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如东海

　　邱振刚

　　然是瑞典第二大城市，但哥德堡市区并不大。大巴车从古斯塔夫二世的雕像旁驶出市政厅广场，没穿过几个路口，就上了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大巴车行驶的时间更短，在第一个出口就出来了，沿着一条笼罩在橡树林下的单车道砂石路行驶着。路外隔着一道草坡就是一片住宅区，大巴还在慢悠悠地开着，导游指着住宅区前的第一栋建筑、一栋六层小楼说，那就是咱们吃晚饭的地方，这个中餐馆在全北欧都挺有名的，老板正站在门口等咱们呢。游客们透过车窗望过去，只见楼前站着一个中年男人，大概五十岁上下，虽然是中国面孔，但也和北欧男人习惯的穿着一样，穿着一件混纺花格衬衫和水洗布工装裤。他一手揣在裤兜里，另一手则握着一根粗大的雪茄。他朝公路这边昂着头，看不出什么神色，从姿势上看，倒像是一位刚打了胜仗，正在夕阳下巡视着战场的将军。那个中餐馆二楼阳台上，挂着一块中式的招牌，上面是涂着红漆的三个字——五福楼。

　　大巴停到了住宅区旁的空地上。和北欧的各处住宅区一样，这里也笼罩在大片的树林里。游客们下了车，那位餐馆老板快步迎了过来。这时已经可以看到他脸上皱纹密集，等离得再近了些，能看到他的眼皮上也布满了细碎的纹路。那根雪茄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和导游显然很熟，看到游客们朝这边走过来，脸上堆起了笑容，先飞快地搓了搓手，然后一扬胳膊，说：“大伙儿请进，饭菜都预备好了。”虽然就这么一句话，但我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能听出他说的是非常地道的北京话。

　　我们二十多个游客进了餐馆，只见桌上每个座位前都摆放着一只西式大号圆形餐盘，上面有三条一拃多长、已经剁去了头尾的熏鱼，旁边还有一小堆腌圆白菜丝、一片柠檬，餐盘旁还放着刀叉，餐桌中间是一大摞面饼和黄油。“这饭怎么吃，不中不西的。”有游客嘀咕着。餐馆老板还是满脸笑意，说：“咱们这顿饭是中西合璧，怎么吃都行。您要是听我的，就把鱼和蔬菜夹在面饼里，黄油爱抹就抹，不抹也行。按说熏好的鱼没多大腥味了，谁要是还怕腥，就往鱼肉上挤点柠檬汁。”这时，一个脸色不怎么好看的中年女人从后厨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她身后还飘出了一串模模糊糊的歌声。她面无表情站在餐厅中间，干巴巴地说：“菜都是不限量的，不够再加。”

　　在市政厅周围参观了一上午，不少人还拎着满满当当的购物袋，人们早饿了，顾不上再琢磨这顿饭算中餐还是西餐，坐下来吃了起来。有人按照餐馆老板说的那样吃了，也有人要了筷子，一手攥着面饼，一手拿筷子夹着鱼肉和圆白菜。咀嚼声此起彼伏，但还是能隐约听见厨房里的歌声。导游朝那店主使了个眼色，店主一撇嘴，摇头苦笑起来。

　　“老板，这饼不错，面发得不软不硬，椒盐味儿也挺正。你这店里面点师傅手艺挺高。”有游客说。店主嘿嘿一笑，说：“这面饼看着没什么，这店里还真没人能做得出来，是我从附近村民手里买的。这儿教堂门口到了周末有人搞义卖，都是附近村民拿了自己家做的果酱、黄油、果子酒这些东西来卖，卖东西的钱就直接捐给教堂了。”

　　我把自己盘子里最后一条鲱鱼用面饼卷好，抹了点黄油，就出了餐厅，站在沙土坡上看着远处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和四周的民居。这是来到北欧的第十天，这里的住宅区和我在北欧别处看到的一样，前面是公路，后面就是大片的森林。北欧这点给人的印象格外深刻，无论哪座城市，除了市中心的一小片地方，在其他各处都是只要出了家门，步行五分钟内肯定能进森林。这会儿已经是黄昏时分，住宅区亮灯的房间并不太多，即使亮了灯，亮度也不高，看上去昏昏黄黄的，没有中国的大小城市里那种灯火通明的景象。原因很简单，北欧普遍电价昂贵，虽然他们收入不菲，但用起电来还是小心翼翼的。这时导游也从餐馆里出来了，她忙了一天，看起来也累得够呛，点燃了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大口吸着。

　　我慢慢踱过去，说：“他们两口子看上去情绪不太高。”导游朝身后努努嘴，说：“是，我刚才问他们了，好几件烦心事凑一块儿了。”

　　我说：“你不是说整栋楼都是他们家的吗，都这么有钱了，还有什么发愁的。”

　　“一到夏天，北欧人这不都出门度假了吗，他们店里的五六个厨师、伙计，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来这儿好多年了，生活习惯早就本地化，也和北欧人一样出门度假了，现在店里的伙计其实是两个暑期工，都是哥德堡大学的大学生。其中一个，今天不请假就连个人影都不见，那个老板娘打电话问，才说和女朋友去森林里野餐去了。另一个呢，还是个半大孩子，来了也不好好干，什么忙也帮不上，就知道戴着耳机听音乐，老板娘得扯着嗓子喊，他才听得见。幸好店里还有点儿烟熏鲱鱼的存货，两口子手忙脚乱地忙了一整天，才给咱们弄出这顿饭来。旅行团的团餐，本来价格就低，他们没什么利润，那个暑期工也得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他开工资。他们两口子忙活这么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跟白干都差不多了，这搁谁情绪也高不了。”

　　我刚想继续问，导游神秘地眨眨眼，说：“他们两口子，其实是美国人。”我有些惊讶，这时更多游客打着饱嗝儿从餐馆里出来，导游吆喝着他们上了车。大巴从餐馆门口驶过，透过车窗，只见那两口子并肩站在店门口，朝大巴挥着手。一个金发小伙子从店里出来，欢快地对着手机说了几句，跨上一辆车座拔得极高的自行车，飞快地骑远了。店里的灯已经关了，五福楼那几个字已经隐没在夜色里。

　　回到市区，旅行团进了早就预订好的酒店。此时，暮色彻底笼罩住这座城市，我从窗户望出去，视线尽头就是哥德堡港，海湾两侧的码头在不计其数的高杆灯的照射下仍然亮堂堂的，一排排巨大的吊装臂后面，就是幽深莫测的北大西洋海面。进出港海轮的汽笛声被咸腥味儿的海风扯成了丝丝缕缕，就在这一片黑魆魆的背景里，沿着港口的堤岸上，似乎有一串暗红、金黄相夹杂的光斑。那显然是一间间到了夜间营业高峰期的酒吧。那顿鲱鱼卷饼寡淡无味，我本来就没吃饱，这时还没到入睡时间，就下了楼，一路走了过去。

　　尽管是夏季，从海面上吹来的夜风仍然颇为猛烈。这里的几十家酒吧，沿着楔入陆地的一道海湾呈V字形布局，我找了一处面朝港口的位置坐下，要了一份火腿沙拉。大概因为当地气候湿冷，当地人习惯吃高热量食物，那份沙拉酱颇为油腻，切成薄片的火腿足有巴掌大小，我把沙拉里的酸黄瓜和土豆泥都吃了，肉食只吃了两片就无法下咽了。我让店员撤去沙拉，又要了杯啤酒。我正慢慢啜饮着，听到面前有人用汉语说：“我那儿鲱鱼和面饼都是管够的，您还没吃饱？”我抬起头，面前正是那位“五福楼”的老板，他还是下午的装束，只是多加了一件灰色抓绒马甲。我让他坐下，正想问他喝杯什么，他和店员看来颇为熟悉，朝店里打了个响指，那店员就端过来一大扎黑褐色的啤酒。他和我碰了杯，仰脖重重喝了一大口，擦了擦嘴，说：“来北欧就得喝这种黑啤酒，度数是高了点儿，可后劲儿去得快，喝完酒不耽误正事儿，有点儿二锅头那意思。”

　　我说：“今天您那儿够忙的吧，我们这团二十多人，把店里能坐的地方都坐满了。”他看着远处海面上空逐渐加厚的云层，说：“忙就忙点吧，你们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个团了。北欧夏天短，等天儿一冷，国内就没什么团来了。”

　　“那你们两口子能轻松点儿吧。”我说。

　　他摇摇头，说：“轻松不了。旅游团少了，可这些年来北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移民的，有来办企业的，有陪孩子读书的。这哥德堡，随时总有几千号中国人吧，再加上别处来这儿谈买卖做生意的，每天店里总得开几桌。不过，应付散客倒是比接待团队简单。团队餐是早就签了约的，天上下刀子也得把餐开出来。散客么，无非就是菜谱上那么几个菜，闭着眼也能做出来。但散客来得零散，每天没个歇会儿的时候。”

　　路灯的灯光从他头顶漏下来，他鬓角那里露出齐刷刷的白色发根。他的脸色渐渐泛红，眼神里的精明劲儿有些涣散了。我说：“听您口音，您是老北京？”

　　“在阜成门内白塔寺墙根儿底下住了好几辈儿了。”

　　“您从国内出来，得有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到年底，就整整二十四年了。”

　　“国内您还有亲人吗？”

　　他点点头，说：“我奶奶今年九十五了，倒是挺硬朗。我父母一个七十二，一个七十五，身子骨也不错，没事儿就去家旁边的月坛公园、中山公园遛弯儿。我闺女去年从哥德堡大学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毕业后进了个跨国公司，给派到北京去了。”说着，他把手伸向腰后，拿出一只半新的皮夹，在小圆桌上摊开了。皮夹里露出张照片，是一个穿着对襟大袄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一只老式的官帽椅上，脸上皱纹层层叠叠，眼睛和鼻子的轮廓都陷到皱纹里了，手上戴着一个大金戒指，正在阳光下明晃晃地亮着。她身后站着个笑容灿烂的年轻姑娘，这姑娘脸型瘦长，穿着北欧年轻人最爱穿的速干运动T恤，脖子那里露出清晰的肌肉线条，一看就是常年户外运动的结果。照片是在一处四合院里拍的，两人身后是一棵高大的石榴树。

　　我说：“您家这几位老人真有福气。您奶奶身边都有重孙女了。”

　　他低下头，伸手轻轻抚弄着照片，说：“有什么福气，我眼瞅着就五十了，没在他们跟前儿尽过几天孝。我女儿虽然回到他们跟前儿了，可她也忙啊，也不能整天陪着家里老人。”他说得有些伤感，伸手拿过啤酒杯，又重重喝了几口。

　　“听说那栋楼都是您的？”

　　“嗐，中国人到哪儿都得自个儿名下有套房子才踏实。北欧人可不讲究这个，人家这地方，好多人都是租房过了一辈子。我这都出来半辈子了，你说我干成些什么事儿？也就养大个闺女，买了一栋楼。这楼一楼开饭店，二楼我们两口子住，闺女房间也在二楼，三楼往上都是旅馆。旅馆有单独的楼梯，不和餐馆走一个门。”

　　“您和夫人两位，既开饭店又开旅馆，真够忙的。”

　　他摇摇头，说：“好几年前，旅馆三层往上的那几层，就租给一个跨国青年旅社了，我每年光收租金就行，别的不用操心。”

　　“您一说话，北京口音挺地道。您夫人我可听不出是哪儿的人。”

　　他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一支雪茄盒，啪的一声打开后朝我递过来，我说我不抽烟，他抽出根雪茄点燃了，重重吸了一口，说：“她是越南人，中国话都是结婚后跟我学的。”

　　看到我诧异的神情，他没有解释，静静地说：“等明年，我就带她回国，好好陪陪我爸妈、我奶奶。到时我把餐馆和旅店都盘出去，等回了国，就留在北京养老了。我闺女以后是待在北京还是回这儿，她自己拿主意，我不干涉。”

　　我琢磨着他的话，说：“您这一辈子，我猜肯定够传奇的。”

　　他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似的，收回望着远处的目光，看着我说：“什么传奇不传奇，无非就是比旁人多吃了不少苦。”

　　我说：“我知道早年间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是吃了不少苦才在国外扎下了根，他们的经历都挺传奇的。不像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留在国外，直接当白领拿高薪，一步到位成了中产阶层。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坦，但经历就没那么丰富了。”

　　他微微一笑，说：“我给你说说我吃过的苦吧。再有半年我就离开这儿了，给别人说说自己这半辈子，也算是巩固一下自己的记忆，省得以后忘了。”我点点头，他看着手中雪茄袅袅上升的烟雾，说了起来——

　　“我知道，现在北京的四合院都成旅游景点了，我在网上看到过，宽街那儿的南锣鼓巷，现在特出名，每天人来人往的，我小时候那儿可不是这样。我当初上小学时，入队仪式就是在那儿的那个中戏小剧场里举行。那时我们一家子，住在四合院的东厢房里。我们全家六口人，我爷爷奶奶，我爸妈，我姑，还有我，那时就住两间屋。您现在能想象我们家是怎么住的吗？我和我爷爷奶奶住里间，我爸妈和我姑住外间。我父母有个大床，我姑只能在外间墙上拉根绳，挂上帘子。白天的饭桌，晚上就是她的床。后来，我姑初中毕业后，死活不考高中了，硬要去上中专。她就是为了早点拿上工资，早点从那个大杂院里搬出去。她当时上的是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进了工艺美术厂六车间，那个厂是专门做景泰蓝的。她从十八岁开始做景泰蓝，手整天泡在硫酸铜溶液里。中间她结了婚又离了，那个男人是他们一个单位的，会计，他比鬼还精，早早地把单位分的房子弄到自己名下。我姑在外面住了没三年，离完婚又搬回来了。这时，我姑的手已经干不了活儿了，他们单位就安排她去厂子门市部里卖货。那时是八十年代，大批外国人来中国旅游，见到景泰蓝这种中国的工艺品就走不动路了。我姑站柜台的第一天，回到家就开始张罗着学外语，晚上家里开灯影响别人睡觉，电费又贵，她就拿本英语书，拎着个马扎，到胡同口的电灯底下学。我家周围就一个厕所，就在胡同口。那会儿的公共厕所都是旱厕，她每天晚上在那里学英语，一学好几个钟头，这得遭多么大的罪？她买那个听英语磁带的录音机就花了仨月工资。她英语没白学，后来和一个常来买景泰蓝的美国人谈开恋爱了，再往后，她就跟着这个美国人去了美国。这个美国人比她大了十七八岁，对她是真好，两人住在一个庄园里，好几个佣人伺候他们。后来，我这个洋姑父去世了，我姑一个人住别墅闷得慌，就让我们家的人去陪她。那年我正好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整天在胡同口打台球，我妈怕我学坏喽，就和我姑一合计，把我弄到了美国。嘿，我那会儿一年到头，连北京城的二环都没怎么出去过，结果就一下子去了美利坚。”

　　说到这里，他停下了，抬头看着远处海面上正徐徐驶进港口的轮船，像是在回想着那个大西洋对岸的国度。我说：“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正是出国潮最热的时候。”

　　他点点头，说：“那会儿中国人去美国，不管是去留学还是打黑工，去的基本上都是旧金山、纽约，一个在西海岸一个在东海岸，我姑家是在堪萨斯，美国的正中间。我去之前，我姑就传话过来了，说那儿啥都不缺，就缺会做中国菜的。她自己手不行，端不动锅，她让我临去前学几样中国菜。我爸妈就给我找了家烹饪学校，上了一个月的培训班，我如今的手艺都是那会儿学的。后来，我路上折腾了两天，倒了三回飞机，这才到了我姑家的庄园。我知道美国人住的房子大，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可那个庄园之大，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那个庄园连房子带草地，可能比故宫小，但肯定比恭王府大多了。那时，我整天没别的事儿，就是给我姑炒炒菜，开车带她到处逛。我这么玩了一年，我姑给我办了个美国的身份，让我进了当地一个大学念书。从前我姑父给这个大学捐过不少钱，还当过学校的董事。我刚进去读到大二，我姑身体不行了，查出来乳腺癌晚期，没多久就去世了。您说我姑这命，连四十都没活到，受了大半辈子的罪，就是最后这五六年算享了享福。办完葬礼后，我姑的律师和我一块儿回家谈遗产的事儿，我当时还挺纳闷儿，为什么那个神父也从墓地跟着来了。回到庄园里，我听律师把我姑的遗嘱一念我才明白，敢情我那个洋姑父当初去世时，就立下遗嘱把庄园、还有别的大把遗产都捐给教堂了，只是要等我姑在庄园里住到去世后才正式执行。这些年我姑一直是靠我姑父留下的信托基金来维持生活，这个信托基金每年支付给她几万块钱的生活费。我姑这一去世，这笔钱也就终止了。那庄园那么大，没什么是我姑的。我姑在遗嘱里给我留下的，就是我姑父从前陆陆续续送给我姑的一些首饰，这些都算是我姑的私人物品。其中有个金戒指，是我姑在当地一个拍卖会上买的，大概是从前从中国流到美国去的，内侧还刻着几个中国字，‘福如东海’。我姑遗嘱里说，让我把这个戒指带给我奶奶。第二天，我就带着这几样东西，走出了庄园。那道大铁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心想，三年前我来美国时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除了一只裤兜就能装下的几件首饰和一个美国身份。”

　　无论如何，日子得过下去。就算回国，我也得有钱买机票啊。那几件首饰是我姑留在世上仅有的东西，我肯定要带回国给我爷爷奶奶。我这辈子头一回开始琢磨怎么挣钱。我除了烧菜什么也不会，可那会儿当地又没中餐馆。我先到当地的房车营地里，拿信用卡刷了两百美金，买了个旧房车住下，就开始四处踅摸着打工挣钱。那辆房车，都不知道转了多少回手了，里里外外锈出了不少窟窿。那几年，各种苦活儿脏活儿累活儿我都干过，堪萨斯本州的活儿，外州的活儿，能找到什么干什么。最苦的是进怀俄明州的深山里伐木，深山老林里没路，我们四个人两前两后抬着一棵好几百斤的树干，沿着山路一走就是十几公里才能抬到山下的公路边。我个子最矮，压到我肩膀上的分量最沉，每天晚上回到帐篷里，肩膀那儿都是血丝糊拉的，脱衣服时疼得直钻心。最脏的是清理化粪池，有的人家，那别墅看起来漂漂亮亮，草坪干净平整，一拍照片都跟画似的，可化粪池里的积粪都不知道是多少辈儿的存货。这活儿具体怎么个干法儿，我不给您细说了，反正我每回给人清理完化粪池，都是三天吃不下饭。我就这么苦熬了五年，攒了十七万三千美元。当时还没进入二十一世纪，这钱够在北京买好几套房了。那天是千禧之夜，第二天就是二十一世纪了，我把钱数了好几遍，心想够了，该回国了。我盘算着，等回到北京，我拿这钱给我爷爷奶奶、我爸妈、我自个儿，各买一套房，再买套房出租。我把钱，还有我姑留下的那几件首饰都塞进那个早就不出声的老式收音机，这才锁好了房车，带着点零钱准备到城里吃顿好的。”

　　我没走出多远，就看见房车营地中间那片空地上点着篝火，一大堆年轻人围着篝火又唱又跳，正在那儿庆祝千禧年。我绕过他们快步往外走，正走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丹尼斯，丹尼斯，连叫了好几声。对了，我当时的英文名叫丹尼斯。我回过头，只见从人群里走出来一个姑娘，她是白种人，长得高高大大，五官也漂亮，按北京话说叫‘飒’。她头上的金发都梳成了小辫子，羽绒服里穿着一件低胸的T恤和牛仔裤，正挥动着手里的酒瓶朝我打招呼。我觉得她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她走到我面前，说，丹尼斯，你退学后过得怎么样，听皮特说你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我在美国认识的人不多，其中叫皮特的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大学里的室友。我马上想起她是谁，她也是那所大学里的，似乎是个留学生，但我对她在哪个系没印象，只是在一些聚会上见过她。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和她打交道，我觉得她的英语说得不太对劲，好像英语不是她母语。我告诉她，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蓝领工作，退学后没再回到校园。我当时还有些奇怪，她应该早就大学毕业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校园附近，难道她在附近找了一份工作？美国人说话向来直来直去，我也习惯了这种方式，当即就这么问她。她说我猜对了，还说自己不打算回到那个寒冷的祖国去了。自己对美国别的地方都不熟悉，所以就一直留在这里。我以为这次打招呼就这么结束了，正准备绕过她去公交站坐车进城。她却朝我摊开手，说丹尼斯你能不能救救我，围着篝火唱歌的人里面有个男的，是一路从堪萨斯城一直跟踪她来的，现在他还在盯着自己。篝火晚会马上就结束，她问我能不能去我那里躲一会儿。这时，她已经站得离我很近了，我觉得她的眼睛简直蓝得邪乎，两个眼珠就跟小时候玩的那种蓝色玻璃球似的。她拉着我的手使劲摇晃着，我的手指连续几次在她大腿的皮肤上滑过。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着篝火那边，似乎并没有人朝这边看，但还是点了点头。她跟着我进了房车，随手就把车门关上了。她把酒瓶递给我，又用一只手揽着我的脖子，拿一种嘲讽的眼神看着我低声说，丹尼斯，你是个很英俊的东方小伙子，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罗曼蒂克的夜晚发生一些什么。她看我还在犹豫，就把酒瓶伸到我嘴边，我接过酒瓶喝了一口，擦擦嘴，把她搂进怀里。

　　他又拿出一根雪茄衔在嘴里，点燃后仰头把烟雾吐向了半空，慢悠悠地说——

　　“不瞒您说，那会儿我都二十好几了，这还是我头回经历这事儿。我是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的，当时她已经走了。我琢磨着夜里的情形，揉着眼睛出了房车坐在台阶上。我正伸着懒腰，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转身回到房车里，打开了那部收音机后盖儿。果然，钱和首饰已经不在里面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我定定神，跑到房车营地管理员的办公室，想用那里的电话报警。但这天是新年第一天，管理员根本没上班。我跌跌撞撞地跑出营地，跑到公路上，拦住了第一辆在我面前经过的汽车。但是，那天只是这个世纪的第一天，手机远远不像今天这样普及，我一连拦了五辆车，才找到一个有手机的司机，我赶紧报了警。接线员记录下案情，告诉我说警员五分钟后就到。我刚回到房车那儿，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就赶到了，我把对接线员说的内容又对他们说了一遍，他们在房车里里外外拍了一堆照片，又去那个篝火晚会现场拍了一些照片，他们让我在报警记录上签了名，给我撕了一张回执，就打算离开了。我问他们案子能不能破，那个男警察说，这个女人是个惯犯，每年都会有好几回关于这个女人的报警记录，盗窃、诈骗，都有。他们知道她一直在堪萨斯城一带活动，但从未抓到过她。这次能不能找到她，谁知道呢，那个男警察耸耸肩说。那个女警察说，他们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甚至连她是哪国人都不知道，除非她在犯罪现场被抓住，否则谁都拿她没办法。警察走了，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给皮特打电话，皮特在电话里说，他知道我说的这个女人，但她不是在堪萨斯大学正式注册的学生，只是经常蹭学校里的食堂和舞会。对她的具体情况，皮特也不了解，只是记得她有北欧口音。皮特问我她从我这里弄走多少钱，我实话实说了，皮特在电话里倒吸一口凉气，说，如果自己是这个女人，一定会尽快离开堪萨斯，再也不回来了。从前这个女人或偷或骗，每回无非是弄个几十块钱买烟买毒品。我挂断皮特的电话，马上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打听到这天上午十点就已经有航班从堪萨斯飞去了北欧，目的地是哥德堡。我当即买了最近的下一班飞去哥德堡的机票。后来，我来到这儿，虽然没找到那个女人，但发现这个地方中餐厅很少，比美国少得多，就留在了这里。我先干了几年厨师，攒了点钱，就盘下一家咖啡馆，改成了中餐厅。”

　　我说：“你一直没找到这个女人？”

　　他摇摇头，说：“怎么可能再找到她？我来哥德堡时，自己心里都有数，无非是抱着最后一丝幻想而已。到了这儿之后更是彻底傻眼了，这哥德堡正好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挪威首都奥斯陆这仨地方的正中间，人从这儿下了飞机，马上就跟一滴水落到海里一样。我早就幻想破灭了，幸好这个城市挺不错的，这么多年我过得挺知足。有时我想起那十七万美金，就安慰自己，说不定那姑娘拿了我这笔钱，就不再小偷小摸，从此老老实实过日子了。要那样的话，我也算做了件好事。”

　　“您夫人，是您来到这儿之后认识的？”

　　“不是。她和我一样，也是美国公民。我来到哥德堡之后，很快就决定在这里定居，我回美国处理一些个人事务时，发现那辆房车已经有人住了，就是我老婆她们娘儿俩。我老婆是越南人，偷渡去的美国，因为没合法身份，只能打黑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整天到处东躲西藏。她被一个同乡骗过，生了个女儿。”

　　我有些惊讶，他看出我的神色，说：“对，我如今在北京的这个女儿，不是我亲生的。当时我回到房车里，看到她们已经住在那里了。我不忍心赶她们走，就和她们搭伙过了一阵子。我的命苦，她们娘儿俩的命也苦，三个苦命人凑到一块儿，就没那么苦了。我先离开房车回到哥德堡，她女儿因为出生在美国，按美国的法律，生来就是美国公民。我给她找了律师，慢慢地给她也办了美国身份。再往后，她们就从美国来了哥德堡。那回我回美国接她们，我们仨临去机场前，我总觉得全身上上下下不得劲，把房车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您猜怎么着，我真从车底下的草丛里，找到了我姑留给我奶奶的那个金戒指，就是刻着‘福如东海’的那个。我攥着金戒指那一通哭啊，嘿嘿，把她们娘儿俩都吓傻了。如今我在哥德堡待的年头，都快和在中国、美国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了。”

　　我说：“您这一辈子，真比很多电视剧什么的都精彩。”

　　他摆摆手，说：“我倒是宁可踏踏实实在一个地方过一辈子。对了，等我回到北京，要是我闲不住的话，说不定还会再开个餐馆，到时您有空来喝两盅！这馆子，出不了阜成门内这一片儿，我管它还叫五福楼！不指望它挣钱，就是得有个和老哥们儿喝酒聊天的地方！”

　　说着，一阵凉飕飕的海风吹过来，他站起身来，按着我的肩膀，说：“您听我胡侃了这半天，谢谢您呐。咱们有缘的话，北京再见！”说着，他指着我和他面前的酒杯，朝酒吧里面使了个眼色。看来，他把我和他的酒钱都记到了自己账上。他揉揉脸，把马甲领子竖起来，骑上一辆放在路边的自行车，大吼着什么，往城外骑去。还在酒吧外喝着酒的几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朝他大声喊着，还鼓起掌来，他扭脸朝他们挥挥手，把自行车骑得更快了。

　　这时，大部分酒吧已经打烊了，四周的街区也安静了下来。他喊出来的声音在街巷里回响着，我渐渐听清楚，他唱的是京剧《四郎探母》里的那段“坐宫”。最后的几句唱，已经在海浪声中有些哽咽了——

　　“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萧天佐摆天门两国交战，老娘亲押粮草来到北番。我有心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番远隔天边——”

　　【责任编辑　李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