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官方发行的三种纸币

　　孟郁聪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及之前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官方发行的三种纸币，分别是“建武中兴”时朝廷尝试发行的“楮币”、德川幕府时期藩国发行的“藩札”和明治维新时期新政府发行的“太政官札”。这三种纸币的发行分别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各有成败。

　　发行与流通情况

　　日本历史上官方发行的三种纸币中，“楮币”是仿照中国纸币进行的一次尝试，未能成功发行；“藩札”流通两百余年，因发行主体过多而良莠不齐、互不认可，产生了诸多问题；“太政官札”发行之初不被接受，待新政府全面掌权及完善发行制度后大获成功，成为当代日元纸币的前身。

　　“建武中兴”时期仿照中国发行的“楮币”日本后醍醐天皇于建武元年（1334年）颁布诏书同时发行名为“楮币”的纸币和“乾坤通宝”铜钱。其中纸币的发行显然受到中国宋、元两朝发行纸币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属较早。“楮”即纸币，因宋元时期发行的各种纸币多用楮皮纸制成而得名。该篇诏书见于日本史书《建武记》“建武二年”一节中。诏书前段引用了中国古代典故，作为朝廷发行货币的依据。“开创周武国基，初兴九府圜法”，指周武王创立周朝后姜太公为其立九府圜法，即货币之法。“汉文广播繁荣，四铢形制添彩”，指汉文帝改铸四铢钱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诏书中段讲述了日本在此之前近四百年大量使用中国钱币，无官方发行货币的事实。“继往开来到了近古，向外国寻求之，未行管制便遍布市井”，指日本在奈良、平安年间发行“皇朝十二钱”后，自村上天皇天德二年（958年）之后的日本掌权者不再发行本国货币，转而从中国大规模进口宋钱，以至于市井交易皆用宋钱。诏书后段则提出了同时发行纸币和铜钱的具体举措。

　　日本朝廷发行纸币的这次尝试并未取得成功。后醍醐天皇仅仅掌权两年半便不得不离开京都，其设置的货币发行机构（铸钱司）和任命的官员未及发挥作用便被裁撤。日本迄今也未发现可以作为当时发行货币的实物证据。综合日本近现代学者的观点可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建武中兴”的纸币发行因为建武新政存续时间较短最终受挫；二是即使当时实际发行了纸币也未必发挥过货币功能。明治初年《大日本货币史》的编者认为，即使当时确已开始发行纸币，数量也不会很多，现在当然难见实物。

　　德川幕府时期各藩国发行的“藩札”

　　德川幕府时期的“藩札”由各藩国发行，起源于室町幕府时期主要在伊势、近畿地区发行的私人纸币——私札。私札的代表“山田羽书”最初是一种银票，正面印有细密的图案和以白银数量表示的币值，为防伪而采用了特殊纸张和隐藏标志。为规范发行，德川幕府于宽永八年（1631年）在其发行地设置山田奉行，最初由当地的一名年长绅士掌管发行事务，宽政年间改为在市民中推举四百零四人组成“羽书总中”，提供准备金并参与管理。这种私札一直持续到明治年间才由政府收兑停发。

　　随着金属货币的大量铸造，到宽文年间，除山田羽书等少数例外，私札几乎全部消失，由“藩札”取而代之。最早的“藩札”于宽文元年(1661年)由越前福井藩发行。当时该藩领地大幅度削减并陷入财政困难，因此向幕府申请发行“藩札”并得到批准。得此先例，其他财政困难的藩国也陆续发行“藩札”。到宝永四年(1707年)，多达53个藩国发行“藩札”。各藩模仿私札的发行办法，通常设立札会所，从民间选出多人担任“札元”，让其提供准备金并参与管理，开展汇兑、贷款及各类支付业务。

　　“藩札”的发行起到了弥补各藩财政赤字、筹措建设和救助经费的作用。例如，安政六年(1859年），福井藩发行“藩札”五万两并向民间贷款，作为其生产生丝等出口商品的资金，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年出口额很快达到三百万两，“藩札”逐渐变为主币，藩库由亏空转为盈余五十万两的储备。但由于金属货币铸造权集中在幕府手中，一些以实物租税为主要收入的藩国财政在日益货币化的经济环境中左支右绌，“不得不”滥发“藩札”填补亏空。更有部分藩主不愿努力经营，用滥发“藩札”维持奢靡生活，致使“藩札”准备金不足且愈演愈烈，最终完全成为不可兑换纸币，信用破产。

　　与此同时，“藩札”在各藩之间互不认可，阻碍了人员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转。“藩札”是依靠藩主的治权而强制流通的，原则上不能在其他地区流通。各藩国为确保“藩札”在其领地内通行，往往还会禁止金属货币流通。跨藩的旅行和贸易，往往需要不断用所在国的“藩札”换取金银，跨藩后再换取所到国的“藩札”，大大增加了时间和手续成本，常常会出现旅行者所持“藩札”因跨藩无法使用不得不原路返回的情况。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废除“藩札”并将其作为政府负债予以收兑，共花费新纸币3855万日元。这一举措延续了官方纸币在日本的流通，减小了政权更迭带来的经济冲击。

　　明治维新时期发行的“太政官札”

　　“太政官札”发行的目的最初是筹集军费。明治元年（1868年）初，新政府军已在鸟羽、伏见战胜幕府军，但关东战事仍在继续。新政府在由利公正的建议下，于当年五月以黄金为准备发行“太政官札”。该纸币采用旧“藩札”样式，面额有十两、五两、一两、一分、一朱等五种，正面印有面额以及“太政官会计局”字样，背面印有“庆应戊辰发行”“通用十三年限”字样。新政府发行布告宣称其目的是殖产兴业，但实际上用于填补内战所耗军费导致的国库亏空。在4800万两的总发行量中，石高贷（面向各藩）为1273万两，劝业贷（面向商农）为993万两，用于弥补新政府财政赤字的发行量达2534万两。而石高贷实际上也基本用于各藩的军费相关开支。

　　“太政官札”由于以黄金为准备，一度导致白银通行区出现经济混乱，币值也持续下跌，发行之初并不顺利。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关西通行白银，关东通行黄金。一方面，新政府在“太政官札”发行的同时，禁止白银流通，并废止白银计价，导致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出现物价混乱、银票挤兑、工商停业、民众破产等状况。另一方面，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关东大部地区仍未归顺，一些长期通行实物金币的旧幕府领地排斥纸币。受此影响，“太政官札”流通受阻，发行后不久，100两的实物金币便可兑换112—150两的纸币。新政府此后多次颁布政令维持纸币价格均未奏效，反而导致黑市交易盛行。由于不满纸币发行引起的混乱，外国公使甚至迫使新政府罢免了主管财政的最高长官。至明治二年四月，“太政官札”币值已下跌至100两的金币可兑换166两的纸币。

　　新政府平定全国取得全面政权后，缩减纸币发行量和流通期限、公布兑换计划，“太政官札”的信用开始明显恢复。明治三年，实物金币与“太政官札”的兑换比例降为100﹕99，纸币价格反而超过实物金币。此后，“太政官札”的流通逐渐顺畅，成为全国范围内最自由的流通货币。明治五年之后，新政府在“太政官札”的基础上发行新版日元纸币，“太政官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成败及其原因

　　“建武中兴”的楮币因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保障而失败

　　“建武中兴”是日本历史上夹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之间、天皇掌权的一个短暂时期。后醍醐天皇由武家足利氏扶持上位，实际权力非常有限。元弘三年(1333年)，他在足利氏支持下攻灭镰仓幕府并开始亲政。但足利氏仅在两年半后即逼迫其退位，另立光明天皇并建立室町幕府。

　　后醍醐天皇通过发行纸币增加皇室收入，也是其试图摆脱武家控制的措施之一。然而，当时日本的军政大权都在武家手中。早在镰仓幕府时期，日本的农业管制权就已由朝廷任命的国司与幕府任命的藩国守护、庄园地头共享。承久之乱(1221年)后，幕府设置了新补地头，朝廷任命的各地官员变得有名无实。同样是在镰仓时代，作为金属货币主要来源的对外贸易管理权已从朝廷的太宰府转移到幕府任命的镇西奉行手中。实际上，在发行纸币之前，后醍醐天皇就提出加税1/20作为皇室收入，但因武家反对而作罢。

　　德川幕府“藩札”缺乏统一的发行主体导致混乱

　　扮演中央政府角色的德川幕府并不是“藩札”的发行主体，创立之初，其建立的“庆长币制”以黄金大判、小判为主要货币，并未包含纸币。发行“藩札”的各个藩国，有的在发行时得到了幕府许可，有的则未经许可。幕府似乎也没有积极地尝试将“藩札”控制在自己手中。明治四年新政府废除并收兑藩札，当时的藩札发行主体有267个（藩244个、县14个、旗9个），发行藩札共计1694种。

　　在发行“藩札”的两百余年中，幕府或为推行其发行的金属货币，或为平息滥发“藩札”导致的民怨，多次改变“藩札”发行许可，进一步导致了“藩札”发行的混乱。宝永年间（1704—1711年），幕府为敛财降低官方银币品位，责令各藩五十日内停止藩札的发行和流通，企图以劣质银币取代“藩札”，最终导致经济混乱。享保年间（1716—1736年），停发“藩札”导致的通货紧缩越来越严重，米价显著下降，以出售年贡米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各藩财政濒临破产，迫使幕府解禁“藩札”。此后幕府规定的“藩札”发行量、发行期限等愈加无人遵守。宝历五年(1755年)和宝历九年(1759年)，分别发生了农民因饥荒起义、加贺金泽市民因反对银札而打砸官商的事件，幕府据此先后禁止了以黄金或白银为准备的“藩札”。然而，藩国采取各种手段规避禁令，如发行米札、永札、炭札、伞札、线札、辘辘札等五花八门的实物券，甚至连“粪肥札”都出现了。幕府在宽政十年(1798年)再次重申“藩札”禁令，但同样毫无效果。

　　明治政府政治军事的胜利使“太政官札”由弱转强

　　“太政官札”发行之初民众仍在观望政权走向，待新政府全面胜利后，纸币信用才得以建立。明治元年五月底“太政官札”公告发行时，新政府刚刚于五月初迫使德川幕府让出江户，幕府残余势力仍在江户附近活动，东北各藩更是在六月成立“奥羽越列藩同盟”公然反抗新政府。新政府政治和军事手段并进，于当年十一月平定本州岛东北地区，但直至明治二年六月底才平定北海道并取得全面胜利。“太政官札”在胜负未定期间未被接受，价格长期低于面值，却在新政府取得完全胜利后迅速升值并顺利流通。新政府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信用是“太政官札”成败的关键。

　　“太政官札”价格最终高于面值，得益于新政府采取的增信措施。明治二年六月，新政府为提升纸币信用，将其新增发行量由原定的5000万两缩减至3250万两，将流通期限从13年缩短为5年，并且公布了从当年冬季至明治五年的新币兑换计划，对于未能在流通期限内完成兑换的“太政官札”则承诺每年支付六分的利息。如此一来，“太政官札”由不可兑换纸币转变为可兑换纸币，信用开始明显恢复。与此同时，新政府尚未发行官方的金属货币，旧幕府金币被急缺资金的战争双方大量伪造而导致其信用下降。因此“太政官札”顺利流通后，出现了纸币价格超过实物金币的现象。

　　结论与启示

　　日本历史上三次官方发行纸币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行主体，呈现出一次比一次成功的特点，最终为日本纸币流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分析成败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是官方纸币成功发行的基础；集中统一的发行权是官方纸币流通秩序形成的重要保障；完善合理的发行制度是官方纸币维持币值信用的前提。

　　如今，距离最近的“太政官札”发行也已有一百余年，世界科技、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治理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改变。一方面，由单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发行的官方货币依旧是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基础，其重要性更是随着货币经济的普及而进一步提升。官方货币发行的一般性规律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在当今电子化支付手段日益成熟的情况下，纸币的重要性有所减弱，数字货币成为更有前途的货币形态。然而，从发行角度看，这种货币形态的改变只是改变了货币发行的技术手段，涉及政治、权力、信用等人类关系范畴的货币发行规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作者单位：瑞淼﹝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