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选举年”的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碎片化的格局与保守主义的复兴

　　周淑真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提要】2024“超级选举年”见证了美国总统选举、英国议会选举、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欧洲议会选举等重要政治选举，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乱象在选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共和党取得重大胜利、特朗普强势回归，英国工党时隔14年重新取得执政地位，法国大选后产生“悬浮议会”导致政局仍然不稳定，欧洲议会继续由中间派主导但极右翼势力发展迅猛。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总体呈现极端化、碎片化、民粹化和保守化趋势，一些西方大国政局持续动荡，既影响本国治乱兴衰，又推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

　　【关键词】西方国家政党 美国大选 英国议会选举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 欧洲议会选举

　　2024年，多个西方国家以及欧洲议会举行重要选举，基本都是在野党胜利、执政党失败，激进派胜利、主流和中间派失败。深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影响，西方国家深陷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生活成本增大、排外主义情绪蔓延等困境。西方政党政治格局总体呈现极端化、碎片化和民粹化的发展趋势。持续动荡造成的政治发展不稳定、政策不连贯，与世界的变乱交织互为因果。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正进入保守派周期，体现了保守主义的复兴。

　　美国政党政治：

　　保守主义的复兴与程序民主的失败

　　2024年总统大选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混乱、变数最多的选举。特朗普时隔4年卷土重来，成为继1892年克利夫兰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两度当选但任期不连续的总统。未来4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势必进一步右转。

　　一、共和党“特朗普化”与民主党身份标签化

　　8年前，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派”代表人物横空出世，恰逢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产生不信任与厌烦之时。而自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的主旋律都是反特朗普。哈里斯的竞选口号“我们不会回头”，便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奥巴马在2008年的成功使民主党高层坚信，只要不断加码推出更符合进步主义、具有身份政治光环的候选人，就可以从不断扩张的少数族裔手中赢得选票，取得选举胜利。在这种逻辑下，身份政治已经逐渐超越了“优绩主义”。

　　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取得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双重胜利，进一步冲击了美国传统精英政治，未来4年将进一步重塑共和党，加剧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在高度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两党的极端差异性显著。2024年大选清楚地表明，民主党强调身份动员，带有明显的身份群体标签。相比之下，共和党更像是一个理念型的政党，同时带有基于经济政策考量的阶层标签。两党在美国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方面的主张存在明显不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共和党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将美国带回到“辉煌的过去”，重建美国人的故土家园，在历史中找回当下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身份认同迷失。而民主党强调多元、自由、进步，将美国带向一个天堂般美好、同时没有人见过的不可知的未来。在下一个政治周期，共和党“特朗普化”与民主党身份标签化仍将持续主导美国政党政治。

　　二、美国政党政治进入保守派周期

　　未来4年美国政治右转、进入保守派周期已成定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以及全美相较于2020年选举的“红移”趋势，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选民对其所代表理念的认同，美国可能正在“变道”。

　　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讲，他把 “治愈国家”作为首要任务，承诺将带领美国弥合近年来的社会裂痕，重塑国家凝聚力。然而，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均将对方视为民主的威胁，认为只有自己赢才是民主，相互之间攻击与诋毁不断。特朗普兑现承诺之路必将充满挑战。

　　2024年11月13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将提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为国务卿，并在声明中称赞其为“国家强有力的代言人”、“盟友真正的朋友”和面对对手绝不退缩的“无畏战士”。如果这一提名最终获确认，卢比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丁裔国务卿。这一任命不仅是特朗普外交政策团队的重组，更是对共和党鹰派力量的再度集结，预示着未来4年美国外交将采取更为强硬和保守的策略。

　　三、从初选制度看美国程序民主的失败

　　拜登是通过民主党党内初选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后来却因老年化表现被“劝退”。而随着2025年1月就职，特朗普将再次刷新美国总统就职时的年龄纪录。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拜登和特朗普的年龄问题就被反复提及，引发美国国内对老人政治的担忧。这暴露出当前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两党正面临政治精英的代际危机。

　　拜登虽是高龄，但毕竟走完了整个初选程序，几乎横扫民主党全国所有初选和党团会议，取得初选胜利。按照流程，拜登应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提名，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拜登却不得不在民主党内部及金主压力之下宣布退选。哈里斯成为自两党在20世纪70年代共同确立以党内初选来选择总统候选人以来，首位没有参加初选就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当即提出民主党“颠覆了民主”，说这是民主党将作弊或正在作弊的迹象。特朗普则称民主党大会为“一次被操控的大会”。尽管关于“换登”是否违法存在争论，但可以确认的是民主党这一行为使党内初选制度变得无效和失败。

　　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两党之间的选举竞争也愈发激烈。政党具有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录用功能，选举应该只是选拔政治精英的手段而非目的。当下美国政坛，胜选反而成为第一位的，也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能否胜选往往比能否治国更重要，选举与胜选后的治理脱节，形成两种矛盾的政治精英导向。在高度政治极化的时代，两大政党较之以往更加担心输掉选举，因此他们将资源投入到自认为可以最大程度增加获胜机会的任何候选人身上，而不管他们年龄多大、是否具有执政能力、是否赢得党内初选。

　　英国政党政治：大选显示两大主流政党的衰弱

　　2024年7月4日，英国举行大选，改选下议院全部650个席位，并决定新的执政党。英国下议院换届选举采用“单席位单票制”，全国分为650个选区，每个选区均采用“简单多数制”选出一名国会议员。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60%，是自1885年以来的第二低，仅高于2001年的59%。[1]最终执政党保守党惨遭自1923年以来的历史性失败，反对党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个别小党崛起但影响有限。

　　一、工党的压倒性胜利与保守党的历史性挫败

　　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改革党和绿党分别获得下议院650席中的412席、121席、72席、5席和4席，反对党工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击败了苏纳克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成为新首相，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地位。工党和保守党的总得票率为57.4%，这是1918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小党派在选举中获得创纪录的42.6%的选票。在野的自由民主党也取得自1923年以来破纪录的成绩，成为下议院第三大党。

　　工党得票率为33.7%，是有记录以来多数党中最低的。工党赢得的席位比2019年上一届大选多211个，共计获得412个席位，但总票数减少了50万张。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嘲讽工党的多数是“一英里宽一英寸深”。[2]保守党的席位减少到121个，得票率为 23.7%，这是该党历史上的最差选举结果。保守党总共失去251个席位，包括12名内阁部长和前首相利兹·特拉斯的席位，以及在威尔士的所有席位。在英国政坛，部长失去议席的情况并不常发生。苏纳克的忠实支持者、防长沙普斯在自己服务了近20年的英格兰东部城市韦林哈特菲尔德，以3799票之差输给了工党的卢因，成为迄今为止因败选失去席位的最资深保守党内阁成员。沙普斯自200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他批评保守党无法消除分歧，败选后称：“今晚的成绩再清楚不过，与其说工党赢了，不如说保守党输了。”[3]

　　二、保守党落败的原因与工党面临的挑战

　　这次选举是工党自2005年以来首次在大选中获胜，一定程度上说，工党的胜利应归因于选民对执政党保守党的极度不满。保守党自2010年成为执政党以来，或不得不组建联合内阁，或不得不面对“悬浮议会”，执政之路步履维艰。2016—2022年更换5位首相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保守党内部的分歧与混乱，以及政党在国家治理上的失效。经历英国“脱欧”、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危机、派对门、腐败丑闻、疫情后的生活成本高企、英国政府危机和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影响后，保守党政府的声誉持续下跌。与此同时，保守党内部的极右派和温和派分歧加剧，该党内部缺乏凝聚力。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叠加影响下，保守党最终失去执政地位。

　　保守党落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极右翼政党改革党带来挑战。保守党传统上一直是英国政治光谱上的中间或中右翼政党，但伴随着极右翼政党在整个欧洲的来势汹汹，保守党也受到来自英国本土极右翼改革党的挑战。改革党此前从未在选举中赢得任何席位，但在本次大选中获得411万多张选票，并从保守党手中抢得5个议席，正成为英国政坛的一股新力量。改革党的极端反移民纲领成为其有效吸引选民的重要原因。多个工党候选人所赢得的选区结果显示，改革党对保守党的分票效应令工党“渔翁得利”。二是保守党内部的动荡与分裂。过去14年，保守党政府中一共出现5位首相。自2016年“脱欧”以来，卡梅伦离任后，更是在一场无休止的“政治肥皂剧”中出现了4位首相，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在任49天。除了此次选举失败下台的苏纳克，其他首相都是辞职离任。选民们显然对此感到疲惫。加之新冠疫情期间的派对门丑闻、腐败指控、性骚扰丑闻等使保守党形象严重受损。三是经济及民生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自2010年保守党执政以来，英国经济发展始终无法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彻底恢复。此后的新冠疫情和“脱欧”进一步影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2020年GDP比上一年度下滑10.4%。虽然2021年和2022年有小幅上升，但英国又在2023年秋冬两个季度陷入负增长。同时，受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能源和农作物出口供给的影响，英国国内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生活成本加大。保守党政府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民众对于保守党的失望和不信任积累已久，在此次选举中显露无遗。

　　工党尽管击败了保守党，但其执政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工党虽然获得970万张选票，但得票率仅有33.7%，只比2019年败选时的得票率多出1.6%，这也使工党创下英国现代选举史上胜选政党得票率最低纪录。《卫报》社论称选举结果给工党政府带来 “选举合法性危机”。[4]其次，工党面临严重的内部派系纷争。工党自成立以来，内部“左右之争”从未间断，派系林立。工党的右翼、中间派联盟、左翼成员在党内各有席位，派系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分裂风险。一旦工党在民生和福利改革上遇阻，党内左翼与中左翼派系可能会在增税等议题上对斯塔默施加压力。最后，工党的施政纲领相对保守，缺乏改革魄力。如果说2019年工党竞选宣言因过于激进而易被选民视为空头支票，那么此次竞选宣言则显得过于保守，缺乏切实推动改革的决心。工党在竞选中强调上台后将优先关注经济稳定和全民医疗服务，虽然回应了民众对民生和医疗的迫切需求，但受制于当前英国经济状况，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仍困难重重。

　　三、小党崛起深受简单多数选举制度的限制

　　此次选举中虽然小党的表现相当亮眼，但选举结果显得非常不成比例。工党仅以34%的选票取得63%（411席）的席位，而改革党在获得14.3%的选票下，只赢得不到0.8%（5席）的席位，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被投票系统“严重夸大”。[5]根据加拉格指数（得分越高越不成比例），此次选举得分为23.67，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不成比例的选举。本次选举显现出的选举不成比例问题是由英国简单多数的选举制度造成的，在这样的体系中，左派政党和极右翼势力都不太能获得真正的突破。本质上，这一制度对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有利。

　　例如，代表极右翼势力的改革党深受简单多数投票体系的影响。改革党获得411万多张选票，并从保守党手中抢得5个议席，被视为欧洲议会选举后欧洲极右势力崛起的重要佐证。作为英国本土极右派代表，改革党的确赢得部分保守党选民分流出来的选票，并继续通过强硬的反移民立场吸引持工人阶级认同观念的底层白人选民。然而，改革党的崛起在英国并非新现象，其更像是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在“脱欧”之后的变身。如果将此次大选同2015年选举进行对比，同是在法拉奇的领导下，同为极右翼势力的英国独立党和改革党都成为继传统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2015年英国独立党获得388万张选票，占总选票份额的12.6%，2024年的改革党则占到14.3%。所以，除去部分分流到改革党的保守党选民的选票，英国大选中所谓的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再次围绕移民问题完成了对本土选民基本盘的塑形。而且，正是因为受到英国简单多数投票体系的限制，相比欧洲大陆比例代表投票体系中崛起的法国国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改革党在英国议会政治中影响相对有限。

　　欧盟国家政党政治：

　　“右进左衰”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彰显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及部分欧盟国家选举的背景较以往更加复杂，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持续、疫情后欧洲经济疲软、欧洲能源和生活成本大幅增加等因素都对选举产生影响。排外主义和疑欧情绪蔓延，民粹主义进一步发酵。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和不平等为极右翼政党崛起创造条件，欧洲传统主流政党势力逐渐衰弱，极右翼势力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进一步崛起，但并未成为权力中心。欧盟国家政党政治呈现出衰退后的中左翼、中右翼和极右翼三种政治力量交织对抗的态势。

　　一、欧洲议会的政治天平向右倾斜

　　2024年6月6—9日，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各成员国举行，欧盟27国超过4亿选民投票选举产生第十届（2024—2029年）欧洲议会720名议员。此次选举投票率为1999年以来最高值，反映了民众对欧洲议题关注度上升。欧洲议会选举本质上是27个独立国家选举，各国竞选活动、参选政党甚至选举规则大相径庭。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亦是自英国“脱欧”以来的第一次选举，被视为欧洲政治的“风向标”。

　　从选举结果看，与中右翼政党企稳回升和极右翼政党持续攀升相比，左翼政党整体跌势放缓、分化明显，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中右翼欧洲人民党继续保持欧洲议会最大党团地位，同时欧盟各成员国极右翼和欧洲怀疑论政党相比上届选举赢得大量席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法、德、意等国的支持率明显上升，而中间派和中左翼政党则遭受重创。结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成员国国内和地区层面选举，左翼政党不仅经历政治钟摆效应、组织分化重组等周期性现象，而且受到欧洲发展进程深层次问题和政党政治结构性变迁的持续影响。在民粹主义持续冲击下，欧洲左翼政党未来将面临更多挑战。

　　从主要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选情来看，选举中取得最高得票率的是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其超过31%的得票率是执政的复兴党支持率的两倍多。在这一情形下，马克龙总统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于6月30日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执政党意大利兄弟党赢得约29%的选票。同样属于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奥地利自由党得票率也逼近26%。在德国，选择党以将近16%的得票率，成为在欧盟议会中代表德国的第二大政党，仅次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所在的保守派联盟党。

　　二、法国政党碎片化和治理困局加重

　　2024年6月9日，就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于法国境内结束后不久，由于出口民调显示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政党联盟“在一起”大败于民粹主义极右翼的国民联盟，马克龙决定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马克龙也成为继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于1997年解散国民议会以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二位提前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选举结果显示：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182个议席，位居第一，但低于占据国民议会绝对多数所需的289席；执政党联盟“在一起”获得163个议席，排名第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与之结盟的部分右翼共和党人士获得143个议席，排名第三。

　　自2022年法国立法选举以来，马克龙所在的政党联盟失去了其在国民议会的过半数地位，这是自1997年以来现任总统的政治势力首次于立法选举中丧失议会多数。与此同时，法国两大反对阵营即左翼的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与民粹主义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则赢得大量席位。但是，没有一个政治团体在国民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导致自1988年以来首次出现“悬浮议会”，法国政党碎片化程度可见一斑。

　　“悬浮议会”导致政局不稳。巴尼耶9月5日被马克龙任命为总理。12月2日，巴尼耶动用法国宪法相关机制，不经国民议会投票而“强行”通过2025年社保预算案。国民议会中的左翼和极右翼议员随后发起弹劾。12月4日下午，国民议会就两项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审议。由左翼阵营185名议员提交的不信任动议在表决中得到331票支持，超过通过不信任动议所需的至少288票。另一项不信任动议由极右翼阵营140名议员提交，不再进行投票表决。依照宪法，巴尼耶辞职。这是自1962年以来法国政府首次被议会推翻。12月13日，马克龙任命民主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鲁为新总理。舆论普遍认为，马克龙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决定导致了法国当前的政治困境，朝小野大和政党碎片化趋势一时难以改变。

　　三、欧洲大陆极右翼势力增长迅猛但未成权力中心

　　在新冠疫情、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构成的多重危机新常态下，欧盟各国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情绪高涨，极右翼政党借势而起，传统政党受到挑战。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产生了一个偏右的新议会，并且其中极右翼力量大为增强，这在欧盟历史上是第一次。但需要注意的是，欧洲议会内部力量格局仍然被中间党团的获胜联盟绝对主导，极右力量发挥空间仍然有限。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是欧盟发展进程中一场向右的演变，而非急剧右转的革命。与其说极右势力取代权力中心，不如说更多地是在逐渐侵蚀权力中心的基座，在某些议题、政策上影响欧盟，使其偏向保守化。

　　极右翼政党势力增长势必抢夺传统主流大党的议席，进而导致政党政治碎片化加剧。传统主流政党在选举中的优势下降，新型小党层出不穷，分散选票，直接后果就是组阁困难，这一点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小党崛起、传统主流政党衰弱的政党碎片化格局导致多党制治理难题，即执政党难以有效治理、政策制定和推行成本升高、政治局势不稳定等。法德两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及外交政策足以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甚至会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结语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4年的几场重要选举再次印证了西方政党政治极化、碎片化和民粹化并存的发展态势。欧洲各国历经数个选举周期，左右翼轮替执政，但传统政党及其政治精英仍未有效解决政党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民众求新求变的心态和青年一代选民涌现，加快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打破了欧洲政治左右翼阵营的平衡，这突出体现为主流政党衰弱、极右翼政党崛起。虽然极端化的新兴政党在选举中表现亮眼，但正如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所表明的，欧洲民众大多拒绝极右翼政党掌权。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极端化的新兴政党擅长以极端立场夺眼球赢选票，但目前尚缺乏执政能力。

　　随着特朗普在大选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党政治将进入保守派周期。类似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欧洲国家。这也是当下欧洲选民面对乌克兰危机、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加大、难民危机等国际国内不稳定局势，倾向于寻求政治稳定的选择。崛起的极右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传统保守主义政党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的强势劲头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主流政党重新审视其政策，并作出某种调整以回应选民诉求。在此背景下，欧洲政治呈现出主流政党民粹化、民粹政党主流化的态势。伴随着地缘政治环境与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内部的变化，西方政党政治逐渐显现出回弹的变化趋势，其实质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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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世纪以来，英国大选投票率从未达到七成。全国性投票只有2016年6月“脱欧”公投达到了七成以上。

　　[2] “Britain’s General Election was Its Least Representative Ever,” The Economist, July 11,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24/07/11/britains-general-election-was-its-least-representative-ever.

　　[3] “Penny Mordaunt and Grant Shapps among Slew of Tory Cabinet Ministers Unseated,” The Guardian, July 11,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article/2024/jul/05/penny-mordaunt-grant-shapps-lose-seats-tories-face-electoral-armageddon.

　　[4] “The Guardian View on Labour’s Landslide: Becoming the Change the Country Needs,” The Guardian, July 11,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article/2024/jul/05/the-guardian-view-labours-landslide-becoming-the-change-the-country-needsaed.

　　[5] “Labor’s Strength in Commons is Heavily Exaggerated,” The Times,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thetimes.com/uk/politics/article/john-curtice-general-election-labour-victory-results-7cpgvbr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