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陶寺：在考古探索中溯源

　　走进陶寺：在考古探索中溯源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续进行，陶寺遗址将释放更多与后世王朝息息相关的文明信息，厘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脉络，阐明中华文明何以绵延至今。

　　文 |《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4100多年前的清晨，当太阳越过塔儿山后，阳光会洒在一座被城墙环绕的大城之上，这就是当时黄河流域用夯土做成的最大的城市——陶寺遗址所在的古城。

　　上世纪50年代末陶寺遗址被首次发现后，经过40多年薪火相传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这座古城里相继发现了城墙和宫墙、大型墓地、观象台、圭表、文字、礼器……这些遗迹或文物与历史典籍相互印证，将陶寺指向上古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考古学家判定其极有可能为尧都所在。与此同时，考古发掘成果也构成了证据链，证明陶寺已初现王权礼制和早期国家之雏形。

　　40多年的考古发掘，仅仅揭露了陶寺都城的一斑。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续进行，陶寺遗址将释放更多与后世王朝息息相关的文明信息，厘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脉络，阐明中华文明何以绵延至今。《中国报道》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两任领队，讲述陶寺遗址40余年的考古历程。

　　以寻找“夏墟”为缘起

　　陶寺遗址的发现始于夏文化探索和寻找“夏墟”。

　　河南安阳殷墟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之后，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升循着文献记载，再以传说地理为线索，将目光投向了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并很快在河南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其被考古界和先秦史学界的主流观念视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

　　豫西“夏墟”的调查工作取得空前成果后，晋南成为下一个目标。而在此前的1958年，时值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已经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最先，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灰色陶片，推测来自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龙山时代。1959年11月到1963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调查晋南地区，陶寺地区成为调查重点。调查中考古队员发现，类似的灰陶片不只存在于陶寺村，经多次调查和复查，他们在将陶寺附近星罗棋布的勘测点连起来后发现，这个史前遗址的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米。

　　“陶寺遗址的重要性骤然上升，时任发掘领队张彦煌果断向上级请示对这里进行发掘。1978年至1985年，陶寺遗址迎来了第一次连续发掘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现任领队高江涛向《中国报道》记者回忆，发掘伊始，考古队员就在遗址的东南位置发现了陶寺早期大型墓地，而且呈现出大中小等级化差异，这里也成为陶寺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的重点，“这非常幸运”。

　　在此过程中，6座史前大型墓的发掘开启了陶寺遗址考古的首个高潮。墓主人的随葬品中均出现了土鼓、鼍鼓和石磬这样的乐器组合，它们是历史典籍中传说中上古时期最高等级场合使用的乐器。如《礼记》：“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诗经》：“鼍鼓蓬蓬。”《尚书·舜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考古学家推测，这种固定的乐器组合带有礼制的意味，显示出一个重要信息：在青铜器远没有普及的史前时代，礼乐制度或许已经在陶寺萌芽。

　　1980年，编号为M3016的大墓出土了一件圆形陶盘，陶盘中心彩绘着一条蟠龙，这让考古队员兴奋不已。随后经梳理，这样的陶制龙盘在陶寺大墓中一共清理出了4件。考古学家认为，龙盘应该属于当时的王者，是高级身份地位的象征。

　　高江涛向记者分析，陶盘可用于盛水，龙盘踞在水盘之上，便有主管风调雨顺、带来丰收之意，这恰恰体现出后世所称颂的龙的品德和功用。与此同时，陶盘上的龙形象集多种动物之长，被认为完成了中华龙图腾在造型上的初步统一。

　　不仅仅是乐器组合、彩绘龙盘，1984年，在与大型墓葬区同期发掘的居住址整理出土陶片时，考古工作者拼对出了一个扁壶器物，上有两处文字样朱砂标记。在对“文字”的解读上，学界大多认同第一个为“文”字，对第二个标记则有“昜”“尧”等不同的解释，但连起来无论是“文昜”还是“文尧”，都将线索明确指向了尧舜时代。

　　高江涛指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这次考古发掘，属初次向人们展现陶寺遗址，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陶寺文化”的称谓，初步认识了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陶寺文化早、中、晚文化发展序列，这些是后续研究的基础。

　　黄河流域最大的史前城址

　　《汉书·帝王本纪》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尧、舜、禹在山西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其中的“平阳”，很可能是今天陶寺遗址的所在之地。

　　等级分明的墓葬分布、随葬品如乐器组合和陶制龙盘，以及朱书扁壶，都表明陶寺遗址并非一个普通的聚落。站在这片看似荒凉的黄土台塬之上，考古工作者想要找到陶寺遗址可能会是“尧都平阳”的证据。

　　“陶寺原来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高等级的遗址，因为发掘出了等级分化的墓葬和一些重要文物，但是没有发现城址。”高江涛说。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陶寺考古进入新时期。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梁星彭接任山西队队长，他牢记苏秉琦先生关于陶寺有城的预言，首先开始寻找古城墙，认为找到了城墙就能确定城的存在。

　　而对于当时的人力物力来说，想要证明陶寺曾经是一座“城”，并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找到遗存痕迹，十分艰难。那时，几名考古队员凭着自身判断在偌大的遗址范围内找寻蛛丝马迹。他们循着偶然发现的夯土碎块一路追寻钻探，最终看到，那些发现的夯土痕迹能够围成一个框形。连续发掘和分析之后，这一区域被确定为陶寺中期城址，城墙合围起来的面积超过了280万平方米。

　　“陶寺大城的发现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第一次在中原地区发现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我们把它作为王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如此评价。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而且有城存在，很有可能是个都城。既然是都城，就应该有宫殿区。”陶寺大城发现后不久的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接任发掘领队，寻找大城内的宫殿区成为突破重点。

　　彼时，正值“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纳入其中。“考古人员更多从聚落考古、多学科结合、科技手段广泛使用的角度开始探索这座城的内部结构，并很快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划。”其间，博士毕业后的高江涛来到陶寺遗址，逐渐成为发掘队伍的中坚力量。他说，这些发掘成果使得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何努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卫君”和“守民”是都邑建设的基本目的，即掌权者先以环壕或者墙筑造出一个“城”保卫自身和特权阶级，待日后能力强盛后再扩大规模筑造外围郭城，把城里的居民保护起来。

　　照着这个思路反推，考古工作者猜测，宫殿之外可能还有一圈外郭城围绕。“从2013年开始，考古队员又在大城内部、宫殿区的外围勘探出一个城址，后来逐渐被确认为宫城城墙，这样陶寺就具有了‘宫城—外郭城’的双城制特征。”高江涛表示，这种都城制度形成了后世中国历代都城模式的主流。

　　古城规模宏大、功能分区明显，再与上个世纪发现的王级大墓和墓中高规格的随葬品相对应，专家表示，目前考古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陶寺遗址在4000多年之前曾是一处王权中心，陶寺社会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

　　山西临汾建有尧庙、尧陵、尧居，太阳在当地方言中被唤作“尧王”或“尧窝”……再结合考古发掘成果，许多学者认为，陶寺就是典籍里记载的“尧都平阳”。

　　“尧舜禹可能是传说，但尧舜禹所处的那个时代一定不是传说。无论考古、文献、传说还是民俗，都把陶寺指向为那个时代的都城。至于给都城贴上什么样的具体标签，是尧都还是尧舜禹的都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高江涛说。

　　实证陶寺文化的“地中”观念

　　1993年，考古大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

　　高江涛指出，“最初中国”强调的是“中国”最初形成的一种状态，而不仅是一个时间和年代最早的问题。最初的中国必须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既不是“酋邦”，更不应是“部落”或“氏族”阶段。二是这个国家还应是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

　　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不断证明，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执着探索大地中心，运用不同的方法观测天象、授予农时，并将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与政治紧密结合。陶寺所处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中国”。

　　2002年，观象台的夯土柱基遗迹被首次发现时，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次年11月底，最终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的是13块各自独立的夯土块。它们底部相连，地面以上部分呈半圆形排列，这组“墙不像墙，路不像路”的奇特组合令考古队员深感困惑。

　　《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尧帝“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就是说在尧时期，已有了相对成熟的天文历法用来指导农耕。对照这个建筑基址，考古工作者推测其可能是一处观象台遗址，古人根据地球和太阳的位置互动来确定农时节气。经过反复摸索实验以及天文学家的助阵，复原后的观象台已确认能够观测到20个节气。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发掘陶寺遗址时，考古队员曾在一座早期中型贵族墓中出土过一根红彩木杆，2002年又在中期王级大墓中发现了一根底漆为黑色的长木质器物，上面间隔着绘有彩段。陶寺观象台遗迹被确定后，这两根木杆的用途重新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重视。此后的多学科合作成果表明，它们分别为圭尺和立表，用来测定日影长度，从而定方向、测时间、分节气，制定出历法。

　　何努指出，圭尺刻度总长近40厘米，折合陶寺古尺为1.6尺，是龙山时代晋南地区“地中”的影长标准刻度，表明陶寺文化已经存在“地中”的观念。“地中”就是宇宙与天下的中心，是人间与昊天上帝沟通的唯一通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只有“王者居中”，其统治权力才具有“君权天授”的正统性与合法性。陶寺都城遗址和陶寺文化的邦国社会结构，与“地中”概念完美结合，构建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最初中国”概念。

　　高江涛认为，文明起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的核心问题就是“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延绵不断的中国古代文明而言，对早期中国的诞生或言最初中国形成问题的研究是“早期国家”探索的重要内容。

　　高江涛同时表示，作为一种观念，“地中”应存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众多证据表明，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被逐渐由晋南转移至洛阳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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