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心思』的叩问和猜想——黄德海的《史记今读》与当下文学

　　孟繁华

　　实事求是地说，我不具备评价《史记今读》的能力。一是对《史记》只是泛泛地读过，粗浅地了解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而已。仅八书的各种典章制度等，对我而言已是天书。因此，能够评价《史记今读》，一定要对《史记》做过研究、下过功夫的人才配得上。我之所以有勇气对黄德海的这部大作说几句话，更多的是和当代文学有关的一些想法。因此，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读经典著作，无论中外，都各有各的读法。经典的伟大也在于无论哪种读法，都会让你焕然一新，眼界大开，世界也重新为你敞开。那种心里的欣欣然怎样形容都不过分。读书人的幸福在那一刻霞光万丈。2024年8月，黄德海出版了一部“非典型人物志”《史记今读》。这是一部叩问和猜想“古人心思”的著作，是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话的著作，是探寻司马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司马迁何以成为司马迁的著作。因此，《史记今读》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司马迁的别传，司马迁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司马迁的伟大，有诸多论述，但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的话最有代表性：“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这个评价，特别酷似歌德对莎士比亚的崇敬，他在《歌德谈话录》中说过，一个剧作家一年之中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能超过一部，否则就会被它的光芒灼伤。歌德是何等人物，但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永难企及的作家。在郑樵看来，司马迁就酷似歌德眼里的莎士比亚；也像纳博科夫评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的阳光，耀眼明亮。托尔斯泰的出现不仅仅是窗外的阳光，更是那在黑夜中绽放光芒的星星，引领着全人类寻求真理。

　　如果沿着这条赞美的思路，面对司马迁估计黄德海的作为不会太大——还能说出什么呢。于是黄德海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的本质超越了赞美，他将自己的赞美和崇敬隐含于他的叩问和猜想中。我们只要看看他使用的关键词，“黄德海的心思”便会一览无余：“司马氏的世系起点”“史的职守与变迁”“司马迁的家世”“司马迁的成长”“司马迁的仕与师”“司马迁的友与忧”“司马迁的职与志”等等。这些关键词表达的是对司马迁出身、成长、交友、师承、志向等人生的外部环境和内宇宙生成的关注和探寻的真挚愿望。在我们看来，司马迁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可谈论和关注的太多，比如对叙事文学范型的建立、史传传统的确立，对历史讲述方式的实践、对人物评价的尺度、对情义的推崇等，即便是《报任安书》中表露的与个人有关的信息，也足以站在当代的视角做一大篇文章。而黄德海选择的恰恰是另外一些内容。

　　书的开篇是《从绝地天通到时序天地——巫，或司马迁的世系起点》。这是对司马迁世系的考据，是一篇非常专业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太史公自序》的开头，由此确立了司马迁家族世系的起点。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黄德海的结论是，把颛顼列为开端，“这个选择并非由于血缘，而是处于文化决断，从一个具体的事开始，就此把家族的传承表示出来，以此作为自己骄傲和发愤的起点”。这个说法，特别酷似屈原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世系的显赫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等级也意味着权力关系。世系意味着权力也就和巫建立了关系。巫是一种绝对的力量，它最终也体现在巫身上。如果用弗雷泽《金枝》的话说：“在早期社会，国王通常既是祭司又是巫师。确实，他经常被人们想象为精通某种技法，并以此获得权力。”而国王身上的神性并非是一种修辞，而是一种坚定的信仰。黄德海用弗雷泽的理论进一步阐发巫和权力的关系，就是古今对话的典型方式。李泽厚在一次演讲中说：为什么说巫本是占据大传统的核心地位呢？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巫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才是巫。考古学家，从陈梦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张光直教授，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这一点黄德海和李泽厚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讲述司马迁个人性格形成的过程中，黄德海发现了几个关键词：这就是壮游、师友和发愤。所谓壮游，就是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遍访天下名士。司马迁壮游的经历，历来被称颂不绝，黄德海在苏辙的《上韩太尉书》中看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壮游改变了司马迁，不只是行文修辞，更重要的是其气象和格局；司马迁的个人交往史大多为世家，就是那些旧时门第高贵，并且能够世代相传的人家。其次，《史记》中的世家部分，专门记载了诸侯的事迹，后来这种体例也被其他史书采用。此外，世家还可以指代那些世代贵显的家族或大家。在某些情况下，世家也可能特指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因此，司马迁的交往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朋”。这个“朋”不是来喝酒，不是来闲聊的，他是来讨论礼、乐、诗、书学问，讨论问题的。因此这一段落将其命名为“学而篇”。司马迁交往过的杰出的师辈，有唐都、孔安国和董仲舒。“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的天官之学是司马家的世守；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一代孙，经学家；董仲舒是汉代大儒，《公羊学》的顶流。与这等至圣先师学习，其眼界视野、学识见识以及形成的胸怀抱负等是可以想象的。司马迁与同辈的交往还有诸多时贤，他们多为世家出身或有功名建树。和这些人的交往，对司马迁性格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的甚至改变了他的命运，比如李广之孙李陵，投降匈奴，引发汉武帝震怒，“群臣皆罪陵”时，司马迁却敢于肯定李陵的为人，并为之陈情。但盛怒之下的汉武帝还是残忍地“下迁腐刑”。这既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同时也极大地、不可遏制地激起了他的发愤之心。这个发愤之心最后集成为“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人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

　　《史记今读》凡十一篇，后有“再写一遍”的“附录”三篇。总体看来，黄德海要探寻的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他的叩问、解读和猜想，他创作了一部“司马迁别传”，重新构建了一个司马迁，也可以说他重新创造了一个司马迁。于是，他也就成了《史记》的“心知其意”的卓越读者。读过《史记今读》，因无力评价著作本身，我更多联想到的是和当代文学有关的问题。一是在当下的学科建制中，有一个“鄙视链”，或者说，在文学领域内，当代文学的上游学科，普遍认为当代文学和其他文学专业比较起来，是一门没有学问的学科。这个看法顽固而持久。这当然是对当代文学学科的缺乏理解。可以说，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对所有的上游学科，未必是专家，但必须有所了解。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甚至语言学，都要有所涉猎。否则，当代文学是难以做好研究和教学的。而有的学科，可能完全不必了解当代文学就可以做得很好。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当代文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学科本身的问题。比如当代文学一直在发展过程中，它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有些问题在“当下”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甚至“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是否具有“合法性”都一直存有争议。另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学科存在的问题。比如，当代文学和传统有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和古代文学传统、现代文学传统关系的关系？我们经常谈到传统。但落到实处谁也说不清楚传统是什么。我记得当年王富仁先生讲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由中国的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以及欧美传来的优秀文化合流形成的文化。这个说法大体不谬。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现代以降的文化，是更接近古代文化还是更接近西方文化？对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而言，显然更接近西方文化。看看我们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以及话语系统就一目了然。但是，我们需要回头看一看的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话语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还有多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完全背离了文化传统中的“现代部分”。就这一点来说，不要说和“五四”那一代比较，就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我们也自愧弗如。

　　在我的印象里，1999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书甫一出版好评如潮。我不能断定，研究现当代切近的这个群体，将自己的研究疆域向上游迁徙是否自赵园始，但赵园的确是研究范畴向上游迁徙的一个标志性的学者。与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相似，赵园解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也属偶然，但也像命运。将她从旧有研究的厌倦乃至“绝望”中拉出来的，是陈平原、夏晓虹夫妇的一句话：试试明清怎么样？这一试就是近二十年。

　　“如果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一大批人物，我不可能对现代文学那个时段有什么兴趣。”赵园坦承，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终一致的线索是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同样，如果没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陈确、孙奇逢、傅山等一大批人物，我也很难在明清之际这个时段停留”。“如果一个人的‘学术史’足够漫长，就会有不止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问题在于你是否有选择的意愿和勇气。”赵园这样说，而在她的明清思想史研究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易堂寻踪》《想象与叙述》这些为知识界所熟知的著作之后，赵园又开始新的转向，转向当代史领域。“画家张仃‘衰年变法’，我们的古人中就不乏敢于‘衰年变法’的勇者，”赵园说，“我还想试试自己的力量，看还能做点什么不同的东西。”（《赵园：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属偶然，但也像命运》，《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9日）“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新京报》记者郭延冰：《学术不是一切——赵园访谈》，2006年04月25日）

　　赵园的学术道路和她的导师王瑶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处。王瑶先生最初的成就是研究中古文学，比如《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风貌》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转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研究鲁迅等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这个现象说明，无论治哪种学问，学术积累和准备是最重要的。做当代文学研究的人，用谢冕先生评价洪子诚先生的话说，“就是在没有学问的地方做出大学问”。洪子诚老师如果没有厚积薄发的学术准备，他是不可能在没有学问的当代做出大学问的。

　　后来我看到，在赵园的道路上批评家和作家络绎不绝。比如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到新近的《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潘向黎的《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张定浩的《孟子读法》，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解玺璋的《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孙郁的《鲁迅与国学》，一直到黄德海的《诗经消息》《史记今读》等。这个现象，确实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的学术地位。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仅可以在专业领域展开人生，同时也可以从事“跨界”研究，可以迈进那些“高深”的专业领域和“学问”之地，而扭转了当代文学从业者“忍辱负重”的局面。因此，这个现象就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的“学术起义”或“学术暴动”，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证明”。如果是这样，我们恰恰又回到了学科“鄙视链”。我倒是认为，更深层或更严肃地说，他们研究的“古代学问”，是他们研究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的“古今对话”——是用当代的理论、学识、思想等，重新阐发古代学问，恰恰为“过去的经典”注入了当代性，从而激活了“过去的经典”而不至于沦为课堂知识学。这个勃勃野心已经足够宏大。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股潮流和现象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还因为这里隐含的信息绝不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批评家率性的选择，也不是要同那些领域研究者一决高下的意气用事。它与我们这个时代密切相关。其实，这个现象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曾经激进的批评家、引领潮流的批评家不再关注当下创作和思想性问题，而是掉头去写闲适文章或“钻研学术”并无相同之处。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将现代文学的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丰子恺、梁遇春、张爱玲等人以及港台作家的闲适散文填补文化空场大不相同，与高扬、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不同。这背后隐含着另外一种意识形态。那时大谈饮酒、旅游、服饰、美食、雅舍等等，百年来国家民族和科学民主启蒙等宏大叙事逐渐退场，“从广场到岗位”“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等概括，从一个方面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界的状况。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状况延续至今，甚至仍在蔓延发展。但是，我觉得连同黄德海《史记今读》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古代文学研究”，不在这个范畴。这个判断的依据不仅在于黄德海自己的言说，而且更在于他的方法论和他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他不仅要以当代视角阐发《史记》的内容和含义，更重要的是，他要探究“司马迁是如何成为司马迁的”？司马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追问是和研究者个人的“问题意识”相关的。

　　过去，我们不大理解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古代文化，对我们治当代文学的价值。以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事。现在我们能够理解所说的学养，就是没有学科壁垒，举目四望皆兴致盎然，当代文学更需要“通古今之变”，更需要“一家之言”。“如果只读当代作品而不读经典，价值观形成会首先于时代的偏见和风尚，人的思想和情感容易变得单薄，经不起复杂社会情形的检验。”黄德海援引爱因斯坦《论古典文学》的话说：“有的人只看看报纸，最多也不过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这种人，在我看来，正像一个极端近视又不屑戴眼镜的人。他完全依从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因为他从来看不见也听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到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应该说，这也是黄德海一再阅读经典作品的要义所在。近读孙郁兄赠书《鲁迅与国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说：“年轻时错过古代文化的学习机会，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缺失。一旦了解前人知识结构和思想来源，才知道，仅就新文学的背景讨论新文学家，大约是有问题的。”这里的原因孙郁说，“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中国古文明的熏陶。”这个结论孙郁兄言之凿凿，是经过他多年研究鲁迅与国学关系形成的。我们即便疑惑，但要反驳他却感到极度为难，我对鲁迅和国学的关系几乎一无所知。孙郁早些时候也曾谈到鲁迅的“暗功夫”，也就是我们不曾看到的一些功夫。鲁迅国学的修养，应该是他的“暗功夫之一种”。

　　我们知道，任何一部作品的后面都站着它的作者。如果说《史记》的后面站着司马迁——站着黄德海建构或创造的司马迁，那么，《史记今读》的后面当然也站着黄德海。他的那些发问、他关注的司马迁的那些方面，其实就是黄德海自己。在我看来，当代性是《史记今读》最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回到黄德海叩问和猜想的问题，对每个人可以说都是“关己”的问题。从古至今，做学问的方式变了，但做人的准则和治学的目的没有变。“发愤”和“志向”也是现代人实现理想的内驱力；而师承、交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耐得住性子，还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必由之路。因此，与其说黄德海是对司马迁心思的叩问和猜想，毋宁说也是黄德海的一种心思、一种自我期许和自我激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德海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学者和评论家。

　　【责任编辑　李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