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李劼人

　　相遇李劼人

　　龚静染 口述 叶小果 整理

　　一

　　1939年至1946年，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培养学子、刻印书籍。1946年3月，他离开乌尤寺，准备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走。

　　和马一浮随行的有三十多人，加上各种行李，一条大船载得满满当当。马一浮在重庆停留近二十天，访亲探友，依依话别。他的一大堆行李，由武汉大学教授张真如安排，拜托嘉乐纸厂董事长李劼人，寄放在海棠溪盐店湾的嘉乐纸厂重庆分公司房舍中。

　　李劼人给张真如写信，表示会好好接待这位国学大师，并吩咐秘书处致函重庆分公司，要求他们一定办好这件事。在李劼人的私人收藏中，有一幅马一浮的隶书立轴，内容是晋代傅咸的《纸赋》：“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马一浮以《纸赋》赠予嘉乐纸厂董事长李劼人，寓意深长。

　　李劼人是成都人，原名李家祥，生于1891年6月20日，中学时代就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特别会讲故事，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故事王”。1912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游园会》，他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小说家。但是那时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我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读他的《死水微澜》。但他经营的嘉乐纸厂很有名，我小时候使用的纸张很多就出自嘉乐纸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破产之前，该厂是乐山最大的机器造纸厂，而李劼人就是创始人之一。

　　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现代历史小说。我很惊叹他能够那样写出四川的近代历史，书里面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历史画卷的描绘，不是一般人所能够驾驭的。又泼又皮的四川话是极大的亮点，非常生动，那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味道，要是换成另外的语言就少了那种味道。

　　李劼人的很多随笔，写老成都的民俗，写得很透，写出了老成都的韵味，他是能够代表成都的一位作家。

　　二

　　1925年，李劼人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川报》当编辑，发现去国四年后，报纸还是老面孔，印刷的纸张——手工制造的土纸仍然粗糙低劣。由于用不起洋纸，四川没有一家机器造纸厂可供应价廉物美的新闻纸。

　　一天，他和报馆同人宋师度闲聊，面对发黄的报纸，突然说起创办纸厂的主意。两人越说越兴奋，一致认为须“喊得出几位有力量的热心人来，开上一个机器纸厂”。这个偶然出现的新奇想法，改变了李劼人的人生道路，后来他的命运便随着工厂的沉浮而起伏。

　　要办纸厂，就要有懂得造纸的人。李劼人想起了熟识的王怀仲，他是四川眉山人，在法国专门学习造纸。当时王怀仲已回国，正在江浙一带考察机器造纸厂，调查国内造纸状况和生产技术水平。他早有回国开办纸厂的打算，与李劼人、宋师度的想法不谋而合。李劼人还计划造纸厂建成后，“将来经理一席，即由我担任，而制造一事则一概委之老王”。

　　经过筹股会，筹得原始股本五万元，1926年6月，四川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乐山正式成立，因为当地有煤炭，有碱厂，有草料，原材料不缺。纸厂大股东之一陈宛溪是乐山的大实业家，创办华新丝厂，推广桑蚕新法，对四川桑蚕业的贡献很大，还在乐山做过不少善事。他大力支持李劼人创办纸厂，以《诗经》中“嘉乐君子”命名嘉乐纸厂。这个名字，也与乐山的古名嘉州相洽。

　　1927年1月20日，嘉乐纸厂召开股东会，选举陈宛溪任董事长，李劼人任协理，王怀仲任厂长。

　　这家刚开办的工厂，一时间欣欣向荣。成都的报馆正缺纸，争着向嘉乐纸厂订货，产品供不应求，股东们兴高采烈。但由于价格和供应要求苛刻，无利可赚，销售日渐欠佳，大家又变得心灰意冷。李劼人在成都联络买主，负责收账，帮忙汇兑，解决一些运输的琐碎事情。

　　因为前期工厂几乎没有收益，为了养家糊口，李劼人一边为嘉乐纸厂出力，一边在成都大学教书，同时在《新川报》兼职，还做些翻译工作。那是他比较辛苦的一段时期。

　　1929年，嘉乐纸厂连续几次停工。第二年刚一开头，陈宛溪突然病逝，让嘉乐纸厂的前途更加渺茫。过完春节，王怀仲召集股东开会，准备破产清算，没想到股东们觉得心有不甘，于是又筹钱，让工厂重新开工。人事调整时，李劼人任董事。

　　筹的钱很快又亏完了。大家打算干脆把纸厂卖了，免得再折腾。可是，想卖却卖不出去，生产又严重亏本，1931年4月，嘉乐纸厂只好再次停工关门。

　　就在他们深感绝望的时候，转机悄然来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抵抗外侮、民族自强的声音高涨。成都报界要求停止采购日本纸，全部采用国产纸。嘉乐纸厂随即起死回生。

　　过了一年多时间，抵制洋货的风潮逐渐减弱，嘉乐纸厂回到之前的停滞状态。李劼人因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债台高筑，对嘉乐纸厂的事情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3年，李劼人已四十二岁，受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邀请，前往重庆担任民生机械厂厂长。这份工作，维持了两年，他又回到成都，进入“自由著述”的状态。毕竟，李劼人真正想做的还是文学。早在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一位好友在临行前问他以后学什么，他回答：“还是文学吧。这个天地似很广阔：我的兴趣，我的性格，还是学文学好些吧！”

　　他把很多事都推掉，开始闭门写作。由于失业，家庭经济窘迫，李劼人的女儿李眉记载，这时她的母亲做丸药和卖丸药。可见，李劼人又靠祖传医方“李氏秘制朱砂保赤丸”以维生。本来，他从小就帮着家里搓丸药，直到他去法国留学前，还在家里一边看书一边搓丸药。

　　为了有多一点的收入，李劼人给舒新城写信，问他“能不能接收出版给稿费”。1935年7月底，舒新城读到《死水微澜》的初稿，表示“描写庚子拳乱事，技巧颇精彩，但对于社会意识颇少暗示”。这本书得到版税三百多元，够李劼人全家四个多月的生活。

　　过了一年半，舒新城读到李劼人的第二部作品《暴风雨前》，评价“描写技术与结构亦均成熟”。接着，李劼人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大波》。与创作的丰盛相比，他的生活却依旧贫穷。那段时间，他经常靠借钱度日。

　　只用了几个月时间，李劼人写完三卷本的《大波》，该书与前两部长篇小说一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大河三部曲”。他又请求舒新城预支稿费，但出版行业也不景气，舒新城爱莫能助。他希望李劼人能够有一份职业，首先要活下去，不能为了写作而饥馑度日。

　　这个时期，嘉乐纸厂生产出了最畅销的浅绿色新闻纸，成都的报社大量采购。1937年初，嘉乐纸厂举行股东大会，推举李劼人担任董事长。这次会议确立了李劼人在嘉乐纸厂的重要地位。经过十年经营，财务审核表明，嘉乐纸厂资产已达九万余元，利润稍有盈余。

　　担任协理时，李劼人只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在成都跑跑腿，比较闲散自由。自从当上董事长，他就要全面负责嘉乐纸厂的工作。

　　其实，李劼人还想继续清静地写作，他正在酝酿下一部长篇小说《横流》，但他的计划被打断，不得不与创作的黄金期渐行渐远，全身心投入嘉乐纸厂的经营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沿海一带的纸厂生产中断，洋纸供应断绝，国产造纸业进入了供不应求的时期。销售红火，形势喜人，嘉乐纸厂准备放手一搏，原来只有一台造纸机，现在抓紧订购第二号、第三号造纸机。

　　为了交涉和督促三号造纸机的加工制造，王怀仲前往重庆的制造厂，但他遇上了重庆空袭。1939年5月4日，日军投下一百一十枚燃烧弹，导致三千多人死亡。王怀仲不幸地撞上了这一劫。

　　几天之后，王怀仲死亡的消息得到证实。他是嘉乐纸厂的大功臣，一直担任厂长，与工友们朝夕相处，彼此有很深的感情。全厂上下笼罩在悲痛之中。纸厂紧急召开董事会，李劼人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通过了丧葬安抚措施，同时决定：王怀仲的月薪照发给家属，并照常持有公司股份，纸厂负担他的子女教育直到长大成人。

　　后来，李劼人对王怀仲一家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特别是对其子女的教育更是尽心尽力。

　　当年，重庆空袭之后，乐山也遭遇了“八一九”大轰炸，嘉乐纸厂被迫停产，运销受阻，工人闹事。李劼人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每天被各种琐事缠身。

　　当日军飞机轰炸成都之时，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买下了菱角堰旁边的二亩多地。他自己设计、修建了三间屋子，以黄泥筑墙，以麦草为顶。为方便邮件往来，李劼人取“菱角堰边的窝”之意，将那里称为“菱窠”。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为他在门楣上题写了“菱窠”二字。

　　不久，纸厂重新开工，聘请了新的工程师，扩股增资，三台机器齐开工，嘉乐纸厂规模扩大，产量大增。李劼人果断决定成立重庆分公司。

　　转眼到了1942年，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带领的国军重创日军，让国人士气高涨，也让西南大后方的防御得到巩固。李劼人此时已经五十一岁，身体常有微恙，大不如昔，整日忙忙碌碌，感到身心俱疲。这一年，李劼人虽然没有完整的时间进行创作，但他利用空闲时间翻译了法国作家马格利特的中篇小说《单身姑娘》，还重新修订了三部过去翻译的作品。

　　三

　　1944年对嘉乐纸厂而言，堪称顺风顺水、大吉大利，纸厂的生产、运输、盈利都达到了十八年来的最好水平。李劼人忙于纸厂生意，写作少了，但在文化界的交往并不少。

　　他不仅承担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大量工作，还成立了“文化人协济委员会”，帮助流亡到大后方的文化人。广东画家梁又铭流亡到了四川，生活艰难，李劼人买他的画，帮忙转售给嘉乐纸厂的大股东。

　　李劼人对贫困中的马寅初也伸出过援助之手。在1945年3月的常务董事会上，李劼人聘请马寅初为嘉乐纸厂的经济顾问，每个月给马寅初舆马费五千元。他对文化人有种惺惺相惜的情意。

　　当年在乐山武汉大学读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也有对当时的学生喜欢嘉乐纸的描写。其实，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嘉乐纸厂实实在在地救济过物价飞涨下的贫困教授们。其中有一次，李劼人通过董事会商议，资助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十二名贫困教授，每人每次补助三千元，每年补助四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了。西迁到大后方的人归心似箭，纸业市场供需关系大变在即。

　　嘉乐纸厂这时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市场混乱，销售停滞，李劼人提出减产的办法。五十五岁的他在成、渝两地来回跑动，开会，见客，宴请，处理信函，四处奔波，无暇从事写作。他曾回忆起这段时期的经历：“我为了要挽救嘉乐工厂，真不知过了多少关。要团结内部，要抵抗外部，要弄钱维持生命，又要应付那日益混乱的币制，不使受损太大。”

　　虽然局势动荡，但李劼人还是想沉下心来写作。从1947年初春开始，他在蓉版《新民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天魔舞》，一共连载二百八十三天，直到次年3月才刊登完。

　　这是时隔十年之后，他推出的有分量的大作品。小说男主人公陈登云从重庆坐船到乐山。那样的旅行，李劼人也经历过不少，他从成都到重庆，又从重庆回成都，不知坐过多少次那样的轮船。小说里的有些内容也是嘉乐纸厂的真实写照。

　　1948年8月11日，李劼人在家闭关写作，冒着炎热写《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为自己创办的杂志《风土什志》供稿。这一天，重庆分公司业务主任沈迪群突然失踪，此时正值公司危困之际，这件事在嘉乐公司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沈迪群究竟到哪里去了？

　　直到两年后，李劼人在报上看到有关消息，才揭开了谜底。原来，失踪的那天，沈迪群在为共产党员何忠发送信的路上被捕。入狱后，他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六室。一年多后，他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松林坡被杀害，成为渣滓洞遇难的烈士。

　　当得知真相后，李劼人在董监联席会上专门提出沈迪群被害应予抚恤的议案：“沈君，阆中人，业农，家道寒微，遗子年幼，而在职时，恪尽职守，乃一优良精干之干部，今遭惨害，实应破例给以抚恤案。”

　　1950年7月，李劼人被任命为成都市第二副市长，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在那之前，嘉乐纸厂裁撤重庆分公司，长期停工，新政府陆续派人进驻厂里。1952年3月，嘉乐纸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李劼人与他亲手创办、伴随二十七年的工厂彻底告别了。

　　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因病溘然长逝。他在最后十年还有文学雄心，但因为种种原因，愿望没有实现，直到最后，他都是想做一个纯粹的文人的。

　　四

　　“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这是挚友魏时珍对李劼人的评价。早在1937年，李劼人的写作进入最佳状态时，另一位挚友周太玄也建议李劼人“不做他事，专事写作，期我十年，必有成就”，可是他没有看到期望中李劼人文学丰硕的“十年”。

　　李劼人所处的是个急速变化的大时代，清末维新思想传播，他站在了办报的前沿；民国肇始，实业兴起，他成了工商业的先锋；抗战军兴，纸厂的生存峰回路转，他被推到了工厂发展的中心；而在改天换地之际，他又响应了时代的召唤，由商入政。

　　其实，李劼人一生都想过“自由著述”的生活，但命运偏偏不予，而他认为自己最不擅长的经商，恰恰让他折腾了半生。1949年后，他热烈拥护公私合营，主动把全部股份捐献给国家。这里面有他的“私心”：想马上回到写作中去。后来，他走近了政治，摆脱了经商的困扰，却仍然游离于文学之外。

　　李劼人的一生就像一部精彩的小说。我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的序言中用了一句话来概括：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他的为文、经商、从政连在一起，不可能截然分开，没有写文章、办报的经历，就没有创办纸厂的想法，没有经营企业的艰难，也就没有从政的选择。他热爱写作，但常常为了生存而挣扎。他的人生被命运一步一步地被推着走，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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