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进奏院状”并非报纸

　　范静兰

　　近读方汉奇先生论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及《中国近代报刊史》，几乎论定：现能看到实物的最古老的报纸当属“敦煌进奏院状”，它不仅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笔者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敦煌进奏院状”并非是报纸。

　　进奏院是唐代藩镇在京城设立的办事机构，其作用主要是沟通藩镇与朝廷间的信息，除进奏事宜外，还包括传递朝廷诏令文牒等，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进奏院必须经常向派出它的地方负责人报告朝廷的详细动向，特别是藩镇向朝廷请求的事项的办理情况；还负责打听朝廷动静，向各自的藩镇报告；并传抄朝廷“报状”于各自的藩镇。这种向藩镇汇报以上种种情况的公文当时称为“状”，是官府中下级给上级文件的名称。“敦煌进奏院状”即为这种公文。

　　现存于世的“ 敦煌进奏院状” 的实物目前只发现两件，均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编号S1156 的一件目前保存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编号P3547 的一件保存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1982 年，方汉奇先生对S1156 考订后，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中提出，“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

　　这份“敦煌进奏院状”是公元887 年，即唐僖宗光启三年，由当时归义军使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张夷则从唐僖宗的“行在”（本作“行所在”，意即皇帝所在的地方，这里指临时首都）兴元（今陕西汉中），发往沙州（今甘肃敦煌）的一份公文，其内容是报告归义军节度使派官员往“行在”向朝廷请求“旌节”（唐时皇帝赐给节度使以确定其地位、显示其身份的仪仗）的情况。

　　关于这份“状”，还有比较复杂的背景：归义军节度使原为张义潮，也叫张议潮，是唐沙州敦煌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削弱，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陇右各州。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 年），吐蕃贵族内部发生混战，张义潮便趁土藩内乱之际，领导沙洲汉、蕃人民起义，驱逐了吐蕃守将，并继续收复了相当于今天的甘肃西部和新疆东部的十一州土地。大中五年正月，张义潮向唐王朝表示归附之意。同年十一月，便派张义则到长安，将十一州版图奉献给唐宣宗李忱，完成了归附大礼，被朝廷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后来，张义潮到长安做官，其族子张淮深接任了节度使之职。按朝廷惯例，节度使应由朝廷授予旌节，表示正式委任和承认。可是，过了二十年，张淮深还没有得到皇帝“赐旌节”的待遇。因此张淮深于僖宗光启三年便派六十余人的专使团赴朝廷所在地，要求“请准旧例建节”。

　　这份“敦煌进奏院状”全文共六十行，讲述的是三批专使到达兴元等地的时间、活动情况、在皇帝面前的表现、相互间的争论等。

　　为什么笔者认为把这份“敦煌进奏院状”当作报纸不妥呢？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以新闻与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散页连续出版物。虽然从内容上看，所记载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时间、人物、地点、事件、原因、起始经过，可谓新闻要素俱全，但仔细推敲，其所报的并不是一般的朝廷消息，它的全部内容只是进奏官向主官汇报所派三班专使向朝廷请颁旌节一事的办理情况的。它的发送者是单一的，即进奏院的进奏官；它的接受者是单一的，即归义军的节度使，并没有其他受众；它的内容也是单一的，即汇报论节情况，也无须采访和记录。

　　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相当于某省政府派出工作组到北京，就某个项目申请中央立项，工作组组长将申请过程向省政府进行报告。由此可见，“敦煌进奏院状”不具备报纸的性质，是一份带有相当机密性的公文。另外，它的“刊期不定”、“篇幅不等”、“没有报头”这些特征，都说明它不是一份报纸，只是一份官方的公文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