游的男孩子用油漆对车辆涂鸦，被判处鞭刑，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批判的议论自然是说鞭刑不文明、野蛮之类的。克林顿为此还向当时的新加坡总统求情，希望免除这男孩的鞭刑，新加坡法院稍稍给了克林顿一点面子，将六鞭的判决减少为四鞭。

　　别小看了这鞭刑，我查过资料，一鞭下去保准皮开肉绽，哭爹叫娘。一般来讲，鞭刑是由狱中的特种部队执行。鞭长1.2米，粗1.3厘米(半英寸)，鞭刑架高2.74米，且在行刑前夜，鞭子会先用清水浸泡整晚，藤条上带刺儿。最终效果要达到藤条甩下去，上头的木刺更容易扎进肉里边去。每一鞭都有讲究，每打完三鞭换一个行刑者。打鞭时，只有监狱官、狱卒和医疗人员能在场。一般鞭打两三下，再强壮的犯人都会承受不住，有些人甚至会昏倒。不能连续受刑的人等身体恢复好后再继续。落下的鞭痕据说终身不褪，在新加坡，有鞭痕的人不能服兵役，受过鞭刑的人很可能要打一辈子光棍。

　　一个崇尚现代化的国家保留一项古老的行刑手段，这反差出一种奇怪的魅力。除去雷霆手段、依法治国的说辞，我想，这世间的恶都是原始野蛮嗜血的，用一种原始的手段去激发肉身的痛楚，不敢说全然能压制住恶，但如那鞭痕一样，疼痛和屈辱的记忆是有的。

　　在新加坡住久了，就喜欢上它了。它是实实在在的小，可就这么小我也有很多地方没去过，这还让我特别真切地领悟到再大的天地人生存也不过一席之地。小让它拥有一份自由回旋的能力，让它慢条斯理把一条条规则理顺，做到极致。这样的国度当真如盆景一般，精致而美丽。

　　【责任编辑傅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