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作家相聚上海国际文学周，畅谈“故事的边界”

　　王瑞琳 蔡圣辉 陆铭晖 周欣怡

　　首位发言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他由外祖母的故事谈起，阐明故事的本质。在他看来，故事向我们传授的是过去人类的经验，而它的迷人之处正在于置身封闭的过去，却面向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展开。在意外与偶然中，故事方才真正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在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或者说，故事的本质就是越界。小说家也许会消失，但故事将永远伴随人类远征，永不停歇地跨越边界。在故事中，人类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奔向不可知但强烈吸引着我们的未来，最终迎来新的自己和新的天地。

　　美国诗人、翻译家弗罗斯特·甘德表示，相比于传统的“叙事现实主义”，他更青睐另一种能予人思维以启发式联想的写作。前者假定自我在时间和地点上稳定不变，因此它只对人类经验做了有限描述；而后者则暗示过去存在于当下之中。甘德引用其新作中的“我盯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那个人现在到底是谁？”说明诗歌正是通过从线性转向了并置，实现了对故事界限的超越。正是那些不连贯之物，让他得以更“真实”地描述其在世界上的体验。

　　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坦言，他在写作中所做的努力是扩展界限。首先是拓展无知的界限，借由文学人类可以了解过去以理解当下，也可以探讨各种问题；其次是跨越个体与他人分隔的界限。正如其作品《遗忘通论》中的主人公卢多维卡通过阅读洞晓世事，写作同样可以使人接近他者；同时，写作还是超越可能性的界限。如同旅行一般，写作的过程是探索那些不可能的道路，并在其中寻找惊奇。因此，作家的唯一界限是他的想象力。

　　作家尹学芸借助“有形与无形”的对比来阐述她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文本和意识是有形，潜文本和潜意识是无形。两相对照，无形如同幽暗处的烛火，延伸和丰富了文字的广度与深度，使内容厚重、韵味悠长，使人物跳脱出固有的场域。艺术来源于生活，横无涯际的生活真实终将被提炼成有边界、有规制的“艺术真实”，在有形中关注无形，即穿透文字，感受背后潜藏的绕梁余韵。

　　匈牙利作家巴尔提斯·阿蒂拉认为，边界是一条界线，分隔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作家不喜欢边界，因为他们追求无限创造。但他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边界的挑战，比如语言。作家要跨越的第一个边界是下定书写的决心，正如奥第·安德烈所言：“我必须敞开心扉，让大家看见。”写作意味着与世界赤诚相见，这比打破任何成规都要有勇气。真正没有边界的不是作家创作了什么，而是他创作的内容——即他自己。写作者从虚无中挖掘以创造自己，世界由此徐徐展开。

　　作家吕新将故事分为两类：自己的故事和除此以外的所有故事。自己的故事并非指本人传记，初始时它与己无关，然而经过了自身的挖掘、裁剪、发酵等过程，最终它与自己难舍难分。这个故事从浩如烟海的故事中闯入你的视野，并在之后的时间中屹立不倒，这具有宿命般的色彩，同时也是许多故事得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故事的边界存在且只能存在于每个人的认知中。认知是一条刻度，衡量着故事的火候。火候不够，故事生硬；火候太过，又会越出经验。

　　俄罗斯作家叶夫盖尼·沃多拉兹金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找到描述人、物和现象的词语。思想在语言产生前即存在，然而唯有当文学将其带入语言领域时，它才能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因此，每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对新的意义空间的征服，是对未表达之物的表达。相比起给出答案，文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答。文学通过突破自身的界限来拓展我们的意识，让我们变得更深刻、更睿智。

　　作家、评论家赵松以《汲冢琐语》中宋景公与邢史子臣的故事为例，说明打破故事边界的意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都是有边界的，因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是完整的因果链和矛盾冲突，因此也是封闭的。然而人性的复杂让人在许多情境中做出不合逻辑的行为。因此，当代作家也应当超越合理性与逻辑性，创造出有着丰富可能性、开放性且耐人寻味的故事。无论小说写作者最终行至何处，他们的出发点是打破“故事的边界”。

　　美国作家乔纳森·斯拉特同时也是一名保护生物学家。他从自身工作与写作经验出发，分享关于自然边界以及人与自然边界的感受。收集数据以确定边界可以让科学家们更好地保护生物。而书写保护工作中的经历则传达了自然风景与野生动物缺一不可的整体性，从而唤起人类的好奇心与保护欲。因此，有效的保护不仅关乎数据收集，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打破界限，讲述能引起读者共鸣的脆弱物种的故事。澳大利亚艺术家周小平回顾了他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的生活故事。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丰富的内涵，无论在怎样的时代和文化语境里，人类都应该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世界。在无际荒漠的生活中，他开垦出了他的“故事边界”，走进了原住民深厚迷人的传统文化与精神世界。当人真正地行走在土地上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建立与自然和土地的精神联结，其时，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才真正开始显现。

　　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安·加尔桑认为，如果必须为虚构作品设定“边界”，那只能是内在叙事质量的限制：这个故事讲得好吗？它有没有开拓我们的认知？除此之外，文学不必有虚构的界限，也不必有体裁的等级之分。他引用英国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关于文学欣赏的表述，即“自愿地搁置怀疑”，当读者对叙事感到信服并沉浸其中时，这则故事就值得被归入“伟大文学”的范畴。那场关于幽默的永恒“辩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且必须嘲笑一切，正如文学把一切都虚构化，小说的天职就是拥抱世界的整体性和丰富性。

　　科普作家梁贵柏表示，边界的设置本身即是为了召唤一次次的突破，如果要为科学设定边界的话，那便是人类认知自然的边界，而科普作家的使命是通过作品努力让读者靠近科学的前沿。尽管科普创作要基于科学的发现或发明，但从写作的角度看，依然有着许多可以突破的“边界”。比如他尝试着在新作《双药记》中打通历史与当下，穿插虚构于纪实之中，融合自叙与他叙……

　　作家邱华栋以“一匹穿越千年的花斑马”为题，谈到了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城纪》。这部小说有一个篇章《绘画部：于阗花马》，以一匹花斑马的自述，讲述这匹马自己的故事。花马的形象脱胎于悠长历史中的织锦、绘画、史籍，它穿越千年，不停地在时间中驻留与奔跑，担负起书写宏大西域历史地理的重任，具有强健的生命力。他希望写作亦能如花马强健的生命，飞腾于无尽的生生灭灭中，希望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永不止息。

　　作家薛舒透过两段亲身经历，从不同的生命视角打开故事的边界。人与人之间记忆的错位、永远无法获知的彼此世界，仿佛注定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空间的关系皆为偶然，我们只能在生命里寻找自己。然而，文学写作给予了我们一把钥匙，在打开通往真相的大门时，我们可以发现更多不同的答案。有没有可能，我们将在故事里走进另一个生命的黑洞，去寻找那些看不见彼此的人？

　　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表示，这场文学的邀约根植于彼此理解、彼此感知的希望，也即一种讲故事的信念。在当下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我们不应将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共识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囿于语言等，误解不时发生。因此，作家的职责不只是讲述故事，还要确保理解的达成。语言需要服务于真正的沟通，准确地切合情感和语境，而作家就是语言与文化理解的守护者和再造者。

　　翻译家袁筱一从米兰·昆德拉的诠释出发，探讨“边界”的意义。在昆德拉的叙事中，边界是一道脆弱的屏障，它的一端是生命执着的价值，另一端是价值的消解，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本质上是一个越界的旅者，这正是文学得以维系并不断创新的源泉。然而，在与人工智能共存的时代，我们也面临着种种边界的消失。在边界消弭的狂欢中，我们将有可能失去定义和知识，失去反思、跨越与交融的原动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呼唤和捍卫边界的存在，因为边界才是人类跨越并且创造的真正前提。

　　来自日本的凑佳苗是一位推理小说作家，她认为，在不同的领域下，“边界”有着不同的外化形式，而在推理小说的视域中，边界意味着“法律”“伦理”和“规范”。相较于以破案爽感为主线的推理小说，她更希望书写那些“正义的边界”之外的故事。她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引发思考，比如为什么自己能够生活在边界内？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越过“正义的边界”？推理小说中超越“正义的边界”的部分，能让人更加珍惜正义与美好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坦然地面对我们心中可能存在的“恶意”，积极地生活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刘大先援引德觉桑布的故事，指出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德觉桑布，生活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中，也在不断地创造新的故事。故事没有边界可寻。山鲁佐德的故事启发我们：讲故事延续了时间，沟通了人心，对抗了死亡与绝望——这是人类需要故事的内在动因。刘大先的非虚构作品《去北川》讲述中国西南地区一个羌族自治县的故事，用不同的体裁、形式，从无数个角度进行讲述，讲述本身也成为故事的组成部分。

　　美国漫画家丹·诺特从自己绘制《城市运转的秘密》的历程谈起。如何在我们身边的基础设施中寻找叙事？人类创造力是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城市之外，自然界中又蕴含着哪些叙事？对他而言，一个故事总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叙事则可以遵循在过程中寻求理解的路径。我们既需要那些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真相的虚构作品，也需要能够挑战我们想象力极限的非虚构作品。我们不仅需要故事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前世今生，还需要故事来帮助我们了解未来。故事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自己的行进轨道，也能让我们看到地球的发展轨迹。翻译家、作家范晔从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拥抱之书》中提取了一则细节：“Mario Montenegro把他的孩子们讲的故事写成歌。他抱着吉他坐在地上，孩子们围成一圈，这些小孩子或小兔子给他讲七十只兔子叠罗汉去亲长颈鹿的故事……”他把这句话改写成了一则短故事，收录在《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中。关于如何打开故事的“边界”，范晔说：“至少可以让故事去做一下兔子对长颈鹿所做的事情。”

　　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欧健梅回忆自己与朋友的对话，她发现，当自己想深入探讨个人与他人融合中模糊区域的细微差别时，语言障碍使这一切变得困难，使人无从表达。随着年龄的增长，找到能够让人满足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难。但正如远藤周作《深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优美而敏锐地描写了东西方精神的交汇，文学中的故事不仅表达了人性复杂的情感，还提醒我们珍视生活中的小事与情感联系。最后她通过一个关于宠物死亡的故事表达了她对尘世悲苦的思考，再次印证了文学与现实的交织力量。

　　学者顾文艳从自身职业出发，针对“故事的边界”分享了三则文本。从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的叙事学观点到西伯利亚汉特人讲故事的传统，再到娜斯塔西娅·马丁《从熊口归来》中人类学家与熊的相遇。顾文艳认为：故事存在边界是为了被逾越的；故事的边界并不意味故事的终结；故事的边界是不同世界的遭遇；故事的边界是一个不讲故事的人，站在台上，让故事讲述自己。

　　小说家辻村深月心目中的“边界”指的是故事所围绕的环境本身，即促成作者写作的动机与促成读者阅读的动机。她迄今创作了四十余部小说，尽管都以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国度为舞台，却也能收获各地读者的共鸣与反响。通过故事，不仅读者能在阅读中与拥有不同边界的人连接，作者也会在写作中尝试不同的角度，进入他者的边界和内心，而今天的活动也将进一步扩大她的内心。

　　作家张佳玮说：“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大仲马将宏大的历史当作钉子，用来悬挂小人物的故事。每个普通人也都有叙述故事的愿望：张佳玮的《爱情故事》以父母的故事为核心，用自己的想象填补空白，对他而言是一种乐趣、一种疗愈。这正是我们乐意反复讲述并听取故事的原因：我们讲述的故事，不管多么大同小异，是我们希望别人了解的我们，而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才是真正的我们。

　　马来西亚作家贺淑芳认为，写作的内涵充满了不确定，既不是迎合他人对历史场景预期的想象，也不是可靠的指南手册，而是坐在一头漂浮宇宙中，梦魇的动物背脊上写作。故事在其中一直蜕变，随着起心动念，不断重写。有意义的现实不见得只是身份，许多长期被忽略的心灵角落也能产出繁复的句子，借此，人靠着故事在万般不确定中生存下来。贺淑芳强调，写作是一种深入内心的过程，既要回顾过去，也要直面当下，讲述那些被忽略的心灵角落。她认为，虚构的力量在于跨越现实的局限，连接孤独的灵魂，创造出梦一般的联系。

　　作家走走将故事比喻成女性身体，即有性、性别、性情上的自由，也因并非不朽而必然具有边界。然而，正如女性的身体可以接纳、交汇，毫不排斥地孕育出一个全然的他者一样，套娃式文本、元小说、无穷后退，这些写作上的形式也是尊重差异，且包孕着无限可能的，所以故事又可以是无界的。对写作而言，如何突破故事内外的种种空间局限，让人物既拥有一个自主的主体，又拥有一个自由的主体，是作家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漫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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