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互补：浅析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

　　陈庆鸿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是认识世界和沟通世界的两大学科，曾被视为“帝国产儿”与“战争产物”，有着负面性的历史遗产，有必要正本清源。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方兴未艾，是出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肩负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使命。在应对各自研究挑战时，两者又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具有融通互鉴、融合发展的良好条件。

　　【关键词】区域国别 国际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 融通互鉴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从未如此之紧密。在此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下称“两大研究”）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同时，作为认识世界和沟通世界的两大研究领域，相互间又有着极强的共通性，存在着融通互鉴、融合发展的有利条件。本文拟就两大研究的兴起、面临的挑战和融通互鉴的路径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两大研究兴于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

　　一般认为，具有学科意义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起于18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盛于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追求。例如，英国在1915年建立斯拉夫学院、1916年建立亚非学院；美国亦在跃升为超级大国后，大力支持国别研究。据介绍，到1990年左右，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达到一个高峰，全美大学中有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或机构约600个，其中80多个高水平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①安德烈亚斯·梅勒和伯特·霍夫曼因此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研究是作为‘帝国的产儿’而出现的。”②同样，国际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被认为与近代战争的爆发密不可分。如一战对“宣传”的大规模运用，被视为宣传研究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宣传或国际传播，被认为“通常出于邪恶目的而俘获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手法，则一直与国际争斗形影不离。近年来，随着“叙事战”“认知战”等概念的兴起，宣传、国际传播与国际争斗密切相关的看法更加甚嚣尘上。

　　然而，“帝国产儿”与“战争产物”这种富含偏见的说法并不能分别用来界定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它们只是两大研究历程中的小插曲，客观上确实曾推动了两大研究的发展，但并不能就此将其归结于帝国雄心与战争需要。否则，对两大研究的投入与发展不仅容易落入某种话语陷阱，使方兴未艾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遭到污名化，还可能对两大领域的研究旨趣、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等产生错误导向，使相关研究偏离方向、重点失焦。

　　简言之，区域国别研究是对本国以外各层次地理范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研究，它并非源于帝国冲动和征服欲望，而是出于人类本能的好奇心与交往需求。中国早在《山海经》中就出现“倭”的记录，《汉书·地理志》中的“乐浪海中有倭人”记录则标志着中国官修史书正式开始观察日本的存在。③国外也很早出现介绍域外的著作，最负盛名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许多地方的情况，被誉为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作品。而随着全球化尤其交通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互动愈加频繁、联系愈加紧密，相互了解的需求也变得更加旺盛和紧迫。

　　同样，“传播”也源于人类本能的表达与交往需求，是一种人类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性行为。其实，人们对“传播”的理解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日益丰富的过程。一开始，传播被视同于单向度的“宣传”，而宣传“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④因此，传播也被称为“劝服的艺术”，着眼于改变受众的思想和态度，并且不惜使用欺骗方式。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甚至允许以欺骗来控制意见的观点不再受欢迎。特别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出现的新变化，使得单向度的信息灌输与现实相距甚远，传播学研究也发展出大众传播、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战略传播、全球传播等概念。有学者指出：“现代传播不断深化的结果表明，传播活动发生的更深层原因，应该在于主体交往的内在需要和参与意识。”⑤因此，国际传播作为信息的跨国流动，不是也不应该是单向度的信息传递和单方面的意志强加，而是致力于彼此理解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其根本的动因就在于人类的表达与交往需要。

　　当前，我国与世界交往日益频繁且更加紧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其合作网络从亚欧大陆延至非洲和拉美，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铁路、港口、金融、税收、能源、绿色发展、绿色投资、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20多个领域建立了多边对话合作平台，中国与各方合作开展了3000多个务实项目。⑥即便在民间层面，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日益频密和深入。据国家移民管理局2024年1月发布的“2023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显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24亿人次，同比上升266.5%。⑦在此背景下，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外部世界，实现与外部世界更好的互动与交往，这是一种强烈的现实需求。

　　同样，交往需要沟通。“沟通”的英文词汇“communication”与“传播”的“communication”是同一个词。换句话说，在中国与世界交往日益频繁、更加紧密的背景下，对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需求也日益强烈。一是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领略中华文化显然是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据介绍，2019年至2020年，世界范围内对涉中国文化搜索最多的英文关键词仍是熊猫和长城。海外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历史传统层面和器物层面；⑧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地域各有特色。2016年以来，中国外交部连续举办“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就是基于各省区市差异性大、难以对各省区市进行统一推介的特点；三是中国现代化经验具有独特性。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从一穷二白建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对于发展如此迅速又如此特别的国度，外界对了解中国经验与预判中国走势都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因此，“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理解、接受和欢迎中国的发展振兴”，也就越来越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总之，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都源于人类交往的需要，而非帝国征服与战争的产物。同样，中国学界当前大力推动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也是出于中国与世界互动愈发频密的交往需求，前者是为了认识世界，后者是为了沟通世界，都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相应的知识支撑。

　　二、两大学科各有研究挑战

　　在人际关系中，要想深入了解一个人并进行有效的沟通，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际交往中，要想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并进行有效的沟通，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

　　（一）区域国别研究的“迷雾”

　　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异域总是与神秘联系在一起，就像战争中因缺乏全部的信息而出现“战争迷雾”一样，对他国或区域的研究也常常有“迷雾之感”。

　　第一，区域国别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区域有着自身独特的地理区位、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历史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社会、外部联系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之所以为这个国家或这个区域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中，有些相对稳定，具有延续性；有些则相对活跃，具有变动性。而且，这些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可以说，每个国家或者区域都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要了解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显然比了解某种植物或动物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因为不仅它们内部的关系要复杂和深刻得多，而且它们与其环境之间也存在着极其复杂多样且多变的关系。”⑨因此，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知识，除深度了解该国家或区域自身的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科技教育等外，还需要深入了解其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和互动，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动用的资源之多、力量之巨将相当罕见。从这个角度看，就能理解区域国别学为什么说是“大国之学”，这并不是说只有大国才需要了解外部世界，而是说只有大国才有能力和资源组织起如此庞大的研究团队，从各个角度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区域。否则，一味强调“大国之学”，区域国别学将很容易被扭曲为“霸权之学”。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面临“文献供给之困”。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势必要借助一定的文献信息。这类文献信息既包括研究对象国或区域对自身的历史记载、学术专著、政府文件、新闻报道、时政评论、智库报告等，还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对它的报道、研究和评论。但文献信息“量的不足”与“质的偏颇”成为阻碍区域国别研究的又一挑战。

　　一是量的不足。有些国别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自身文献记载不多，加上国际社会对其关注度低，有关这些国家或区域的报道和论述也就相对较少；有些国家或区域虽然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发达，如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人“有着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但仍然会在这些描述中省掉很多十分有价值的重要事情。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日本人“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⑩此外，研究者不掌握对象国或区域的语言，使得很多当地文献无法被阅读和使用，也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文献的不足。

　　二是质的偏颇。即便有充足文献信息，其所构筑的国别和区域图景，与现实世界也存在距离。尤其是，当前的文献信息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西方，且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据介绍，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每天生产全球80%的新闻量，几乎垄断了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市场。它们可以决定生产或不生产什么信息，以及生产什么样的信息，它们的报道还带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有着强烈的阶级立场、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公众通过新闻媒体看到的始终是一个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东方世界。”11可见，如果只透过美西方的文献信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那么对外部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理解将不仅有失偏颇，且可能暗藏美西方的意识形态成见，反而不利于与这些国家或区域实现相互理解与良性互动。这也是区域国别研究为什么强调实地调研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即要对文献阅读所形成的图景进行必要的校正。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面临实地调研之难。如上所述，实地调研对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一切研究都将犹如“隔岸观火”“雾里看花”，有些甚至掉入别人构筑的“信息茧房”。钱乘旦教授指出：“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就要到那里去生活，尽可能融化在那个社会中。这是很难的，也是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缺乏的。”12一是缺乏相应的“小语种”人才。语言背后承载的是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缺乏熟悉当地语言的人才，将很难在调研中准确沟通，更谈不上深入理解。据介绍，“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但截至2013年时，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20种，加上我国小语种招生规模都相对较小，短期内显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区域国别研究需求；二是缺乏长期扎根域外的人才。除熟悉当地语言外，还需要有长期扎根一地一域一国的人才。日久方能见人心，同样，对异域的研究也需要长期的扎根，否则，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将很难获知。但是，这种长期扎根需要制度、物质和心理上的充分准备和强有力保证，否则，扎根境外开展调查研究将难以形成规模，也难以长期维系。

　　（三）国际传播的“声障”

　　同样，我国的国际传播虽然在过去十几年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也仍然面临着“说不出、传不开、听不进”等问题，亟需打破重重“声障”。

　　一是“说不出”。“说不出”的问题主要在于对涉及相关国别与区域的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必要的知识，使得我们在国际传播时容易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有时甚至受美西方媒体的影响，在某些议题的报道上跟着美西方主流媒体“跑”。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内主流媒体对于“伊斯兰”“穆斯林”的报道缺乏中国特色的议程和议题，反而长期在有关伊斯兰的国际热点问题上对外媒高度依赖，进而潜移默化地与西方媒体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甚至“羊群效应”。13

　　二是“传不开”。这主要是受到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限制。一方面是传媒市场占有率低。有研究者认为，当前主流的“国际传播”并不太“国际”，实质上只是“美国”的“国际传播”，而不是“国际”的“国际传播”，也就是大抵透过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中产阶级学者的瞳孔看世界。14在当前的世界传媒市场几乎由美西方媒体把控的背景下，其他国家的媒体很难发出有效的声音或者声音很难被更广大的群体所听见；另一方面则是受众长期受美西方媒体、传统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的渗透，使他们对世界尤其对中国的认知，往往也是基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成见和话语体系。15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观点主张难获认同或产生共鸣。

　　三是“听不进”。“听不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传播者不了解受众的现实情况和心理需求，未能以其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周恩来同志在谈及对外宣传时曾批评道：“有个问题，把国内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人家需要什么不管，只管自己。”16这种做法，轻则自说自话、鸡同鸭讲，重则引发反感，增加误判。例如，美国在9·11后加大对中东地区的战略传播，但因未深入了解伊拉克复杂的宗教与民族情势，使得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对伊拉克的改造并没有取得共鸣，反而激发当地的宗教极端主义，而自身也陷于战争泥潭难以自拔。

　　总之，深入了解区域国别，以及准确开展国际传播，目前而言都面临着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所幸的是，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前者在于认识世界，后者在于沟通世界，实际上是与世界互动的一体两面。两大研究因此具有融通互鉴的天然优势，有助于突破各自研究困境，实现共同发展。

　　三、融通互鉴的路径探讨

　　当前，随着国家大力推动交叉学科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迎来交叉融合、融通互鉴的重大机遇，也出现双向奔赴、融合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融通互鉴，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为旨归，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基础，以提升国际精准传播为突破口，共同为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

　　（一）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皆为实用之学、致用之学，应着眼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如前所述，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方兴未艾，起于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17其中，“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就是要求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以深入准确地把握他国的关切所在，有理有据地判断其合理与否。在谈到国际传播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1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作为实用之学、致用之学的目标所在。因此，与近代以来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勃兴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着眼于更为广阔高远的目标，中国学者应警惕和有意识地排除美西方在这两大研究中“负面性遗产”的干扰，尤其要避免我国的相关研究被污名化。如有学者主张以“区域和国际研究”或“国际研究”“全球研究”等代替“区域国别研究”，就是这种警惕与忧虑的体现。

　　（二）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相互借鉴、相互助力，应以学科知识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基础

　　一是在学科知识建设方面。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对其他国家、区域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观察与总结，或可从理论层面提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有助于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论”“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等霸权话语，不仅将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富有创新和更具深度的中国话语，还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而国际传播强调全球性传播，不仅有助于实现区域国别研究文献信息的来源多样化，减少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对美西方传媒信息生产的依赖，破解区域国别研究文献信息不足、文献信息偏颇等问题，为更加客观、全面地研究相关国家或区域提供了必备的“粮草”，还有助于扩大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的传播和交流，促进国际社会就某些议题达成愈来愈大的共识。二是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可为国际传播培养拥有相关国别或区域知识背景的人才，有助于其在国际传播中较快地捕捉到更有价值信息，进行更具深度访谈，开展更加顺畅交流；另一方面，许多新闻媒体工作者游历多国，有些甚至长期驻扎一个地方，能够亲身体会当地政情社情民情等一线情况，并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广泛的人脉，往往很容易成为了相关国别或区域的专家。例如，美学者罗伯特·卡普兰曾经就是一名记者，在游历数十个国家后，写下了《巴尔干两千年》《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等区域问题专著，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地缘政治专家。

　　（三）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应聚焦于提升精准传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19这直接点明了区域国别研究对提升精准传播能力的重要意义，也为两大研究融通互鉴指明了突破口。一是区域国别研究为“一国一策”“一域一策”的传播策略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各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政治体制、经济社会等做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把握相关国家的民族心理、现实需求与未来期许，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和富有成效的交流、避免“只管自己”的盲目输出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撑；二是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为国际传播进行议题预置、引领舆论走向提供帮助。议题设置实际上应是“议题预置”。没有提前进行富有前瞻性的策划，议题设置将往往流于形式，引领舆论更是无从谈起。区域国别研究通过把握相关国家或区域的发展需求与未来走向，较为有效地感知相关国家或区域的潜在热点与议题走向，为国际传播议题预置提供智力支持；三是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和专家本身也是国际传播主体，往往凭借其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舆论意见领袖。鉴于此，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和专家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有意识地增强和发挥国际舆论引导力，为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实现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凝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贡献力量。

　　总之，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兴起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交往日益频繁的结果，对推动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良性互动，乃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天然的互补优势，有必要寻找更多的融通互鉴结合点，在理念概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成果转化上取得更多的新突破、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