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保护，北京实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钟昊 编辑覃柳笛

　　“长城保护不只是工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汤羽扬说，“科学技术、传统工艺、研究创新，都不能丢。”

　　40年前，一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开启了社会集资修缮长城的先例。海内外中华儿女纷纷捐款，一些长城重要点段得以修缮。

　　40年间，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法多次修订，《长城保护条例》等陆续出台，长城保护步入法治和科学的轨道。

　　40年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迎来新的局面。

　　万里长城，空间总长度21196.18千米，穿越15个省区市。通过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路径，保护这一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必定不只是划出一块地、固好一垒砖。

　　北京，“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的策源地。如今，这里与长城文化公园建设有关的项目遍地开花。根据2021年公布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北京将打造“中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先行区”，提供样板经验。

　　从北京实践中，我们可一窥新的时代语境下，长城保护的新课题。

　　长城“解剖术”

　　夏季，往往是箭扣长城上最忙碌的时候。

　　循着燕山深处的峪道攀援而上，一面巨大的条石墙映入眼帘。在这里，负责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的考古队、施工队正埋头苦干。头顶，亿万年的太阳；脚下，数百年的城砖。

　　“这扇在‘迎敌面’的窗户，被一道石墙堵上了。”在120号敌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指着东侧一扇窗推断，这段长城墙体的修建年代应该晚于敌台的修建年代。建墙的时候，受方位限制，不得不遮挡这扇窗。

　　“可以想象，万历初年，箭扣长城只是一座座敌台，到万历后期，墙体才把它们连成一线。”

　　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是对怀柔长城117至122号6座敌台及敌台间5段共915米墙体进行修缮，项目实施周期长达三年，延续了近年来北京开展长城研究性修缮的理念和方法。

　　考古深度介入，是研究性修缮的鲜明特征。通过考古，长城的建筑形制、工程做法等被明确。长城是建在人工凿出的地基上，还是直接垒于山石上？墙角的石墩是旗杆墩还是炮台？城砖间勾缝的灰浆、窗框留下的印痕是什么成分？厘清细节，修缮才具备更接近历史真实的依据。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长城是古建筑，也是古遗址，且以古遗址形态为主。遗址怎么修，前提是研究。

　　在考古过后的长城段落，人们可能会看见一段历经多次倒塌终于“趴”在地上的砖墙。到这里，考古人员不再挖下去，而是将病害过程作为历史信息原状保留，以辨析长城的时空变化。

　　不止考古，研究性修缮中，建筑、材料、结构、植物、水环境、数字化等多个专业都需贯穿全程。修，不再只是传统的维修加固，更不是复原，而是经由跨学科合作，既保证长城本体安全，又将其承载的各类历史信息、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甚至周边的整体文化景观保存下来。

　　本刊记者在一次踏勘现场看到，负责设计施工和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的人员，与尚珩等人反复协商各点段的植被清理方案，最终明确了哪些植被会影响长城排水，需要清理，哪些植被不构成威胁，可作为景观保留。达成一致后，各方才进场作业。

　　2021年起，北京将长城保护的重点转向研究性修缮。今年开展的箭扣长城项目，吸取前者经验，“考一段、修一段”，而非整段考古完再修，进而缩短考古和修缮之间的时间差，让暴露的文物得到更及时的保护。

　　自2005年参与长城调查和保护工作，汤羽扬亲历了长城保护工作重点的时代变迁。在北京境内总长520.77千米的墙体上，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下，复原维修、重点维修、抢险维修、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结果。一个个保护项目落地，让北京积累了丰富的长城保护技术经验。

　　2020年，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箭扣长城脚下的西栅子村挂牌成立，成为国内外长城维修保护经验的交流平台和展示窗口。其中，从事长城修缮20年的老师傅程永茂总结出一套明长城传统修复技艺，即“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为明代砖石长城修复打了样，这样的工艺与研究性修缮同样匹配。

　　“长城保护不只是工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汤羽扬说，“科学技术、传统工艺、研究创新，都不能丢。”

　　目前，北京的长城保护工作正从建筑完整保护逐渐向遗址预防性保护转变。汤羽扬说，未来要更注重日常的保护，通过技术和人工监测，以“轻干预”的方式达到保护效果。

　　预防性保护，将对“解剖”长城的精度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不止一道墙

　　长城长，不止一种衡量尺度。

　　位于北京市域边境的古北口镇古北口村，一座门匾上刻着“北门”的城楼赫然耸立于山体夹缝间。北门以南，是古北口的旧城，也称“镇城”，四周山体上，仍可见一圈城墙遗迹。

　　从城楼拾阶而上，沿着城墙向东北方向一直走，便是蟠龙山长城。蟠龙山长城呈东西向，与西边的卧虎山长城连成一线，在北部河谷地带形成一处关口，名为“铁门关”。铁门关下，又设“关城”。如此，古北口便拥有了“北门”“铁门关”两道关，形成“城中有城”的防御体系。

　　能证明古北口建城史的，不止那一道道墙。古北口村中，建于清代的财神庙、药王庙和建于辽代的杨令公庙香火犹存。每年深秋，古北口举办盛大的庙会，延续游街送神、烧香祈福的传统。

　　古北口村是典型的从长城关堡演变而成的传统村落，数百年的军防建设、人员往来、民族融合，给这片土地留下丰富的建筑、宗教、民俗遗产。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全国长城关堡（也称城堡、镇城等）共计2200余座，它们与长城墙体、壕堑/界壕、单体建筑等文物本体及其他长城文化景观要素，共同构成了当前长城保护的对象。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据不完全统计，72%的长城关堡在现代转化为市、县、乡镇、村等聚落，其中80%演化为现代的村庄。如今，长城沿线村落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

　　2022年底，古北口镇通过制定古北口镇长城村落民居风貌、传统文化、特色美食、乡村民宿等引导办法，鼓励群众恢复建设传统民居；2023年，古北口镇完成蟠龙山长城311号敌台等修复，在长城开放段设置专业性的解说标识，重启因疫情停办的庙会。

　　然而，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如何协调，仍是难啃的骨头。“尤其是长城关、堡等面临居民生活、城镇建设、旅游开发等多方面威胁。”《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这样写道。

　　该背景下，北京建筑大学师生完成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要问题研究——古北口长城历史文化价值研究》，试图从古北口长城历史及重头故事、长城文化价值阐释、长城文化与精神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剖析当地长城遗产价值特性，寻找匹配的保护路径。

　　价值研究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础工作，在延庆，这样的工作也已开展数年。

　　“延庆的村庄名称中多含营、屯、堡、口、寺等字眼，这些带有明显长城文化符号的村庄达上百个。”从事长城保护工作30余年的延庆区文物局研究馆员范学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长城不仅决定了延庆的城乡格局，还催生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散落在民间。

　　范学新曾主持《延庆县古村落壁画调查与研究》课题，发现永宁火神庙壁画中出现的诸如敌台、城楼、城墙、枷棍、火铳、信号旗帜以及明代军服、乐队等元素，不仅有助于研究明代军事制度，还与当地盛行的民间花会、音乐、舞蹈等有关。在他看来，保护长城，不只保护本体，更要保护千百年来人类与长城互动的结晶。

　　“长城作为一种符号和标志，实质上反映的是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与之有关的文化因素。”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会长罗杨在期刊《万里长城》上写道。

　　目前，密云、延庆等地的关堡型古村落正与北京建筑大学等团队合作，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开展关堡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试点项目。

　　力量在民间

　　石峡村的长城保护历程，需从一位80岁的老人说起。

　　村民梅景田，从20世纪80年代初便自发保护长城。彼时，由于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长城状况日益恶化。

　　梅景田回忆，小时候常与伙伴们在敌台中捉迷藏，让他对长城产生了感情。长城的破败，使他难忍心中之痛。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还长城安宁。

　　一个人保护长城并不容易。梅景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巡查一次周边的长城来回一趟20公里，除了制止拆砖挪用、乱扔垃圾等破坏长城的行为，他手里还会握着一根木棍或镰刀，吓退深山里的野猪、毒蛇。

　　随着“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引发的长城保护热潮，以及八达岭、居庸关等长城景区旅游效益外溢，石峡村村民逐渐意识到了长城遗产对于村庄的价值。2007年，在梅景田的带动下，村里成立了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一开始便有30余人报名，保护长城成为了石峡村的集体行动。此后，包括梅景田的女儿、外甥女在内的几名村民还被延庆区文保部门聘为专职长城保护员。

　　2006年，长城保护员制度写入《长城保护条例》；10年后，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规定，长城保护员担负着巡查、看护、报告、记录等职责。目前，全国长城保护员数量达6800多名。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高春凤开展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研究。通过在延庆区石峡村、怀柔区慕田峪村和北沟村、门头沟区沿河城村等地进行问卷和访谈调研，她发现，长城沿线的村庄（村民）和长城保护的专业团队是当前长城保护社会力量中的核心群体。

　　“大部分村民都表示愿意参与长城保护。”高春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长城承载了村民们的记忆与乡愁，二者拥有强烈的情感连接。

　　另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必然会对沿线村庄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及文化空间带来改变，村民及村中经营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可以获取发展的机会。

　　不过，高春凤也发现，像石峡村那样有组织地保护长城，并不多见，尤其是村民志愿者力量还需进一步整合。

　　长城保护公益组织“长城小站”长期参与各地长城保护员和志愿者的培训工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口。创始人张俊认为，不仅要教给村民长城保护的知识技能，还要引导村民意识到文化遗产可以为地方创造价值，最终形成自觉性的保护。

　　“长城小站”曾与北京建筑大学团队合作，在沿线村落开展遗产教育研学活动40余次，为一些村庄带来直接收益，获得了“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等，被国际认可。

　　“各类社会组织是长城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他们拥有较强的资源链接能力，除了长城本体的保护、价值阐释，还能推动更丰富多元的区域乡村振兴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高春凤举例，这些组织包括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小站、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

　　以北京为样本，可以看到，新时代长城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局面已基本形成。汤羽扬表示，政府要引导不同的社会力量找准定位，给予更多支持，形成多方保护长城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