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之镜：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姬德强 薛宇涵

　　【内容提要】在政策议程和实践进程的联合驱动下，国际传播工作经历着从简单的“走出去”转向深度的“走进去”的思维转换，进入从形象建构的自我投射到关系建构的间性传播的新阶段，区域国别学为这一转换提供了视野启示和知识资源。探讨区域国别学视野中的国际传播研究，首先要立足二者的学术脉络，厘清区域国别学中的国际传播维度和国际传播研究内的区域国别元素；其次，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区域国别学中借鉴形成对象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新范式；最后，要以现实问题为基线，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构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国际传播 他者 自主知识体系

　　在国际传播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的背景下，如何由外而内提升国际传播研究能力，形成自我与他者的知识对话关系，成为这一领域理论创新的前沿议题。这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导向不谋而合，后者以弥补对国际社会他者整体性知识绝对缺乏之不足为首要任务。如何从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中提炼出适用于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路径，同时将媒介与传播逻辑反哺于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两者交叉互鉴、推动知识创新的关键。

　　一、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的交叉互构

　　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兴起的首要动力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列强的殖民开拓与霸权争夺。相似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时代需要和历史背景使得二者的学术起源都带有“大国之学”的政治色彩。

　　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追溯到欧洲对殖民地的研究。出于了解和统治殖民地的目的，宗主国开始研究殖民地的各种情况，其中英国与法国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因此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二战结束后，美国意识到需要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因此将对外研究拓宽整合，正式发展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旨在为制定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学术支撑。①但是，就研究重点和研究进路而言，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和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又有相当大的区别。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最早是为殖民统治和殖民政策服务的，其研究的兴奋点在于，如何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族群差异和空间地理上解释论证欧洲的强大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弱小。与欧洲不同，美国作为稍晚崛起的国家，在国际上不但面对着落后地区和国家，还要面对比他更为强大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与其展开竞争和争夺。因此，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吸收借鉴了欧洲的经验和传统，另一方面则更重视从战略、宏观的更高层面和更深层次对其他地区和国家展开研究。②

　　曾经的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际权力格局，主要进行的是由内向外的外部知识性探索，但随着传播全球化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阻碍，各地区、各国家不再是抽象、整体的外部世界，此时区域国别学的地域性、全面性、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在地性和经验性等学科特性③都为国际传播如何精准地进行由外向内的研究提供学术支撑。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虽是主流，但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多向结盟”外交理念的兴起、各区域组织的交织碰撞都要求区域国别学向纵深发展，重点落在处于研究空白的关键小国和关键地区，最终目标是实现对全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全覆盖。④例如把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相提并论，强调历史性的和比较性的透视⑤；探究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即东盟如何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最终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量化手段对不同区域与国别之间的差别进行比较，以呈现区域与国别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展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等。⑦

　　从国际传播研究的视角反观区域国别学，会发现其目前缺少媒介化的思维逻辑，仅着眼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形势、地缘关系等研究，却忽视了不断加剧的媒介影响，而任何社会进程都无法与媒介和技术完全剥离。国际传播研究中对媒介与技术的高度重视能帮助区域国别学弥补整体性的缺失，发现不同媒介形式是如何介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系统的，特别是建制化的社会实践，又是如何将媒介的符号权力和符号资源作为重新建构现实的力量，反推其遵循着一定的媒介原则和媒介逻辑运行的。尤其随着不断加速的数字化进程，跨国数字平台、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媒介与技术都凭借着一定的自主权和权威重构着地缘政治新秩序和文化交往新生态，对特定区域和国家产生着系统性影响。这就要求区域国别研究自身进行一种媒介化和数字化转型，并充分认识到媒介或媒体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且封闭的行业领域，而是社会的一个基础性乃至重构性力量。

　　二、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转向

　　（一）重塑他者观念：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的认识论转向

　　曾经深陷于垄断性霸权逻辑体系，作为“他者”的中国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及东方学这一旨在“对东方进行宰制、重构并施加权威”的知识体系中、被置于隐含着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傲慢视角下考察的对象。为跳出美欧这两大权力中心缔结出的“盎格鲁—撒克逊全球化”路径，抵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就要打破“西方中心论”和“中西二元对立”的认知窠臼，借助区域国别研究中对世界格局的巨变和国际社会关系复杂性的正确认识，从根本上重塑“他者”观念，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的认识论转向。

　　首先，要摒弃以往国际传播研究中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他者”观念。曾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注定了国际传播并不是延续着地缘等自然属性的逻辑发展，而是陷入了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凭借殖民统治的积累、领先世界的媒介技术、系统完备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和基于二战时期宣传经验形成的所谓“传播科学范式”等垄断性的霸权逻辑体系之中。“他者”作为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用来强调非西方的对象并且是处于单一文明标准之下相对劣势的一方。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路径更多倾向于客观看待乃至平等尊重“他者”，去整体性地观察、记录、分析、解读研究对象，甚至会带有一定的主体间性，采用成为“他者”这种成本颇高的长期田野研究的方式获取一手文献资料。只有借助区域国别学亲历者的视角，才能走出以我为主的国际传播视角的遮蔽，重新赋予“他者”作为叙述者走入前台的主动性。

　　其次，要重新认识“他者”与“自我”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将国际传播研究中作为民族、国家的“自我”与区域国别学中作为区域、世界的“他者”二元对立起来，而是要看作同等重要的文化存在。尤其是在数字平台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场域，要能够真正做到与多样化的个体具身彼此互嵌互动，这是曾经具有层级与权力关系的“他者”和“自我”的协调统一，也要求我们更多地回到国际受众的接受和认知情境中重新认识、定位，在尊重文化背景、性别、族裔、宗教信仰、身份认同等“他者”多元特殊性的同时，努力克服“他者”身份和异质文化的制约，将“他者”当作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以求在与这面镜子的交流互动中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个体，反哺于国际传播改进叙事方法、充分考量文化背景，以及提升传播策略的精准程度等方面。

　　（二）重思边界意识：破除国际传播无界认知偏见

　　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时代的到来形塑了全球新传播格局，无远弗届的数字平台为多元传播主体的跨时空情感表达和差异化价值诉求构建了通路，也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范畴的拓展带来了新一轮的边界迷思：“穷山距海，不能限也”的理想状态是否已经真正到来？国际传播活动是否已经成为能够脱离于地域、民族、历史的全球性交往活动？以往的内外边界是否已经彻底消弭？事实上，这不过是西方中心论式的语境下为达到“化全球”目的所宣扬的普遍主义思想的渗透与解构。将信息传播技术迭代引发的一定程度上原有信息的空间区隔意义的消弭误认为是传播边界的消弭，这成为了国际传播固有的知识偏见。

　　事实、观点和思想的传播无不受到传播载体的限制，并受到互联网基础设施拥有者的控制。国际传播中基于认知和文化的边界博弈，正是需要借助区域国别学来深入探索媒介体制构建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背后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而反观媒介体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生产系统，又是如何通过人为塑造的话语体系反构建出区域与国别中的国际认知与政治事实。

　　区域国别学为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提供了从西方国家扩展至非西方国家新的比较方法：如果说西方媒介体制的研究基于“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那么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的研究则不得不转变为“最具相异性系统设计”。即如果要得到充分的证明，后一逻辑需要更多的案例。⑧为了理解与西方国家差异颇大的非西方国家，丹尼尔·C·哈林（Daniel C. Hallin）和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强调，“更加情境化的案例研究”更有助于理解更大范围内的媒介体制的复杂性⑨。这就需要区域国别学为国际传播提供高度情境化的案例研究，以解释媒介体制的复杂性，获得有意义的比较维度和比较体系，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

　　除媒介体制以外，区域国别研究中有关领土主权、政治文明、民族文化三个维度和框架以内的研究，可以协助厘清国际传播研究中的边界逻辑，帮助国际传播研究打破以普遍性知识生产为核心的学科框架局限，将抽象的客观概念具象化为特殊性的本土性知识，以此破除固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知识偏见。

　　（三）增进横向连接：共筑“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跨国社交平台的垄断性发展、数字鸿沟的加剧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了信任赤字问题加剧，如需在国际利益博弈和政治力量失衡的话语场域内重建交往理性，就要借助区域国别学赋予国际传播研究以交流认知层面和文化间性上的深入，探寻如何提升与世界各国的话语通约性并达成协商对话的可能。“全球南方”的崛起，为世界克服全球治理信任赤字，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首先，区域国别学需要为国际传播研究纠偏,即纠正以往将“全球南方”这一研究对象统一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简化描述，泛化的标签掩盖了相关国家的实际差异和复杂性。“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不同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利益需求都千差万别，区域国别学必须帮助国际传播研究认清真正的“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也不是一个单一整体，而是与西方国家相互嵌入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只有自不同的“文化地图”上寻找到适合“全球南方”各受众国的经纬线和坐标，以文化间性和文化包容诉诸情感认同，才能正确解读“全球南方”各个地区的形势和国家特点，从而将国际传播话语构建层级化，实现各取所需、有的放矢。

　　其次，区域国别学应该为国际传播研究“指正”，即在尊重肯定这一群体中包含着多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同时，指明其天然的情感纽带和广泛的共同利益，既为“全球南方”自立自强、团结合作提供现实动因，也为南南合作提供更丰富的价值意蕴与学理支撑。部分发达国家试图根据自身战略目标和利益争夺“全球南方”概念的解释权，对比，区域国别学要从地缘政治范畴、经济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全球南方”内涵的理论溯源，根据“全球南方”国家相似的历史记忆和奋斗历程、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现实需求和发展挑战，分析出“全球南方”中跨地域、跨领域的基本共识融合与相同利益诉求，以求差别各异的主体之间能够达成互惠性理解，最终寻找到与“全球南方”国家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弥合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鸿沟，形成“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

　　三、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共同使命

　　（一）协力精准传播：立足多元媒介生态，携手打通“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就要求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共同将研究重心前移到对象国，立足本土化前沿区域，搭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最后一公里”。

　　不同区域国别背后隐藏的是由深受文化背景、地缘政治所影响的各种形态的媒介、各种业态的媒体所形成的生态群落，而媒介又反作用于其生存环境，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动态平衡系统。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更多受众将注意力放在了多元化的数字平台之中，但是不同国家地区媒介生态各异，要真正做到精准传播，首先要突破国际传播中抽象的理性与意识形态，依托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的对象国媒介设施基础建设、不同媒介影响范围、受众身份背景等在地化研究成果，图绘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的媒介体制及其在数字化等进程中的变化。只有选取出最贴近目标受众的需求和文化特征的媒介形式，才能将信息精准匹配推荐给符合地域条件和不同代际的用户，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同时，思考如何将文化逻辑与传播逻辑相融合，加强多元媒体与我国本土媒体间的联动，拉近与当地受众的心理距离，力图实现“本土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之间的平衡。

　　适应当地媒介生态后就要建构适用于对象国语境的语言文本和媒介话语。区域国别学将为国际传播提供已知的基于社会内部的文化、认知考察内容，并保证传递信息及其所负载的意义符合目标受众群体的文化和价值预设，相对淡化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精准传播的前提是正确表达本意和基于文化差异的认知，需要实现传播的在地文化嵌入和转化，才能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因此，在掌握语言工具功能的基础上。从区域国别研究中提取出受众国社会的语言、文化、思维、制度等特征，并根据其国情、民情，以及宗教信仰、传统观念等隐性层面的稳定性结构调整文本叙事媒介话语。

　　（二）共助数字出海：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乃至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托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合作潜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全球市场和世界舞台中央。然而，中国企业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搭建数字对话机制的重要传播主体，却常常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基于数字资本、数字治理的数字霸权话语体系之中被渲染成为“不怀好意的侵略者”。因此，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应携手一道为中国企业解决在“数字出海”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本土化落地，以及如何用市场逻辑突破政治、文化逻辑下的话语屏障等问题。

　　首先要为不同国家区域商贸往来提供咨询建议。从理论角度和实践层面为经济和社会行为体提供关于某一区域国别的咨询建议，帮助其解决各类落地问题，同时各大高等院校也要注重培养了解国际规则、熟悉中国国情和区域经济状况，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擅长跨文化沟通、促进中国省市与国际对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分析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其次，区域国别学应为出海企业提供精准的、有针对性的本土化营销方案。要协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财务、税务、数据等，分析企业的产品受众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受众消费习惯是否相符合，避免出现因政策违规而损害企业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问题；尤其是当进入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时，要提醒企业注意由于宽带建设、网络终端设备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差异而导致的“接入鸿沟”。

　　最后，国际传播研究应根据不同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程度，协助企业构建精准的传播策略。考虑到因为不同文化构成了不同话语的言说环境，在跨越高低语境的数字经济传播中，如果忽略话语背后的关联事件和文化意向，则很容易产生概念误读和舆论逆反的风险，这非但不能超越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之间存在的“意义鸿沟”，反而会有损国家形象和国际友好关系的维系。例如，综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明显不均衡性，不同国家关注数字经济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因数字技术的使用差异而导致的“使用鸿沟”开始凸显。国际传播正是要协助企业满足发展中经济体的在地化数字服务需求，回应实际关切，鼓励其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战略与数字化制造产业等内容重点分享，这样既能避免为美西方对立性媒体提供可趁之机，将共商共赢的交流合作曲解为操纵国际舆论以及“锐实力”的耀武扬威，也能引起受众兴趣，促进企业在海外真正落地，弥合数字鸿沟，推动实现未来全球数字互联互通与合作的开创性愿景。

　　（三）共建智囊网络：建立智库合作机制，服务国家战略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点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作为时代显学，应该立足中国国情，摆脱二者身上共有的以西方自身经验对非西方式世界“普世化”理解的束缚，共担智库使命，既为二者学科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学理支撑，形成智囊网络；也以服务国家现实需要为问题导向，真正实现应用场景落地与范式创新。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作为既有交叉互构又各不相同的两个学科，如要促进更高效率的知识生产，共同发挥其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就要汇聚理论资源，建立二者共同的文献数据库，以保证足够畅通的信息共享，避免基础研究重复、背景资料不足、议题单一等问题。建立智库合作机制既能避免同质化竞争造成的低水平内容重复，也能做到同步分析和跟踪研究新问题、新挑战，共创新思路新方案，同时互相纠正偏差，弥补彼此学术空白。既为智库提供知识体系上的“学”，又涵盖了折射在应用效能上的“术”，共同发力推动智库工作与学术研究融合发展。

　　从现实发展需要来看，要共同承担起服务国家战略、谋求高质量发展对策的智库使命。在融合二者学术理论研究作为智库的基本数据支撑后，需弥补抽象的学术思维与具象的政策思维之间的鸿沟，避免研究成果和决策需求错位。这就需要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学术语言转向实际战略需要，着力建设一个集咨政建言、研判国际舆情、制定中国特色发展战略的高端智库集群。

　　为打造高水平国际化智库，首先要共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主张，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任务，以区域国别学和国际传播研究等团队为基础，通过数据抓取、聚合分类等技术手段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有针对性地跟踪了解不同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动态与局势动向，为相关政策研究提供基础支撑，为研判国际舆情提供信息支持；其次可以与对象国相关智库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以合办研讨会等手段加强与对象国智库学者的对话交流，也可以借助跨学科力量共同承担相关领域研究课题，推动学术交流互通；最后可通过中外作品互译和共同编撰国情手册、关系史、交往史等等，推进知识共享，助力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小结

　　作为新兴的学科化存在和跨学科场域，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将在对过往区域国别研究的扬弃中实现自主性建构。作为战略性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亦将在实践走深走实的过程中不断突破知识、认知、思想的边界，开拓出兼具全球视野和本土意识的包容性理论路径。特别是在一个日益媒介化和平台化的国际舆论场中，如何实现区域国别的在地逻辑与国际传播的传播逻辑之间的双向奔赴，将对两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和繁荣产生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这一学术研究的双向需要目前还没有形成。相较而言，国际传播研究对区域国别知识和方法的需求更为强烈，而区域国别学则需要在认识论上实现媒介化转向，以弥补其延续自相关学科的知识盲点和视野盲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和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2BXW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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