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长民致徐志摩的一封短函说起

　　从林长民致徐志摩的一封短函说起

　　赵志庸

　　林长民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1919年5月2日发表于《晨报》的新闻稿《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在研究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林长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产生的影响。

　　林长民长徐志摩二十一岁，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他们无话不说，可以说是忘年交，甚至用“忘年交”一词尚不足以形容之。1922年到1925年，徐志摩经常到林宅串门，与林家人上上下下都非常熟络。在《伤双栝老人》一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每回我到你家去，他们一群四五个，连着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拥上我的身来。牵住我的手，攀住我的头，问这样，问那样；我要走时他们就着了忙，抢帽子的，锁门的，嘎着声音苦求的——你也曾见过我的狼狈。”从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和林家老小的亲密。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林长民的信函中，有一封短函被各种徐志摩研究的书籍和论文引用，然而却被一再误读。其中最严重的误读在于写信的时间。很多学者，包括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先生，把写信时间定在1920年12月1日，当时林长民父女旅居英国。这样，信函中的措辞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徐志摩在英国向林徽因表白爱情。早在2008年，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就在《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一文中考证过该信的写作日期，确定为1922年12月1日。陈学勇先生曾在杭州闲谈中告诉笔者，他原来也把这封信认定为1920年所写，比如早期的《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一文曾提到这封信，当他收到秦贤次的提醒后，在2012年版的《莲灯诗梦林徽因》一书中作了修改。

　　关于这封信，还有可以深入推敲的地方，不妨细读：“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之。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这封信中出现了“mockery”一词，是“嘲笑”的意思。估计少女林徽因对青年徐志摩说了什么话，引起徐志摩的不悦。这非常符合林徽因的个性，就是性子直爽。

　　对于这封短函，通常的理解是：徐志摩写信表达爱意，林徽因不知何以为答，由其父代笔回应。但这样解读就无法理解mockery一词，如果加上徐志摩到林府拜访这一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这封信。1922年12月1日，徐志摩是否在北京呢？答案是肯定的，有瞿菊农的回忆《“去吧！”，志摩》一文为证，此文写于徐志摩刚刚遇难之后：“现在记得的似乎是从上海同到北京来，沿途谈的是罗素，是高士华绥是康桥，是志摩朗读康桥再会吧！是爱恩斯坦，是梁任公，胡适之，泰戈尔；到北京之后，志摩就先在我那局促的小屋里，那时我住在东板桥妞妞房——住了好几天，后来他搬到博生那里去。我们从此很熟。”

　　在徐志摩的书信中，还有一封写给英国朋友傅来义的信，写于1922年12月15日，也说到他在北京的事实，此处不赘。瞿菊农的回忆对于理解林长民短函的写作背景是非常有帮助的。徐志摩与林长民是忘年交，他甫到北京就去拜访林长民也合情合理。

　　如果大胆假设这封信的写作背景，应该是这样的：徐志摩1922年10月返国，在南方待了一段时间，和瞿菊农一起从上海来到北京。他去拜访林长民，在林府对林徽因表达爱意，即“用情之烈”，林徽因无法理解，表达了讽刺（当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已交往近一年，有他们在林宅的合影为证）。徐志摩回去后，写长信解释，然后才有林长民的短函，不无调解安抚之意。

　　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在英国恋爱的传闻，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逻辑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大众愿意相信他们的恋情。这个逻辑关系就是徐志摩对林徽因一见钟情，然后设法与张幼仪离婚。问题是，即使有这样的逻辑关系，林徽因对徐志摩是什么态度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旅英时期的相关史料，如徐志摩的日记或书信来证明。只有林徽因后来写给胡适和沈从文的书信，涉及与徐志摩的关系。关于这些史料，陈学勇在《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一文中已经做过充分的论证。简而言之，林徽因是不承认有恋爱关系的。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对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恋爱渲染甚多，韩石山曾在《也说徐志摩与林徽因》一文中讽刺过电视剧中的角色，文中这样写道：“而《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小姐，给你的感觉则是个小妖精，小荡妇。你看，跟志摩一见面没过多久，就打得火热几乎等于姘上了……你得想想，她才十七岁。一个中国旧时代的大家闺秀，一到了英格兰吃上面包喝上牛奶，就淫荡成这个样子？”那么，电视剧本的创作思路来源是什么呢？即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张邦梅是张幼仪的侄孙女，她用了几年时间对张幼仪进行采访，结合史料，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这部作品。张幼仪作为一个无辜的传统女性，从家乡来到英国，没过多久就被离婚，这是很值得大众同情的（电视剧中的张幼仪被塑造得非常高尚）。但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看，在《小脚与西服》这本书中，张幼仪的回忆带有明显的被迫离婚者的立场，而且它不是口述实录，作者张邦梅的主观性时时体现在行文之中，对张幼仪有明显的袒护。（如果张邦梅的祖父张嘉铸读到这些文字，大半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张嘉铸非常喜爱和尊敬他的姐夫徐志摩。）且举一例说明，书中有一章写到徐志摩理发的细节：

　　打从我到西方的第一刻起，还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车里聊天的样子时，我就知道他心里藏了个秘密。后来住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和那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和理发店在同一条街上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这两段话中至少有两个疑点：第一，郭君（即郭虞裳）的话是否可信，他和徐志摩的关系是否熟络到无话不谈，徐志摩会把他的恋爱秘密告诉他？第二，张幼仪说她从未发现徐志摩的信，那么她又怎么知道他是用英文写作呢？这里有可能带着张邦梅的视角，她在阅读史料时，读过徐志摩的英文信。从写作的方法来看，《小脚与西服》的学术性是比较弱的。

　　现在因为史料的丰富，可以确定在张幼仪与徐志摩在沙士顿同住期间，徐志摩有好几位朋友也在欧洲读书，比如陈西滢和傅斯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温源宁在剑桥大学，吴经熊在法国，张奚若也在欧洲（不确定在哪一国），金岳霖是1921年12月到英国的，这些人都有可能跟徐志摩通信。他潜在的通信者也很多，除了中国人，还有诸多英国朋友，如狄更生、威尔斯、魏雷等。所以，徐志摩每天一早冲出去收发邮件是极有可能的。张邦梅的文字带有很强的臆测性，她在书中也写到，徐志摩很少和张幼仪谈话，张幼仪对徐的留学生活缺乏了解。

　　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恋爱，有很多专家学者解读过，比如梁从诫先生、陈学勇先生、韩石山先生、陈子善先生等。于葵女士在她的《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中也写到徐志摩，文中肯定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深厚友情，否定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恋情。林徽因是民国才女，既有美貌，又有才华，她献身建筑事业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尤为人们所赞叹。但是她真实的情感世界，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才能更好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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