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经济战

　　高春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市场物价稳定关系国计民生，更是全面抗战时期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命脉和要害。在各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国民党政府曾于1935年11月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以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统一全国货币。此后法币一度取得社会的信任，成为主要的流通支付手段。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一直没有实现根本性统一，上述四行发行的法币并没有独占全国市场，而形形色色的其他钞票仍在各地流通。省有省钞，县有县钞，一些实力雄厚的银行、钱庄乃至商号、货栈、酒铺、当铺、信用合作社也都发行流通券。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伪银行的钞票也大量涌入根据地。日军占领大同、张家口、归绥一带后，为控制当地金融和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于1937年9月成立伪“察南银行”，随即发行伪钞。日军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后，将伪“察南银行”改为伪“蒙疆银行”。此外，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企图占领华北金融市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先后在石家庄、太原、临汾、运城等地成立分行及办事处，建立金融网络。

　　根据地的“货币战争”

　　为了自力更生，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军政费用开支，打击日伪的经济掠夺，晋冀鲁豫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冀南银行，采取四项方针政策，以统一根据地的金融和物价。一是确定冀钞（冀南币）为边区单一本位币，逐步摆脱法币影响；二是冀钞发行方针逐渐由偏重财政发行改变为财政、经济并重；三是维护本币信誉，力求物价平稳；四是严格管理外汇，开展对敌货币斗争①。与此同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实行合理税收，减轻民众负担，并建立公债与信用合作，极力保障民生，巩固根据地经济。

　　为打赢“货币战争”，冀钞被赋予了“打击伪钞、保护法币、统一币制”的艰巨使命。冀南银行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采取了几项措施来稳定货币、发展经济。

　　收兑杂钞。为了不使人民吃亏，由政府通令对杂钞采取限期缴纳或买货、逾期则不收的办法，允许用杂钞缴纳1940年度田赋或到公营合作社购买货物。这一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仅1940年8月、9月就收回杂钞30余万元，随后全部集中销毁。

　　扩大流通。一是展示实力。打消群众对冀钞的顾虑，冀南银行充分利用1940年9月在黎城县西井镇举行的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对掌握的银币、元宝、黄金等准备基金进行公开展览，通过士绅、商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耳相传，冀南银行准备金雄厚、冀钞可靠的事实，传遍了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二是购物折让。冀南银行协助贸易局、公营合作社等新式机构集中采购粮食、棉花、食盐等大批生活必需品，群众拿上冀钞不但能买得到紧俏货品，还有一定折扣的优惠，进一步提高了老百姓使用冀钞的积极性。三是发放贷款。冀南银行将差不多一半的资金用于发放农业和手工业贷款，既支持了生产，又加速了冀钞在根据地的流通。

　　稳定币值。尽管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但冀南银行始终坚持稳健发行的方针，依据实际需要严控发行总量和财政透支，根据地党政军民通过积极开展大生产、增收节支及时归还透支资金。在此基础上，灵活调整外汇牌价，支持公营机构和国有商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贸易，达到低价购进必需品，高价输出农副产品，实现根据地贸易平衡的目标，全力避免产品进出对物价的冲击。同时针对战争或自然灾害造成的物价波动，冀南银行配合相关部门及时调运吞吐物资平抑物价，在根据地扩大时，及时投放冀钞，结合商业物资供应，迅速占领货币市场；当根据地因日军的“扫荡”收缩时，及时抛投既定地区积存的物资，主动收缩冀钞发行数量，保护沦陷区群众利益，巩固冀南币信用并阻止敌币扩张，同时避免或减缓因本币内流而引发根据地物价上涨。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曾指出，“太行、太岳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

　　打击假钞。随着冀钞发行范围扩大，破坏冀钞的行为开始增加，仅1943年敌特务机关东兴公司就印制假票6000万元，从太原、榆次、太谷等地向根据地倾销。冀南银行采取普遍建立兑换所和对照所，发动群众和公安局锄奸部共同防范打击伪钞，有效遏制了敌特伪造及破坏冀钞行为。在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共同支持下，币值不稳的伪钞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市场日益萎缩，冀钞在根据地的“货币战争”中节节胜利，到抗战胜利前夕不但成为根据地统一流通的本位币，就连敌占区的有钱人也纷纷储存冀钞。

　　根据地的财政政策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财政管理比较混乱，负担也不合理，抗战经费主要来源于没收的汉奸财产、赋税和军政自身生产收入等几个方面。其中，根据地人民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主要根据旧政权时期的钱粮册按地亩负担的银两摊派。这种旧的财政赋税政策，造成了平均摊派和负担面窄的局面，造成了不同地区负担的不平衡和无计划，给抗战中的八路军给养保障带来了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根据地政府都加强了财政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各根据地确定财政工作方针和任务，财政情况得到明显好转。各根据地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混乱的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军需供给，改善人民生活，逐步达到收支平衡。

　　各根据地通过厉行节约，减少开支来克服财政困难。比如在太岳区，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带领全区军民节支开源，减轻群众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对各级行政部门实行低标准供给制，采取“精兵简政”，大幅度压缩各级行政机关的人员数量，对行政村则进行合并或撤销。实行精简后，全区党政军及民众团体人员仅有27220余人，占不到全区人口的3%。这些工作的实施，有效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抗战之初，各根据地大多由“动委会”负责征收抗日经费，实行合理负担和公平负担，取消了几十种苛捐杂税。有的停止征收田赋，以募捐、摊派的办法筹措经费，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种合理负担的办法起初在晋东北的天镇、大同、怀仁、广灵、灵丘、浑源、应县等18个县实施，随后其他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始采用。

　　1942年下半年，太行根据地抗日政府，在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得出初步结论，认为“在战争年代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边区的人民，每人每年负担以不超过其总收入的15%左右为宜，超过这个比例，达到17%、18%就重了”②。此后，太行区就把15%左右这个比例，确定为征收群众公粮负担的标准，同时实行了负担面达到80%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太行区百姓的负担实现了基本稳定而且有所减轻。以小米计算，1942年人平均负担为2.9斗，占人均总收入的16.96%；1943年人均负担为1.63斗，占人均总收入的10.5%；1944年人均负担为2.57斗，占人均总收入的12.75%。“抗日政府在非军事开支无减少的条件下，竭力把税收约束在这样的范围内。既保障战争的供给，又使根据地的再生产得以进行，使战争与人民负担这个尖锐的矛盾，得以适当平衡”③。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根据地财政和经济工作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和财政方针得以确定。这一时期，以农业为主包括各个生产领域的大生产运动发展迅速，“合作化”生机蓬勃。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作出了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应是财政建设的基本环节”。会议还总结了以“统制贸易、货币斗争与发展生产”相结合的对敌经济斗争的经验，加强了经济战线对敌斗争的指导。此后，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理顺了财政经济的关系，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粉碎了日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与封锁，从根本上解决了战时财政的困难。

　　根据地的合作事业

　　根据地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消费低，大部分群众购买力有限，有一点余粮和小的消费品都不得不跑到很远的市场买卖。在战争环境下，购买布、盐、油等日用品非常困难，收点山货也卖不上价。“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对敌进行经济斗争，减少奸商垄断操纵，调剂边区经济，组织合作社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一个人一元两元，积少成多，一个村组织，互相联系，逐渐就形成组织的力量。”④在根据地的商业贸易中，合作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太行区抗日根据地的合作事业起步于1938年。当时合作社的形式有三种：部队、机关的公营商店，边区政府为组织输出而成立的国营商店，以及组织群众加入的合作社。合作社虽然数量很大，但是由于商品供给数量种类少，作用有限，初期就没有发展起来。1942年，在太行区生产自救运动中，合作社开始走上了“民办公助，发展生产”的道路。新合作社彻底贯彻群众自愿原则，实行民主办社的方针；实行合作资金以“群众集股”为主的原则，不仅允许资金入股，还允许实物入股和劳力入股。这种多渠道入股方针的实施，向广大群众敞开了大门，为合作社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根本任务是组织群众生产、提高群众收入、改善群众生活。太行区的新合作运动，坚定地确立并实行了这样的发展指导方针。由此，合作社的业务活动范围很广，有生活性合作社、消费性合作社，有包括生产消费供销信贷的综合业务合作社。到1942年，太行区的合作社达到101个，其中生产合作社22个、消费合作社13个、综合性合作社61个。1943年以后，消费合作社又进一步向生产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发展。太行区新合作运动的发展是迅速而富有成效的。到1943年6月，合作社由101个发展至416个，社员由14001人扩大为71429人，股金由450399元增加到了999152元，分别增长了约312%、410%和122%。

　　合作社发展加强了为群众服务的功能，给群众生活带来实惠，从根本上保证了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在物品价格上从为群众服务的宗旨出发，打破了以往不准赔钱的原则，采取低于市场价格贩卖的办法，平抑了物价，打击了奸商，适当地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这种合作社从简单的消费业务开始，逐步推进到复杂的生产业务，将供给、运销、生产、信用等结合为一体，群众以小投入获得大收益，体会到了合作社经济的好处，更加拥护与关心合作社发展，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合作社的经济实力。

　　根据地合作社，在组织生产、开展运动、平抑物价、调剂有无、保护冀钞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有力地维护和保障了广大军民的生产与生活，巩固了根据地，支援了八路军的军事斗争。

　　（作者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

　　① 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段回忆》，载河北省政协文史委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下），第2642页。

　　② 戎子和：《在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座谈上的发言》（1984年8月)

　　③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财政经济建设》（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0页。

　　④ 魏宏运主编：《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编总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