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
知人论世，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经典途径和方法；文人心态研究，则是知人论世的创新版，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曾风行一时。当时我正在做博士论文《刘基研究》，也颇有取法，导师黄天骥先生给了我很有针对性的指导——黄师关于李白客卿心态的研究，窃以为迄今仍然是关于李白心态研究的最好论述。但是，相对于吴小攀这本著作《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无论是对作家心态的细致准确把握，还是表达方式与表达能力，我的研究当然是瞠乎其后了。
虽然作家心态研究兴于一时，但由于文学研究的社会化和技术倾向，当下即使是很文学化的心态研究也常常不见心态只见烦琐的论述，而不能使读者得研究者之用心，更不能走入作家的内心。所以黄师要求我下笔之前，务必研究到在脑海里有一个有血有肉、可以立起来的研究对象，然后尽量用可感的笔墨将其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境界，我始终未能做得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作品研究如何回到作家、回到文学，也实在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一直期待这方面的佳著出现以餍我心。看到吴小攀这本书，感觉他在这方面做得太好了，特别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真有拨云见日之感。
鲁迅生平行迹，除了故乡，就是日本，然后北京、厦门、广州，最后归于上海。广州之行，时间虽然不长，但特别重要。广州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特别是北伐的根据地。但是，鲁迅前来的1927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国民革命面临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与转折。鲁迅可谓带着革命的憧憬来，带着失望的情绪去。虽然鲁迅回上海后思想日益倾向共产党领导的新的革命，与左翼作家往来密切，杂文的投枪匕首特征也愈发显明，但他毕竟一生从未明确公开自己的政治取向，历来研究者论述起来难以准确捕捉及表达。吴小攀以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以十分精当的语言，让人油然会心。比如刚来时，是“见识见识革命大本营的阵势”，广州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未经历的温暖”，但又说“对于这温暖我也并不十分相信”，真是抓心的笔调。
果然，不久就通过许广平老家人阿斗惊慌失措的报告昭然揭示鲁迅处境和心态的变化：“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的。叫老周快逃走吧！”鲁迅的回应是：“来吧，平静底下积蓄狂暴的广州，我要迎击你！”这迎击，主要是在上海。可以说，广州之行奠定了鲁迅生命最后九年的基调。
革命加恋爱，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要命题之一，鲁迅的广州之行，也有某种形式的巧合，故吴小攀的书为此专设了一节。他与许广平关系的底定，正是在广州；吴小攀用一句神来之笔般的鲁迅独白表达了他们的关系：“她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语词越短越坚定。这种递进的坚定，不仅表现了鲁迅内心的思想立场，也表现了他内心的爱情立场，更体现在他后期投枪匕首般的文学立场和风格表现上。
我们常说人生的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关键历程，也同样就那么几年。1927年，无疑是鲁迅生平最重要的年份之一。作家作品研究，必编年谱或年表以为基石，吴小攀自然也不例外。而其所编年表，于1927年几乎逐日编制，正符此重要性。书的最后还手绘一幅《鲁迅广州足迹图》，也仿如一种行动的独白，妙在不言中。
总而言之，吴小攀这本《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以其创新的形式，最大限度抵近了作家作品研究的本质及其表现，不仅值得推荐，更值得效仿。年内笔者会出一本《刘伯温新传》，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将我二十年如一日的对刘基的研究，像吴小攀这样以自传独白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吴小攀：《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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