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钝

　　◎陈　翔

　　一

　　写或不写，这是一个问题。类似于哈姆雷特的诘问。

　　美国诗人庞德曾建议后辈默温每天写75行诗，以锻炼笔力。后者并未完全遵循，但自陈一连几年，每天都会对着一张空白的纸，凝视一会儿。“这让人变成了某种怪物”，默温说，因为“你必须不断地把其他事物推到一边……恒久坚持非常重要”。

　　有人说，“不写”也是一种“写”。我不这样认为。“不写”固然不意味着你并非一个作者，但在“不写”的此刻，你已远离“写作者”身份。“写作者”是一个进行时，是“写”的动作使之存续。

　　在第一本诗集出版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几乎逸出写作者身份，似乎总无提笔的兴致。一则，一些曾经打动我的事物如今不再打动我，既不被击中，便无动力书写。二则，我开始觉得已写过某物而不愿再去重复，以免惯性滑入旧日的套路。

　　懒散之余，我不提笔，似乎是有意为之，寄望于以一种物理的停顿，静待某一天拨云见日，突然斩获某种新的写法，仿佛守株待兔。

　　我很钟意塞尔努达《一本书的记录》的说法：“我的创作干涸期或匮乏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是一年、两年。慢慢地，我发现这些日子并不是真正的贫瘠期，而是用来休息和充电的最佳时间，就像身体需要做梦一样。”

　　这期刊发的诗作是我近两年的作品。重读它们，我无意自信如塞氏所言，“（重拾笔墨，就会发现自己的作品）比以前更加丰富，风格也有所转变”。坦率说，它们更像是一个过渡期的作品，好比一个匠人刚塑造出一捧泥制坯形。至于何时才算“完成”，我不知道。

　　我仍在探索，实则退步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我不再在原地踏步了。多少走出了原点，朝着与往昔不同的方向，迈开了步伐。自我革新是困难的，意愿、能力和毅力缺一不可。

　　我确信，没有“不写”的写作者，只有未完成、中断了的写作者。至于“写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

　　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大约同样重要。从读者的角度，“你读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从作者的角度，你是你书写的产物。你凝视笔下的事物，笔下的事物同样也在塑造你。

　　写作，有时像是给自己下谶语。

　　二

　　检视从前的作品，仿佛回顾一个“旧我”。

　　那是一副与我有关，但不再重叠的面貌。彼时，我刻意追逐书写“美”的事物——艺术、风景和感官。我以为，所谓诗，必是生活提纯后的精华，生活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场，诗是从中捡拾出来的宝物。现在回看，那不免是一种逃避的态度，亦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某天我走在公司昏暗的疏散楼梯里，发现有三四位保洁人员正在工作。他们的年龄与我父母相仿。有人在抹石头地板，有人在擦木质扶手。这楼道是我每天午间、傍晚必经的场所，从食堂通向工位，一天要上上下下好几次。我原以为的昏暗无人之地，在我看不见的时刻，竟有一群人在精心维护——这是它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灰尘弥漫的地方的原因，也是令我每日能够安闲自在散步的必要条件——而我此前对此从未思索过。继而我又想到，这世界上有多少地方，在我看不到、不知道，甚至熟视无睹的情况下，多少人在为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事物奔波。我为我的无知感到惭愧。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拜访托尔斯泰，托翁对他说：“光从读书到写作是不行的，要写生活中发生的事。”

　　有段时间我反思，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实地生活过，而是置身于一个虚拟的，或者说“二手真实”的世界。过往的生活主要由书籍、电影和音乐构成，我对于世界的认知，形容世界带给我的感受，几乎都沿袭自往昔虚构的艺术作品。就像赫拉巴尔笔下“置身在废纸堆中的人”，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

　　那天我走在街头，没有像往常一样戴耳机听音乐，而是忽然抬起头，凝望眼前的绿叶，以及绿叶背后的天空。我给自己的动作和思想按下了暂停键，转而谛听鸟鸣，感受风的吹拂，观看叶子转动。突然之间，“生活”如此真实，如此近在眼前。好像此前的人生，全都悬浮在半空中。我很惶恐，就像《楚门的世界》里，金·凯瑞第一次发现，蓝色的天空原来是背景板。在这一瞬间，我迎头撞上了“真实”。

　　我想，我们应该尽量生活在细节里，写作在真实中。真实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但自有其力量。我希望往后的作品能尽力呈现生活的真实面貌，描绘世相光谱的两端以及中间形形色色的渐变地带。

　　三

　　就写作而言，我抱怨过自己的迟钝。有时吸收了生活的感受，却不自知，过了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好像木头吸收水分，然后潮湿。

　　钝或许也是一种“盾”，仿佛自我保护的玻璃罩。朋友说我是玻璃罩里的人。以前被保护得很好，没吃过什么苦头。直到历经一些世事，像一把铁榔头不停猛敲那层玻璃罩，玻璃内外才一点点裂开，涌入粗粝的现实。

　　世事艰难，迟钝之人精神消耗少，清醒之人则容易度日如年。在安徒生童话里，一位公主被二十张床垫和二十床鸭绒被下的一粒豌豆“硌”得一夜没睡好。这是敏感之人受折磨的例证。

　　然而，写作无疑需要超出常人的“敏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张爱玲，“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七情六欲）的动态”。置身于痛苦的中心，仍能直面和凝视痛苦——这是支撑写作的能力，也未尝不是写作的代价。

　　如果卡夫卡的说法是对的，有些书注定会咬伤我们、刺痛我们，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那么，在成书以前，书中的文字将首先咬伤、刺痛作者。

　　幸或不幸，我还没有被自己的文字咬伤和刺痛过。也许未来有一天会的。我渴望某种钝感和敏感的平衡。我想象内心是一个冰冻的椰子壳。冰厚，来自极寒之地。阳光的照射，暖风的吹拂，皆不为所动。而写作如一把冰凿，将一点点地凿开自己。

　　四

　　我时常想起两幅关于书籍的照片。一是某次当代战争时，一位老太太用图书塞满了窗户，期望抵御街头的流弹。二是二战期间，伦敦一座被德军燃烧弹摧毁的图书馆，有人在废墟里安静读书。

　　这些画面都令我想到米沃什的诗《但是还有书籍》：“‘我们永存，’书籍说，即使/书页被撕扯，/或者文字被呼啸的火焰舔光。/书籍比我们持久，我们纤弱的体温/会和记忆一起冷却，消散，寂灭。”

　　书籍和文字是弱的，但是它不死。诗歌也是同理。

　　关于诗与坦克的关系，马雁在《盛事》中说，“诗歌的确还不能阻挡坦克，这是诗歌的局限，但诗歌试图阻挡坦克，这是诗歌的宽广。”我对诗歌没有这种期望，它之于我，并非向外的武器，而是向内的避难所。

　　叶嘉莹曾阐释“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

　　在写作上，我宁愿追求作为弱者的品质。我愿我的诗是钝的、拙的、朴的，而非锋利、精巧和绚烂。

　　我喜欢君特·格拉斯的一句话：用柔弱的手，针对这个时代写作。正如希尼笔下的山楂化形为提着灯笼的狄欧根尼斯，我幻想自己的诗歌化形为堆叠的盾牌，抵御生活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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