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用相生”

　　靳戈 翟崑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都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修课”。从近年来的文献与实践来看，研究者愈来愈体察到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之间存在交集和并集，且着手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聚焦全球文化新秩序、国际传播新秩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和知识需求。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在思想史渊源和实践基础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特别是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问题导向、在地经验等属性，为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交叉互鉴提供了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双重空间。区域国别学是把握“作为个体的对象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之间关系的智力活动，与国家战略存在“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关系。国际传播作为当代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性工作，为区域国别学带来新的研究问题和应用场景，而区域国别学也为国际传播提供精准化、战略化的知识基础。二者互鉴共生，为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知识、实践、伦理方面的支撑。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国际传播 知识生产 学用相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争取共产国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①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认识日益深化，“国际传播”的提法成为主流，但是介绍中国、争取支持这一目标任务并没有发生变化。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深度融入世界，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构建积极健康国际秩序的需求更加迫切，国际传播的优先级和战略性相应地更为突出。

　　国际传播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全面提升效能，关键是实现传播的精准化，“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②。对一国一地区的深入全面研究和对世界的整体把握，恰恰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点。当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导向，与国家战略之间呈现出“学以致用，用以强学”③的张力。作为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不仅为区域国别学“出题”——带来新的研究议题与研究成果的应用场景，而且在传播效果精准化、分众化方面也受益于区域国别学所提供的体系化、精深化的外部知识。在这种互鉴关系中，区域国别学是“学”——不仅是学科建制和结构，也是重塑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路径与过程④；国际传播是“用”，不仅是对不平衡的既有国际传播秩序的反思与调试，也是面向未来新秩序的愿景与实践。

　　一、全球文化新秩序与转文化性：国际传播新的发展趋向与知识需求

　　在认识论层面，学界与时俱进地完善了国际传播的内涵，跳出了“我讲你听”的陈旧分析框架，回归了“传播”关于双向流动的原意。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承载的不仅是关于中国的信息、源于中国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许多世界意涵。例如，将国际传播与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和文化共同体关联起来，指出“在不脱离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时代发展的语境下，谋求全球文明共识，构筑超文化空间的共同体理念”⑤；中国的特殊文化身份与在现有全球文化秩序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具有促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和更新的动力”⑥。“文明交流与互鉴”重要理念虽然落脚于文明，但是其蕴含的互鉴观，为突破当前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汇聚世界人民对于信息平衡、对等流动的广泛共识⑦。当然，推动传播格局的变迁需要有相应的现实物质力量，“全球南方”在政治文化上以合作共赢为关键词，且文化消费强势崛起，一些南方国家在前沿技术上“弯道超车”成效显著，政治、文化、技术三重因素叠加，使“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国际传播实现“南方转向”成为可能⑧。其中，以人工智能新应用等新型数字文化的作用又被着重强调，“数字文化与传播实践和各种权力要素交融下已然衍生出新‘数字公域传播秩序’”⑨。这种“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协商合作”⑩是对全球治理制度性建设的愿景，当然也包括国际传播的秩序。

　　在方法论上，学界与业界对国际传播中“主体-客体”“我-他”关系的把握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从对“主体性”的关注进入“主体间性”乃至“跨主体性”的阶段。“主体间性”是对关系的强调，“却不能保证能够消除互相隔阂的他者性、异己性甚至敌对性”11，“主体间性不是自身问题的一个解”12。“跨文化性”则是一种建构性的摄像，“处理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互通、互解和互相印证问题……研究复数的真理如何构成整体知识。”13有研究在对“欧美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判基础上提出了“转文化性”这一新的概念，指向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理念融汇和文化共造，甚至相互建构的转文化传播过程”14。学界围绕“转文化性”在翻译、国际新闻、影视等的具体应用展开持续讨论，指出转文化性是理解“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叙事及其翻译”的新文化观15，符合基于对话合作的文化交流这一“国际媒体交流的实质”16，“形成一种超越疆域的融合文化或第三文化是可能的”17 。在具体方法创新上，许多研究关注到了谷歌全球事件数据库GDELT所包含的大规模、结构化、跨语种新闻文本，意识到这是折射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透镜”，并从时间横截面或多主题比较等角度开展定量研究。有的研究侧重从媒介霸权、文化圈群和东方主义话语等入手，分析GDELT数据库涉华新闻的话语及其传播机制，指出国际涉华新闻中的固有意识形态与信息扩散结构上的特征18。有的研究细分了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若干方面，并比较在全球不同区域的传播效果，发现了相关中国议题在不同地区影响力和接受程度的差异化现象19。有的研究侧重历时性的比较，发现国际涉华舆论在不同时间段消长的现象，而“仅有经济距离是影响涉华舆情关注度和情感度的因素，经济距离对涉华舆情情感度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20。这三类基于GDELT数据库的研究，落脚点都指向了国际传播如何精准化、如何谋共识，也是对“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和“文化共同体”的呼应。

　　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行至于此，显现出世界观（指“关于政治世界的理论构想”21）、方法论和具体方法多重突破的趋势，为立足中国的全球叙事框架与方法提供新的依据与起点。学人期待已久的国际传播“国际化”22在当代中国雏形初具。国际传播“国际化”既是对当下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的批判，也是对信息平衡、对等流动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愿景，需要面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和相对应的精准叙事，进而提出了新的知识需求——关于传播对象国的具体情况，与关于世界形势的整体认识。知识生产，覆盖了国家战略从战略层面、哲学层面到知识形态。23区域国别学就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生产，与国际传播构成了关于知识的“生产-需求”关系。

　　二、自主意识、问题导向、在地经验：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三个特点

　　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有诸多交集。从思想史的渊源上看，两者的思考起点都是对霸权秩序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关切；从实践的基础上看，两者都是中国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区域国别研究事关“了解世界”，国际传播事关“介绍自己”，这是“以中国为方法”的两方面基本问题。特别是处在当前的理论发展节点，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与“作为个体的对象国”之间形成中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而这正是构建新国际传播秩序所需要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伦理学基础。

　　区域国别研究不是泛泛的“区域概览”“国家概览”，而是带有研究者所在国的自主意识。不带入自主意识的研究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种空想，具有自主意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早期西方区域研究所隐含的殖民扩张和之后体现出的霸权意识。对于带有“天下”传统和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中国来说，自主意识既体现为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也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地，“一带一路”沿线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领域。在这种自主意识驱动的观察与研究中，“我们既不是为了要成为被观察者，也不是试图将某种理想的形态强加于被观察者身上”24，而是在观察中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指导自身如何参与世界。

　　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地方性和世界性的双重意义。例如，东南亚的族群认同问题、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欧洲的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问题等。这些问题虽然在一国一区表现突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地方性，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也有“全球展开”的可能。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新的概念和价值，其中就可能蕴含对全球性“人类问题”的回应。例如，众所周知《想象的共同体》是东南亚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这本书所解释的民族认同机制对于理解民族融合与冲突这一世界性问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视角；近年来，东盟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呈明显的正增长态势，有中国学者指出东盟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和理论雏形，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了范例，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25。换言之，对于一国一地区的认识足够深刻，也将成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基础，正如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那样。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实践之学，特别强调研究者的在地经验，强调田野经验与对历史的把握。“在地性”（site-specificity）最早是艺术学词汇，不仅强调艺术品与展示场所之间的联系，而且更进一步地要求参观者也亲临现场，参与到艺术的创作中来。26区域国别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客观上要求更重视具体的、直观的观察与经验。同时也要打通区域与国别的横截面与纵切面，从历史文化与当前社会结构两方面见微知著，作出预测性判断，寻找煽动风暴的“蝴蝶翅膀”。例如，有研究者指出，2010年前后发生在北非的社会变革，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社情民意渊源，如果缺少在地经验，极易被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误导，以情绪的偶然性代替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性。27

　　区域国别学的以上三种属性，既是中国学术传统的历史延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体现，是对中国与他国、国家与世界关系中“主体-客体”“我-他”“个别-普遍”的辩证认识与具体解释，为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构建与精准传播提供知识服务。当然，在服务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区域国别学也实现了研究成果的运用与研究价值的升华。

　　三、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用相生”

　　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研究既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也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在现实层面，国际传播更侧重方法，而区域国别研究则侧重知识生产。那么，面对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关于“认清世界形势”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迫切需求，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传播“学用相生”有着强烈的实践需求与理论发展必然性。

　　（一）依托区域国别学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国际传播工作时都提到了话语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8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国际传播问题时，他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 29

　　“理智而又自信地阐发本国的价值观念是一国获得话语权的根本途径”30。当前，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关键工作，是化解“挨骂”问题的“药方”。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需要必要的学术支撑，通过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世界现实进行形象化概括，对全球趋势加以抽象提炼，形成精准、凝练、有感染力的关键词，并进行理论化的阐释与解读，构建立足各国情况的多重叙事，解构“普世价值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等霸权话语。“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1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世界历史”并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主导的，而是各民族在交往中形成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理论渊源，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当然，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实践，本身也是一国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扩散的过程，有助于提升该国区域国别学的世界影响力。

　　（二）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传播体系的一环

　　高校、智库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承担者，二者自身的使命任务中也有国际传播方面的工作。例如，高校五大使命任务中就包括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他四项分别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一直比较关注中国智库排名体系研究，近年来也将国际影响力纳入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五项一级指标之一。学术界对于与国际传播的交叉融合也有很强的愿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建议：“我们的日本研究学术刊物或者日本研究机构，要多负担一个使命，叫做‘战略传播’。” 32有学者认为：“学术传播具有战略性影响，学术传播应当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应是今天人们认识学术传播地位和价值的基点。” 33

　　区域国别研究位于学术的轨道，国际传播位于实务的轨道，是中国战略传播体系并行不悖、同向而行的“双轨”。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学术交流与合作，既可以介绍中国近年来学术研究、思想理论方面的新进展，也可以展示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面貌，更重要的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学术交往中学者自身的身体力行本身就是“观念政治”传播的载体，是鲜活生动的案例。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在此并非刻意要给区域国别研究强加使命，而是指出一个事实：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代表的国际学术交流客观上扮演了国际传播的角色，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承载着中国形象。

　　（三）区域国别学为国际传播提供“准星”

　　曾有一段时间，国际传播领域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一套话语、几篇文章“包打天下”。这种静止的而非运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国际传播面向变动中的世界，特别是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精准的“微操作”。全球各国历史、现实各异，特定地区的国家之间就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国际关系中根本就不存在类似国内政治中那种‘质点人’的‘质点国家’。” 34一些两党制、多党制国家内部更非“铁板一块”，既有斗争的对象，也有可以争取的力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首要问题。科学区分传播对象、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对象国的研究，不断校准工作方向，实现国际传播的精准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加强中文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把握国际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能，需要建立在对不同国家和区域中文传播生态谱系的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上。” 3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37“关键受众”的接受程度，是决定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自传播学有限效果理论出现以来，媒介研究很大程度上就约等于受众研究。精准描画受众特征，有助于掌握其被遮蔽的真实需求，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叙事、媒介选择等策略，这本应该是国际传播的基本共识。但是，由于之前缺少区域国别研究的足够支撑，一些国际传播工作对于对象国群众的特征把握不充分、不准确，国际传播效果不佳，不但没有争取到“新伙伴”，反而得罪了“老朋友”。此外，中国国际传播对象复杂多样，不仅在横向上受到区域国别间异同的影响，也在纵向上因不同历史阶段而有所差异，不能以旧知识误导新实践。因此，要坚持在深入研究和与时俱进基础上的精准传播。特别是在西亚、中东等民族宗教和地缘政治问题交织的地带，国际传播不仅要平衡慎重与积极，也要不断吸收区域国别研究的最新成果，跟上时代变化，不断调试校准，提升传播效能。

　　（四）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的人才交集

　　“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三种能力：专业能力、地区能力和当地语言能力。这种人才只能通过特殊培养才能出现。” 38胜任本职工作的驻外记者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地区能力和当地语言能力，在专业能力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就可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后备力量。现实中，许多新闻记者经过多年驻外历练，积累了许多知识和人脉，成为相应领域的区域国别问题专家。从国家发展需求和学科发展规律来看，区域国别学培养的是“三栖”人才：具有学术功底、能开展理论研究；具有现实关怀、能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政策建议；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从事专门性事务工作。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国际传播从业者积累了区域国别研究的丰富资料，区域国别研究也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奠定了知识和价值观基础，具有共通的知识需求和十分接近的培养导向。例如，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一个国际传播议题，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议题。

　　自2009年以来，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已经招收、培养了十余届毕业生，积累了许多经验，超过一半的毕业生进入媒体工作 。当前，时值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设立不久，不少有学科基础的高校先后设立了硕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权点；有的高校已经意识到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学-用”关系，探索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的交叉融合。例如，深圳大学于2023年成立了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特色研究生项目”下设立了“全球新闻传播”方向。不妨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探索、发展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用相生”的关系。这既能为文科领域的学科交叉积累经验，更重要的是可以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和外事工作现实需求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交叉人才。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编号：20&ZD145）、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中国网络视频事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GD19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项目编号：23JZDW08）阶段性研究成果。

　　靳戈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助理，

　　副编审；

　　翟崑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外宣工作简史》（内部发行），2021年，第2页、第5页。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翟崑、张添、谭萌、杨体荣：《“学以致用，用以强学”：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的辩证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77页。

　　翟崑、张添、谭萌、杨体荣：《“学以致用，用以强学”：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的辩证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80页。

　　何洋、麻争旗、何丹宁：《国际传播与全球文化新秩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探究》，《对外传播》2024年第4期，第39页。

　　张志洲：《全球文化新秩序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对外传播》2024年第4期，第19页。

　　王洪波：《文明互鉴观视域下国际传播格局的发展与重塑》，《对外传播》2024年第2期，第62页。

　　史安斌、戴润韬：《全球文化新格局与国际传播新使命：“南方转向”的视角》，《对外传播》2024年第4期，第4页。

　　「注释」

　　姬德强、李喆：《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对外传播》2024年第4期，第29页。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

　　赵汀阳：《跨主体性》，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3页。

　　赵汀阳：《跨主体性》，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3页。

　　赵汀阳：《跨主体性》，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19页。

　　史安斌、盛阳：《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当代传播》2020年第1期，第23页。

　　张潆洁、任文：《翻译与文化：从文化间性到转文化性》，《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181页。

　　钟新、王雅墨：《转文化性：国际人文交流新思维——CGTN与拉美主流媒体交流分析》，《对外传播》2024年第2期，第10页。

　　刘滢、张毓强：《转文化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升级新可能——基于《功夫熊猫》《花木兰》等案例的讨论》，《对外传播》2021年第2期，第55页。

　　龚为纲、朱萌、张赛、罗教讲：《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以舆情大数据GDELT 中的涉华舆情为例》，《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8页。

　　翟崑、靳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基于谷歌GDELT数据库的分析》，《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年第4期，第83页。

　　柳建坤、张柏杨、张云亮：《多维“国家距离”视野下的涉华舆情运作机制——基于GDELT 新闻大数据的实证分析》，《情报杂志》2022年第9期，第79页。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

　　李金铨：《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反思以后的新起点》，《开放时代》2015年1月，第211页。

　　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75页。

　　殷之光：《时空维度下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一个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初步思考》，《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第28页。

　　翟崑：《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1期，第38页。

　　安德里亚·巴尔蒂尼：《论公共艺术的在地性》，《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第78页。

　　[突]伊美娜：《2010～2011年突尼斯变革：起因与现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2月，第54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2016年5月8日。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项久雨、欧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时代考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第48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赵启正：《日本研究的“战略传播”使命》，《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第1页。

　　陆小华：《学术传播在中国战略传播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现代传播》2021年第11期，第26页。

　　唐士其：《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兼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缺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第2期，第10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李宝贵、刘家宁：《区域国别中文国际传播研究：内涵、进展与优化策略》，《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1期，第45页。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第84页。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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