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选举年”背景下的世界政党政治之变

　　姚亿博 /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界政党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2024年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选举年，多国执政党在选举中遭遇挫折，右翼民粹主义在一些地区加速抬头，政治极化对立加剧，地缘政治危机外溢效应明显，经济民生议题在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增加。全球“超级选举年”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共振，世界新旧秩序欲破未立、欲治还乱，世界政党政治演进态势呈现更加复杂的深刻变化。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超级选举年”长尾效应影响下，意识形态之争将更加尖锐，政党竞争将更加无序，大国博弈将更加激烈，选举机制模式将更加异化，政党交往方式将更加复杂，全球治理合作将更加困难。

　　【关键词】世界政党政治 民粹主义 极右翼 选举

　　2024年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选举年，约80个国家举行全国性选举，覆盖全球人口约60%，选举数量和规模为历年来罕见。不少国家的选举过程和结果都充满戏剧性，上演了一系列你来我往、攻守易势的多样戏码，进一步凸显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对抗和社会分裂加剧的趋势。透过一场场选举的台前幕后，既能看到传统大党的黯然神伤，也能看到新兴政党的意气风发；既能看到权力平稳交接的有条不紊，也能看到政治暴力的惊险意外；既能察觉社会思潮变迁的暗流涌动，也能体味选举中一些国家民众的焦虑无奈。总的看，世界新旧秩序欲破未立、欲治还乱，在国际格局震荡调整、地缘冲突延宕起伏、全球经济复苏疲软背景下，全球“超级选举年”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共振，世界政党政治演进态势正呈现更加复杂的深刻变化。

　　右翼民粹抬头加剧政党政治格局之变

　　2024年年初以来，乌克兰危机延宕，巴以冲突持续，大国博弈激化，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拉大，难移民问题更加突出，民众反精英反建制心态加速民粹势力崛起。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11月调查的31个国家中，对本国民主状况不满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达到54%。[1]这些不满情绪为极右翼政党扩大影响甚至夺权上台提供了契机，主要大国政治中间阵营则持续式微，执政权力重心右倾进一步加速。

　　在全球瞩目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不仅赢得总统选举，还利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风潮进一步重塑共和党“灵魂”，使该党民粹主义色彩更加浓厚。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表现最为抢眼，不仅在多国攻城略地，还不断向欧洲议会的权力中心挺进。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14国由右翼政党执政。其中，除马耳他以外的26国均有民粹主义政党，总数超过90个。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传统右翼力量企稳回升，极右翼政党影响仍在扩大，右翼民粹政党议席总数占比超过五分之一。属于极右翼的三个党团，即欧洲爱国者党团、保守与改革党团、欧洲主权国家党团，合计席位从上届的143席增至187席。从主要成员国来看，德国民粹政党选择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15.6%的选票，是该党迄今获得的最好成绩；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得票率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复兴党得票率的两倍，成为法国选举的最大赢家，这一结果直接导致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国民联盟在法国国内的立法选举首轮投票中更是取得33.1%的得票率，比2022年增加14.8个百分点。在英国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改革党得票率为14.3%，成为英国第三大党。葡萄牙极右翼政党“够了”党在议会选举中斩获48席，稳居议会第三大党。比利时极右翼政党弗拉芒利益党在“三合一”选举中，跃居联邦议会第二大党。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以29%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罗马尼亚3个极右翼政党在近来选举和民意调查中都表现强劲。此外，右翼政党领导人米莱、布克尔等分别在阿根廷、萨尔瓦多胜选。盖洛普民调显示，美保守主义思潮升至10年来最高水平；欧洲智库报告研究显示，德、意、法、英等国约四成民众以右翼自居。目前看，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和规模依旧处在上升阶段，极右翼政党在世界政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进一步上升。

　　“再意识形态化”加速社会思潮变迁

　　全球范围内，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主流与边缘等社会思潮的碰撞交锋持续激化，部分政党重新祭出意识形态大旗，借人为制造矛盾对立来争取更多支持，世界政党政治呈现“再意识形态化”发展态势。具体而言，一些政党更加突出自身左与右的“底色”，将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等社会事务政治化，翻炒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身份政治，左派和右派的价值观鸿沟进一步拉大，集中呈现为意识形态“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的极化对立。从社会群体看，双方在移民、堕胎、性少数群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立场渐行渐远，矛盾日渐不可调和。持传统价值观的群体支持现有秩序和价值，反对外来移民、性少数群体等外来与新兴文化；支持本国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支持在经济领域实行优胜劣汰，主张效率优先，减少政府对自由经济的干预。持变革价值观的群体主张多元价值，保护性少数群体；信任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关注气候变化、反对大量使用传统能源；支持政府以行政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对大企业征税等政策。

　　美国政治极化最为突出，共和与民主两党在种族、宗教、气候变化、堕胎等问题上势如水火，加剧选民“非此即彼”的认同冲突。一些保守州愈发保守，自由州则颁布更多改革措施。路易斯安那州签署法案要求每所公立学校教室都张贴《圣经》“十诫”，马里兰州则赦免了17.5万名因吸食大麻而被定罪的人。[2]2024年法国立法选举中，“不屈的法兰西”党标榜更加鲜明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强调保卫法国文化，排外思想浓厚。阿根廷总统米莱高调表示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市场更公平，呼吁西方“不要让社会主义前进”。丹麦红绿联盟、秘鲁自由党等试图通过再分配和平等的社会文化，宣扬、建构替代性的经济和权力模式。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向国家间关系蔓延。委内瑞拉大选后，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等地区右翼国家集体不承认左翼的马杜罗胜选，并同委政府断交或中止外交往来。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多个政党还希望借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力量整合国内国际资源，争取更多领导角色。

　　一些传统大党失势加剧政党政治碎片化

　　从2024年选举中可以看出，一些传统主流政党表现不如预期，这些政党多数因政府执政能力弱、腐败丑闻、政党恶斗等系列问题饱受诟病，导致大量民众投出“惩罚性”选票。这直接导致部分国家老牌政党直接丧失执政地位，它们不得不从长期独立执政转向多党联合组阁。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有27国执政党下台，政治生态颠覆性重塑。特朗普的胜选标志着美国连续三届政府未能实现连任。南非执政党非国大30年来首次失去议会多数席位，法国执政联盟自1997年以来首次丧失议会多数。连续执政8年的葡萄牙社会党和连续执政14年的英国保守党在选举中失去执政地位。在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仅获215个席位，跌破众议院议席半数，这是自民党2009年重新执政以来最差的选举战绩。博茨瓦纳民主党掌权58年来首次失去执政权力。印度人民党在人民院选举中席位未超半数，执政10年迎来首次“惨胜”。

　　大党失势带来权力分散化和政党政治碎片化，推动妥协政治进一步发展，不同主张的多党联合组阁成为常态。法国、日本、印度、南非等国现任政府与政党虽保留执政权力，但在议会选举中由于失去部分关键席位，被迫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法国由于国民联盟的壮大，国民议会无法产生一个有效的多数政府，巴尼耶政府因未能通过不信任案而被迫辞职，这是1962年以来法国政府首次被议会推翻。德国三党执政联盟破裂，执政力量在联邦议院沦为少数。意大利三党联合执政，捷克、芬兰组建五党联合政府，比利时七党组阁，马来西亚希望联盟、国民阵线、沙捞越政党联盟克服积怨，组建联合政府。政党格局碎片化导致政治交易和利益置换增多，联合政府执政和控局能力下降，政治不确定性和潜在不稳定性大大上升。

　　政治极化导致极端和突发事件激增

　　一些政党为了上台执政不遗余力制造和激化矛盾，政治极化催生更多政治暴力行为，加深政党对立和政治仇视。2024年年初以来，特朗普两次遭遇未遂刺杀，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领导人遇袭。比利时、波兰、匈牙利等国多位政党领导人在选举期间受到死亡威胁。韩国朝野两党尖锐对峙，引发总统尹锡悦铤而走险、大搞“戒严闹剧”，上演总统弹劾大戏。墨西哥大选期间30余名候选人被暗杀，多个市镇因为受到暴力滋扰暂停投票，2024年选举因此被称为墨西哥史上“最血腥的选举”。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开启第五个任期后，人民联盟政府在学生抗议运动步步紧逼下迅速倒台，哈西娜本人也被迫流亡印度。巴基斯坦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期间，独立候选人被枪杀、国民议会前议员车队遭武装袭击、政党选举办公室遭袭等极端事件未曾间断。据巴官方统计，选举投票期间，巴部分地区发生了51起旨在破坏选举的恐袭事件。

　　同时，一些国家由于战争、政党博弈、领导人变故等因素提前或推迟选举，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美国总统拜登迫于党内压力意外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英国时任首相苏纳克为扭转执政颓势提前大选，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使执政党重新博得多数党地位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伊朗第14届总统选举由于前总统莱希坠机身亡被迫提前一年举行。乌克兰原定于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因战时状态推迟，多哥议会选举和大区选举因上半年修宪推迟，塞内加尔原定于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也因候选人资格审核问题推迟。10月，当选日本首相仅8天的自民党新任总裁石破茂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相解散众议院的“最快纪录”。

　　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竞选手段之变

　　在一些国家选举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且具开创性”的方式被使用，技术因素正在成为影响政党政治发展进程的“新变量”。最大限度地搜集和挖掘选民数据，运用智能算法对选民展开精准动员，引导选民行为以收割选票，成为新的政党竞争“方程式”。一些候选人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分析选民偏好、撰写演讲稿、设计社交媒体形象等。在一些国家，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制造虚假录音、图片和视频，成为抹黑、攻击或者操纵行为的“帮凶”。

　　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专业竞选团队运用人工智能解析选民思想和行为模式，用超个性化的政治宣传迎合选民偏好，试图塑造选民政治判断。在2024年1月美国民主党初选投票前，部分选民接到“美国总统拜登”的亲自来电，随后初步调查显示，这些来电中的声音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为特朗普服务的帕斯卡尔人工智能团队通过超个性化的信息方式如发送量身定制的电子邮件，直接针对摇摆州的单个选民进行定向投放。3月，美国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特朗普与黑人选民的合照。BBC实事纪实节目《广角镜》调查组发现，这些图片的共性是将黑人群体描绘为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样子，并暗示大家将选票投给共和党。这些深度伪造的图片在事实上推动了一种策略叙事：特朗普现在在黑人社区中大受欢迎。在印度大选投票关键期，一段“莫迪跟着孟加拉语流行音乐跳舞”的人工智能合成视频在网上播放量突破千万，为莫迪的高人气再添一把火。在印尼，普拉博沃竞选团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了Q版卡通形象，将其印在印尼各地的广告牌、运动衫和贴纸上，受到了“Z世代”选民的普遍欢迎。据印尼学者约塞·里扎尔的不完全统计，约有700名各类别的候选人在此次印尼选举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对政党政治实践将产生多重影响。如何在坚守规则、趋利避害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用好这一新兴手段，将成为越来越多政党必须面对和解答的新课题。

　　地缘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更加突出

　　一般而言，各国选民优先考虑本国内政，主要关心经济、就业、医疗、环保等传统话题，国际热点问题很难牵动他们的投票倾向。但近年来，由于TikTok、X等社交媒体影响力的上升，民众特别是年轻群体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国际冲突开始明显冲击和牵动一些国家大选的选情变化。

　　在很多欧美国家，意识形态偏右或者保守的政党普遍反对继续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而自由派群体在对待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上的态度则出现了一定分歧。具体而言，乌克兰问题上，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勒庞严厉抨击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呼吁法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更是直言俄乌冲突是北约和欧盟东扩导致的。奥地利、德国等部分在野党也对援乌持保留态度，有关立场赢得一些较为保守的民众支持。美国的很多保守力量也对支持乌克兰持怀疑态度。2024年4月，当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援乌法案时，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有101人投赞成票，112人投反对票。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自俄乌开战以来，支持援乌的共和党人比例一直在下降。

　　巴以问题上，越来越多的欧美民众开始关注和理解巴勒斯坦民众真实处境，反以情绪持续上升，对本国政策不满加重。一些年轻的美欧自由派人士坦言，更愿意支持对巴勒斯坦持同情态度的候选人，反对亲以亲犹的势力不断扩大。尽管英国工党在2024年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该党失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席位，都输给了反对政府支持以色列的左翼候选人。美国的民调反映了在民主党支持者内部尤其是年轻的自由派中存在严重分歧，很多人反对拜登政府处理巴以问题的方式。有观点认为，美国民主党就因为拜登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导致损失不少选民支持。法国也有很多人批评“不屈的法兰西”党领导人存在反犹主义倾向，因为这些领导人强烈反对以色列在战争中的行为。总的看，国际问题向国内政治“倒灌”的趋势还将继续，不同政党出于意识形态和选民喜好等目的，也将利用这种联动效应强化本党在选民关注的国际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以不断扩大基本盘，谋求更大政治影响力。

　　 “超级选举年”的长尾效应

　　将持续影响世界政党政治演进

　　全球“超级选举年”已结束，但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还在加速进行。一系列重要选举在重塑全球政治光谱的同时，也给有关国家社会思潮、经济发展、对外政策等领域带来新冲击，“超级选举年”的长尾效应还将持续影响世界政党政治演进。

　　第一，意识形态之争将更加尖锐。一些政党正在主动将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政治与国际地区局势复杂交织，国际关系“再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对抗的危险上升。一些国家政党将国内发展道路之争“偷换概念”为价值观之争，社会、贸易、科技、文化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加剧。

　　第二，政党竞争将更加无序。部分政党在经济衰退、阶层对立、地区冲突等问题上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为赢得选举，开始“剑走偏锋”，把精力由“做更大的蛋糕”转向“抢有限的蛋糕”。政党间的正当竞争可能逐渐演变为恶意攻击和司法恶斗。治国理政能力的比拼或演变为“流量政治”，引领民意变成贩卖焦虑，协调利益变成制造和激化矛盾。少数国家和地区可能陷入“政治极化催生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又反过来加深政党对立”的恶性循环。

　　第三，大国博弈将更加激烈。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改革困难重重，向外转嫁矛盾危机冲动增加。部分国家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领导人赢得选举，大国间博弈较量将面临更多极端和不确定性场景，国际安全领域出现“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上升。

　　第四，选举机制模式将更加异化。在人工智能时代，选举不仅是政党政策主张之间的比拼和选民自由意志的选择，也可能成为不同政党和候选人在数据和算法领域的较量。选举的中心可能不再是选民而是数据，竞争的不再是政策而是算法，选民的真实诉求和意愿被单纯的技术算法所掩盖，选举政治回应和反馈机制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第五，政党交往方式将更加复杂。随着政党政治碎片化趋势持续演进，多国政坛新旧力量交锋、“散装政府”增多，素人政治家频出，为各国政党交往增添更多变数。一些国家政府中存在多个为实现执政而暂时联合的政党，执政党之间立场差异和深层矛盾较大。在政党交往过程中，执政联盟内部凝聚共识、用一个声音说话难度加大。

　　第六，全球治理合作将更加困难。由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持续坐大，相关主张从口号向执政策略转化，将给国际合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党习惯于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融为一体，突出强调本国利益和民众诉求，政策主张常常伴随着排外、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这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对立，给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造成较大困难。不少民粹主义政党长期对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存在怀疑态度，甚至明确反对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也可能进一步削弱一些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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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Has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 in High-Income Nations，November 28，2024，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06/18/satisfaction-with-democracy-has-declined-in-recent-years-in-high-income-nations/.

　　[2]李枏：《混乱与分化在大选年进一步加剧》，载《世界知识》2024年第24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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