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荒诞

　　余华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 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 坐在他的椅子上， 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 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 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时候， 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 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 以为那是他派来取包的， 他才知道手提包被偷走了。

　　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着急， 虽然钱包在身上， 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 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 为什么手提包里没有钱。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 问他手提包呢， 小偷说扔掉了。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了警察局。

　　几个警察正在楼上打牌， 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和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 说是警察要打完牌后才下来处理。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 做完笔录就放小偷走了。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 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

　　这时候问题出来了， 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 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 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 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 警察说不行， 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 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 终于找到了一个翻译， 等翻译赶到了， 把所有证人的笔录都做完后， 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个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 苦笑着说， 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

　　（三三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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