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需要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使所有国家受益，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金融稳定并支持经济增长。

　　文｜《中国报道》记者 刘雪云

　　80年前44个国家代表团集聚布雷顿森林小镇参加了一场国际会议，由此奠定了影响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80年后，全球经济经历了几轮变迁，但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讨论并未停止。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全球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新的体系要使所有国家受益，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金融稳定并支持经济增长。

　　“去美元化”是长期过程

　　1944年，经历了数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混乱，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进行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建立。至此，美元彻底取代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同时，以美元-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度以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确立下来。

　　建立初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世界带来了良性的结果，混乱的金融秩序得到了缓解，国际金融市场也得到了稳定。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现的多边国际经济合作精神以及协定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都成为金融领域的重要遗产。

　　但“特里芬悖论”是这一体系最初绕不开的难题。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认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决定了美国必须是国际贸易收支的长期顺差国。但世界贸易发展过程中，各国必须用美元进行结算和储备，大量美元被输送到海外，这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二者的矛盾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1976年以黄金非货币化、浮动汇率制合法化、美元仍然保持主导地位为核心特征的牙买加体系建立，这一阶段被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凯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美元霸权在这一体系下所获收益逐渐减少的必然之举。对于美元来说这不是终结而是新生。新的制度安排下，美国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的约束，进而更自主地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到崩溃前后不到40年，但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未随之崩溃反而得到了巩固。20世纪70年代美元成为全球石油唯一的计价货币，美元地位再次上升到又一高度。

　　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多次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美元“武器化”特征不断显现。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美国正利用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贸易战，同时国际经济合作也正在被用作武器。

　　饱受美元霸权制裁的国家，如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正成为“去美元化”行动的主要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7月发布的报告，全球110个国家已采取一种或多种形式“去美元化”。

　　张礼卿对记者表示，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金融制裁以及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将严重影响一些国家的央行对美元能否长期保持稳定的信心。“但‘去美元化’进程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至少，在过去两年里，美元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占比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上升。”张礼卿说。

　　“货币具有网络效应。当一种货币拥有了足够多的使用人数后，人们就会对这种货币的使用产生一种粘性，因此转换就变得不容易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东民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正因如此，虽然美国的综合国力下降，但美元的霸主地位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去美元化’或者说用其他货币替代美元，可能将经历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

　　多极化是趋势，人民币国际化还需积累

　　任何一种主权货币来充当唯一的国际货币，都难逃”特里芬悖论“的桎梏。

　　学者蒙代尔曾提出两种超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路径，一是自下而上在小范围内实现局部货币化，如美元化、欧元化、建立最优货币区，在更加广泛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世界货币；二是自上而下，通过改革国际货币组织动作的方式，直接建立一种超主权货币来充当世界货币，并逐步让其他国家接受这一超主权货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认为，各国央行要推动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还要推动实现交易多元化，即要摆脱美元，转而使用欧元区、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货币进行交易。

　　当前，多国正通过推动双边货币协议和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等方式积极探索货币多极化的路径。例如中国与巴西达成协议，将用人民币或巴西雷亚尔结算双边贸易；今年2月，伊拉克首次允许以人民币结算对华贸易；印度发表声明，与马来西亚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以色列历史上首次将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减持美元。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人民币兑卢布汇率将成为基准，有助于确定包括欧元和美元在内的其他货币走势。在某些交易中，人民币可能会扮演以前几乎不可想象的角色，成为卢布—美元兑换中的枢轴货币。

　　张礼卿表示，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式启动以来的近15年时间里，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启动与快速发展”阶段、“调整和平稳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回升和持续发展”阶段。短期来看，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中国官方多方面积极推进、过去两年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总体上呈现贬值趋势，企业借助人民币贸易融资完成进口支付的动力显著增强。但仍需认识到，不论与美元、欧元还是与英镑、日元相比，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都还有一定距离。

　　“人民币国际化需继续做好宏观审慎管理的前提下，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此外，应加快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清算支付体系的建设，包括继续增加‘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参与机构数量，扩大其网络规模，提升其交易活跃程度，以及继续增加海外清算行的数量等。”张礼卿说道。

　　刘东民认为，当前中国需继续发展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流回来”，让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稳健前行，使全球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更多机会使用人民币。“当人民币和欧元等具有国际化实力的货币不断走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逐步过渡到一个更多元的格局。”刘东民说。

　　CBDC数字货币“在路上”

　　从当前美元本位体系过渡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是一个漫长过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刘凯认为，数字货币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为未来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良好设计方案提供技术铺垫。

　　刘东民告诉记者，数字货币跟传统货币相比，主要是形态上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会带来支付体系多元化的发展。支付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当作为基础设施的货币支付网络发生变化时，国际货币体系自然会发生改变。

　　目前，广受关注的数字货币大体上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私人数字货币，一类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刘东民表示，其中私人数字货币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比特币、以太坊等无锚定的数字货币，它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货币价值锚，所以价格波动非常大。还有一类以私人机构发行的稳定币，这类货币一般锚定国家的法币，例如锚定美元，从而成为美元稳定币。而当这种稳定币被政府纳入监管，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准法定数字货币。目前美国主要发展以私人机构发行的锚定美元的稳定币，而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发展央行数字货币。“这几类数字货币都是有价值的。”

　　据大西洋理事会数据，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探索数字货币。国际清算银行（BIS）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预计到 2030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 24 家央行将会实现数字货币流通。

　　“中国在发展央行数字货币方面抢到了先机。”刘东民表示，数字人民币的价值从中长期来看是比较明显的。从国内来看，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一是能够提升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率，央行通过数字人民币可以更精确地进行调控，从而能够实施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二是能够有效地推动普惠金融，数字人民币能够做到精准投放，因此它能够完成如扶贫捐赠定向使用等普惠金融工作；三是当数字人民币加载了智能合约后，能够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和信用化，如自动缴费等智能化的经济活动。从国际来看，如果数字人民币能够进一步走向国际，将会提供一种更多元化的支付网络，从而提升货币的国际支付安全和效率。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前行长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认为，数字货币可以增强消费者信心、降低交易成本，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走在了前沿。但是，央行数字货币需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达成跨境支付的协议，减少数字鸿沟。未来全球金融的架构依赖于央行政策和数字货币的发展，以及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参与、金融技术的更高发展，央行应当在这方面下更大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