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快速定罪一个人会让我担忧

  翻译/袁枫

  过去几周,我关注了南卡罗来纳州知名律师亚历克斯·默多(Alex Murdaugh)的谋杀审判。刑事司法制度对智能手机和其他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数据的依赖程度,令我困惑和担忧。我们都会受到自身携带电子设备不间断的紧密追踪,但这些设备产生的大量数据记录,并不容易被解释。

  至于默多的这起案件,控辩双方在争论过程中都涉及了大量数据,而且双方都在讲述一个重要问题—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中,数据记录可以举证什么或不可以举证什么—在我看来,陪审团应该也很难给出一个根本性的判 断。

  他们显然做不到。我对他们的决定没有太大的异议,只不过,他们达成裁决的速度之快(只用了3小时),让我对司法系统处理这类数字证据的策略深感不安。

  对于我们的电子设备喷涌出的大量数据,我担忧的部分在于,它们也许能够使犯罪过程清晰化,但也很可能同样轻松地模糊罪案的情 况。

  默多被判枪杀了其妻玛吉(Maggie)及22岁的儿子保罗(Paul),作案时间是2021年6月,地点则是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科勒顿县家族豪宅的狗舍附近。此案没有目击证人,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凶器或者沾了血的衣物,谋杀发生在默多自家院中—他发现妻儿时触碰过他们的尸体,因此,在事发现场发现了他的DNA证明不了什么。

  控方的论据有两大核心内容。首先是默多过往的欺诈行径—他承认从客户乃至律师合伙人那里窃取了数百万美元,并为了隐瞒自己的行为对几乎所有人撒谎,在这起案件中他也对警察撒谎。控方称,默多之所以杀死妻儿,是为了使人们不再对他的金融犯罪盯着不放,我对这样的理论深表怀疑,因为谋杀只会导致警方对他更加详细的盘查。

  其次,控方利用大量数据重构了一份颇为紧凑的作案时间表。控方调取了玛吉、保罗和默多本人iPhone中的信息;他们和家人与朋友的通话记录;默多越野车的位置及速度数据;默多办公室安保系统的日志条目;公共道路上的车牌识别系统捕捉的图像;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应用上的交流记录;大量财务数据;以及默多报警和警方到达现场时留下的视频及音频记录。

  当局会挖掘这些数据,以确定基本事实。比如某人于何时身处何地,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默多案的检察官声称,他们在数字记录中发现了许多更多深层的真相。但他们对数据的解读,有时候让我困惑。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在数据中找到了某些并不一定成立的推断,这让我愈发警惕当局可能会根据我们的数据编造出奇异的故事。

  以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为例,验尸官称,死者是晚上8点到10点之间被杀害的。为了获得更准确的作案时间,控方重点强调了两位受害者的手机使用情况。熟悉保罗的人都知道,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而保罗和玛吉的手机最后一次解锁均是在遇害当晚8点49分左右。控方据此认定,玛吉和保罗死于这个时间之后,因为此后的信息均未予回复。

  这个死亡时间的推断,给默多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保罗当晚8点45分左右在狗舍附近拍摄的一段Snapchat视频录下了默多的声音,也就是说受害者死亡前几分钟,默多在犯罪现场。起初,默多告诉警方,他当时没在狗舍附近,那段Snapchat视频被发现后,他才承认自己去过那里。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撒谎,是因为服食阿片类药物成瘾导致的妄想症。

  默多的iPhone没有记录他在案发当晚8点9分到9点2分之间有任何步数。然后,当晚9点2分,默多的手机记录下其一连串的活动,打了很多通电话,走了很多步。因为大家都清楚他也总是跟自己的手机形影不离,那么,之所以出现没有活动记录的一小时,控方认为这表明他有意将手机藏匿起来“制造不在场证明”。

  拜托,此话当真?我看得出,若将其中一些细节在恰当的时间轴上排列起来,确实能够描绘出一幅足以令默多定罪的画面。但我期待的是,陪审团能花点时间思考其中许多数据应该有的那些完全无害的解读。比如,当晚8点49分,保罗·默多的手机电量仅剩2%—难道这不是足以让他暂时放下手机的完美理由吗?

  研究发现,iPhone的活动计量还远远称不上完美。有时候,我明明在飞机上,我的iPhone却以为我在开车;我明明在车上,我的苹果手表却称赞我积极锻炼。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些设备精良到能够提供足以定罪的数据?

  默多迅速被定罪,表明法律系统可能难以梳理清楚这些数据背后的复杂性。默多的辩护团队指出了其中一些问题,但因为技术本身就很复杂,其特性又很难解释清楚—可能还因为亚历克斯·默多撒谎的事实很难辩驳—他们的论点显然没有被采纳。

  没错,如今,我们的设备能够捕捉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但解读相关的数据绝非儿戏。在默多一案中,控辩双方都颇为倚重数字记录,但案件盖棺定论时,我却感觉自己未能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陪审团并未做到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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