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讨论

　　马兰萍

　　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既要正视和反映大多数接受过良好英语教育的中国人的英语发音实际情况，更需要在中国英语的标准认定上的人为干预和选择。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应该既是规定性又是描述性的，且规定性先于描述性。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应视中国的电台、电视台英语节目播音员、主持人的实际发音为典范和描写对象，由此避免中国人纷繁的英语发音。

　　关键词：中国英语、语音、发音、界定

　　1. 研究回顾

　　 虽然“中国式英语”（Chinese English）作为学术意义上的一个术语不太容易说明，但由于它的含义主要为贬义，所谓“中国英语学习和由于使用者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因而人们对之研究观察的目的主要出于英语学习和掌握运用的匡正或补救。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出现距今不过20多年。一般认为是葛传榘首先把“中国英语”作为一个严肃的概念提出来的。他在指出Chinese English 和China English 的区别时认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从此，“中国英语”的提法已渐为中国学者接受并不断的引起关注。依笔者检索所及，汪榕培的“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论断在先，李文中的旨在区别“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的文章“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稍后。再后，杜瑞清、姜亚军又撰文讨论“中国英语”问题。同时，刊载该文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编者在该期“新年的话”中称：“中国英语已不是学者们虚构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该文预言，随着学习英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英语有可能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第二语言，最终“中国英语”也许会成为英语最大的一种变体。如此，针对“中国英语”的各个层面进行客观的定义、描写和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按照杜瑞清和姜亚军的看法，英语的迅速国际化引起了英语的本土化(nativization)。至此似可确认，带有中国地域色彩的一种英语变体在对内对外的交际活动中的存在是客观的。然而迄今为止，尚缺乏对“中国英语”各层面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和描写。李文中曾提到有人认为“中国英语”的定义应包括三部分含义：“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以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李氏认为这种解释有一定见地却不免狭窄、粗泛，他对“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定义更有质疑而举证。杜瑞清、姜亚军的研究指出了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并以音位、词汇、语篇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语音方面的论述较之李文中更有所进展。李文中对“中国英语”的观察主要从词汇、本地化词义独特句式以及篇章结构入手，其中涉及到的“中国英语”的语音特征部分并非专论，也未能明确“中国英语”的语音规范问题。事实上，他们更多地注意了“中国式的语音失误”，而姜亚军曾指出“中国英语在音位层面的特征，如英美发音混杂和源于中国英语教学和词典编撰体系的保守型发音等”。

　　2. 中国普通话推广的语音障碍与英语发音在中国的本土化

　　中国的普通话推广普及过程与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存在某些可类比的情况。很久已来，普通话发音与英语发音的关系也是英语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众所周知，普通话在中国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其他层面的困难暂且不论，这里只观察普通话的发音。一方面，由于普通话的更加普及，各地方言也迅速发生变化，其语音变化越来越贴近普通话发音。这一倾向在职业人群、接受良好教育者和年轻一代中更为显著。例如，“上海方言的语音……明显向普通话靠拢”。这种现象意味着各地方音有与普通话语音存在着“互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由于各地不同方音（accent）的影响，也出现了不少普通话变种。比如，对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而言，很容易感受到上海人所讲的普通话和广东人所讲的普通话在语音方面的差异。

　　普通话关于语音的定义和不同地方中国人实际上所操的普通话发音“背离”现象也许能为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带来某些启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依然单就语音而论，几乎各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都有需要纠正的方音。试想，如果某人在讲普通话时未能克服其方音系统中的不谐音素，那么他必然从语音方面对其所操的普通话进行“修正”。换言之，他使用了其语音系统某些已经存在的音素来替代应有的音素。让我们姑且将其看作是普通话在推广进程中的”本土化”现象。

　　英语语音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因与此相仿佛。一些英语学习者在把握某些英语音素时感到困难。他们对此的应对策略是：使用语音替代，即使用母语系统中已有的最为相似的音素来替代目标音素。还有学者指出，汉语中缺少的英语音素正是中国人感到困难的音素。事实上，音素带来的困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中国为数可观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另一方面的麻烦来自超音段音位层面，如重音、弱化、同化和连读等。确实，在实际的言语统一体中，上述要素都是在我们称之为“语流”中体现的。例如，通常的情况是单个音素的克服容易些，在单词的发音中正确地体现这些音素就困难些，更难的是在语流中对这些音素的正确把握。然而，它才是最有价值的。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该层面的问题得不到或尚未解决，其后续对策必然是求助于母语系统的相应部分。如此，英语语音在中国的被“修正”则是难以避免的。

　　3. 关于中国英语语音的讨论

　　就英语在不同国家的语音特征而论，使我们很容易想到古人“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的论断。这表明，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同操汉语的人们实际发音表现为多种地区口音（regional accent)并存的语音特征。就发音而言，英语的多样性不断被人们所认识。今天，大多数人已习惯了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英语的存在。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人们能够不费气力地将它们从发音方面加以区别。另外，我国一些学者也曾指出区域性变体如印度英语，尼日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的某些语音特征。那么，作为另一变种的中国英语必有其相应的语音特征。这是因为，不少人在学习英语发音时，母语发音的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是必然会发生的。现实的情况是，汉语中的多种地区口音使中国不同地区的英语学习者的发音更为纷繁。我们认为，一方面分别对其语音进行描写不容易进行；同时其中任何一种英语发音也缺乏普遍意义。

　　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的中国英语概念未能明确涉及它的语音界定规范。出于学术意义上的便利和作为实践意义上的规范的考虑，我们主张：应视中国电台的界定英语播音员、主持人的实际发音为中国英语的典范和描写对象。主要理由如次：众所周知，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人口之众，恐怕是除英语国家之外所仅见，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中国人英语发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分别对其进行描写既耗时费力又缺乏广泛意义。其一，以主持人的实际发音为中国英语的语音典范将避开实际发音的纷繁而有助于专注于具有广泛意义者。其二，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必将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发音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对语音层面的描写带来推动。我们相信，主持人的发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英语教育在英语发音方面的最高成就。可以想象，他们获得主持人职位的重要条件是具有英语发音方面的相对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在英语学习方面是成功的，他们的成功影响着未来的英语学习者。简言之，将他们所操英语的语音视为中国英语的典范具有某种英语语音教学的导向引领意义。其三，在国际上非英语国家的对外英语节目、广播的播音员、主持人一般都是各国自己培养的，鲜有雇用母语为英语者或本民族语为非英语者但从小生长于英国国家者充任的例证。这种国际通行做法也许一定程度上关乎民族感情、尊严和一个国家的英语教育实力的象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专注于某一国家的对外英语广播一段时间，不必等到播音员自报家门，我们就能辨别出是哪个国家的英语广播节目。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视为英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效应。也许，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客观上助长了英语发音在不同国家的“本土化”。应当承认，所有这些不同的英语发音尽可能与native speaker的发音接近，显示了对英语正确发音的热烈追求和殷切向往。

　　 目前在中国，即使电台、电视台播音员的普通话发音有时也偏离了纯正的、正统的、符合定义的普通话标准。一些具有地区特色的普通话发音被广泛接纳，在一些广告、娱乐节目中尤为显著。这说明在实际交际活动中，公众对一些语言变体的态度越来越宽容。故尽管中国的电台、电视台英语栏目主持人、播音员所操的英语与英美播音员的发音尚有差距，但仍应视为中国英语的语音典范和被描写对象。实际上，任何标准语音的确定都具有一种人为的选择或干预印记。例如，Jones曾多次宣称RP本身并不比其他发音模式“优越”或“漂亮”，他之所以把RP作为词典记录的对象，是因为他恰好能够充分地、正确地取得有关这种发音的知识。他无意成为语音改革者或决定语音好坏的评判者。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既要正视和反映大多数受过良好英语教育的中国人英语发音的客观实际，又要有在语音标准认定上的人为干预和选择。就其实质而言，定义中国英语的语音应是认定一种英语变体的语音标准。我们认为，该标准应该是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具备学术意义上的可描述性。为此，中国英语语音层面的界定既是规定性的，又是描述性的，且规定性先于描述性。换言之，其描述性是以规定性为前提的。其规定性的意义：避开了中国英语学习和使用者发音的纷繁，专注于具有代表性者；其描述性的价值体现在反映中国英语的语音现状，以发现英语教学的问题，而后寻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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