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靠山

　　熊红久

　　一

　　书架顶层，摆放着一套书。由于版式规格和设计因素，它与整架其他装帧华美、开本宏阔的书籍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它如一位龙钟老人，混迹于模特队里。在书架前徜徉时，我常常会将它抽出，捧在手里，端详它橘黄色的封面、已经泛黄的内页，就像一个被它滋养大的孩子，在深情凝望自己的长辈。以我藏书的经验来推算，这本书的确可以称祖了，它是我所有书籍的源头，书名叫《唐诗选注》。

　　我一共有2000多册藏书，要想记住每一本书的来历，还是很困难的。但这本书却让我刻骨铭心，不仅仅是它得之不易，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正是在它的引领下，我才与文学结缘，才有了今生难舍难分的文学情愫。

　　当时我在新疆一个偏远的团场读书，由于师资缺乏，语文老师调走之后，新的语文老师没有配上，语文课改为自习课，这让我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展示每个人与众不同的才华。在几个女生的鼓动下，班里掀起了一股朗诵唐诗的热潮。起先是那几个女生拿着本子读，没两天开始背诵，不到一周时间，她们已经熟练到你背出上句，我马上接出下句的境界，让我们这些男生心生敬佩。同桌悄悄告诉我，学习委员于丽丽购得一本《唐诗三百首》，女同学们都在传抄。这让我觉得拥有一本唐诗，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放学后，我第一时间赶到了全团唯一的新华书店。

　　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土房，中间横亘着一道水泥柜台，使得空间非常狭小，孩子们叽叽喳喳挤在一起，喊着挑选小人书。我也奋力挤到柜台前，问售货员有没有唐诗？她取了一本递给我说，今天刚到的，只有几本了，再晚就没啦！我把书拿在手里，一下就喜欢上了书的封面。橘黄色的封面，像一盏灯，温暖又舒适。翻看目录，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出现在眼前。版权页的下端印着2.2元的价格，这让我的内心一片冰凉。摸摸口袋，口袋里躺着一张卷曲着的五角纸币，这还是省吃俭用两个月才攒下的。1.7元的距离仿佛一条天路。

　　母亲毫不犹豫地打消了我要买书的冲动。1.7元可以买一公斤猪肉，而我们家已经三个月没有碰荤腥了。最终，我只好忍痛割爱将自己一年多才收齐的小人书《铁道游击队》，低价转让给了隔壁班上的小牛。

　　我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将《唐诗选注》揣回家。此后的整个学期，它为我在班上赢得了许多赞誉。我不仅可以和心仪的女生对答唐诗，还专门挑一些生僻诗句，让她哑口无言，从而抬高了自己的艺术身价。曾有那么一度，我不满足于背诵了，开始偷偷摸摸，仿照着唐诗的样子创作，照猫画虎。当得知我的“作品”被学习委员誊抄在日记本上时，那种心花怒放的振奋，无法用言语表达。

　　当然会有关系好的同学借书，虽然心中不舍，但“义”字当先。为了防止书被再三转手，同时体现本人对书的绝对所有权，我花费了三天课间休息的时间，耗掉两块橡皮，终于完成了一枚刻有我大名的印章。蘸着红墨水，我将书的封面、扉页、封底、书脊处，全部盖上了章子。由于使用的不是印泥，字迹间隙稍显晕染，但红色的名字足以让同学们羡慕。顶多三天，我就会追着对方，讨回盖有十几枚章子的《唐诗选注》。

　　书架上的各类图书慢慢多了起来，一些现代派作品开始占据中心位置。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对现代诗歌的狂热追崇中。这本《唐诗选注》自然成了一件过时之物，蜷缩在书架的角落里。这一放，竟有二十年。

　　让书回归书架，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最顶层，一则它的年岁配得上这般至高的地位，二则它的内涵可以俯视所有的文集。

　　仔细想想，何止我一个人得到了唐诗的濡养。作为民族的瑰宝，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浸染了无数国人的精神气质。

　　真的很庆幸，十五岁的时候，遇见了唐诗。

　　二

　　十八岁那年，去外地读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

　　在嘈杂的客运站，我费力地爬上车顶，将手里的铺盖塞进行李架的网兜里。挤进班车内，走廊里拥满了人，好不容易挤到最后一排，对号入座。票是三天前购买的，虽然靠后，也算有了座位。与买站票的人相比，幸福许多。售票员的喊叫声被挤变了形，她费力地数着人头、数着钱。

　　汽车启动，车厢抖动得厉害，排气管重重地放了两声炮，终于颤颤巍巍地驶离站台。这是从边城博乐通向乌鲁木齐的班车，一天一趟。车站是一排土房，脱落的墙皮上钉了几个木板制作的站牌。经常年暴晒，木板裂缝很大，远远望去，像旅客们咧开嘴，打着哈欠。

　　阳光像烧红的烙铁，伸进车内。贴在窗户上遮光的报纸毫无用处。闷热和汗臭狼狈为奸，覆盖了触觉和嗅觉。恣意汪洋的汗水呈燎原之势，流过面颊、流过脖颈、流过后背。有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喊，有老人粗重地咳嗽。车子仿佛行进在战争片里，到处都是被炮弹炸出的坑，轮胎在坑洼的路面上跳跃和颤动。

　　第一次远行，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反复做两件事：擦汗和为下一次擦汗做准备；颠簸和为下一次颠簸做心理准备。

　　几经周折，终于到了学校。整个学校只有三四幢楼和一个铺满煤渣的体育场。从宿舍楼门口朝东望去，荒郊野岭、杂草萋萋。高高低低的山岗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茔。

　　仔细想一想，我能从偏僻的农村考进大专院校，成为一名警官，内心早已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样的读书环境构不成对情绪的影响，就像过年时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就已经欣喜若狂了，自然不会挑剔款式和色系的。

　　我背着行李，走进307宿舍。铺好床被，斜靠在床头，掏出席慕蓉的诗集阅读。那时候，我正痴迷于诗歌创作，已经写满了三大本几百首诗。我始终坚信，每多创作一首，就是给燃烧的人生多添了一份柴薪。文学的火光，定会在某个时刻轰然燃起，照耀整个天空。

　　我听到了节奏很强的嗒嗒声，由远及近。307的门突然咣当一声被踹开，进来的男生身材瘦削，一头卷发，身背马桶包。门挡住了他的视线，也挡住了坐在门后有些惊讶的我。

　　他走到床铺前，寻找上面贴好的名字，然后把行李扔到我对面的上铺，坐下来喘气。他忽然发现了我，微微点一下头，目光却紧盯着我手里的一本诗集，两眼放光，惊喜地问，你也喜欢诗歌？我点点头。他伸出手，说我叫方如果，喜欢写诗。诗歌的温度，让两颗陌生的心靠在了一起。

　　待到其他两位同学分别拿着《诗潮》和《诗林》走进307，豁然觉得这群人不是来学法律的，而是来参加诗歌培训班的。

　　三年时间，我的视线始终在法律和文学之间穿梭，就像昼夜交替。白天学习法律的枯燥，晚上必须用浪漫的诗歌才能消解。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手里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脑子还沉浸在舒婷的《致橡树》里。最投入的是方如果，枕头底下经常放一本写字本，梦里浮现好句子，他会在半梦半醒之间歪歪斜斜记下来，第二天对着几个字苦思冥想，以还原梦中的诗句。让人痛不欲生的是，他的灵感常常在夜半造访。灵感刚走，他就会兴奋地吼醒我们，大声朗读几行刚刚采摘的诗句，随后爬回上铺，迅速进入梦乡，丢下一堆惺忪而无辜的眼神，和月亮一起失眠。

　　三

　　那时候，出名真的很快。学校广播站播了我们几个人的诗歌，即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宿舍，居然出现四位诗人！307俨然成了整个学校的文学高地。为了对得起日渐鹊起的诗人声誉，也为了增添八五级法律四班的文学荣耀，更需要填充虚名之下的实质内容，我们四人决定办一份文学校报，取名《诗爱者》。

　　经过项目论证和资金核算，版式为八开，半月一张。手推印刷机是向学校借的，蜡板、蜡纸、油墨、白纸是四人凑钱买的。说干就干，购置材料，挑选诗稿，晚自习和星期天，我们四人轮流在蜡板上一笔一画刻字，一张一张印刷。面对厚厚一摞得之不易的成果，每个人的瞳孔里都闪烁着兴奋与自豪。而后，一份份报纸发送给热爱文学的同学和校友，再通过学生间的交流，传递到别的院校。出到第五期，《诗爱者》就已经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本校稿源剧增，也常有外校投稿。

　　307开始经常举办睡前专场朗诵会，借朗诵之名，与诗歌攀些亲缘。望着一群形销骨立的青年穿着花枝招展的短裤，倾听一首首情感真挚的爱情诗，在各色方言的唇枪舌剑中，竟有了肝肠寸断的酸楚。

　　我抄录了很多报刊的投稿地址，将地址填写在每一张信封上，再毕恭毕敬地投进学校的邮箱。在我的心里，每一封信就是一叶启航的小舟，载着小心翼翼的期待和充满希望的未来，朝着海洋深处驶去。我不知道，在各条航线上，它们会不会迷失方向，或者触礁沉没。我所能做的，就是漫长地等待。

　　第一个等来消息的是方如果。他在《塔城日报》上发表了一组诗。虽然该报是地级报纸，却也是公开发行的。意想不到的是，报社还寄来了6元稿费单。我们三人各出1元菜票，方如果出6元菜票，将食堂最好的菜全部打上，又买了两瓶红酒，在307摆下盛宴。大家频频举杯，情感中既充满了羡慕，也飘溢着醋酸。一如同场竞技的运动员，原本都在一起奔跑，有人却忽然加速，超越大家，赢得胜利。我在心里不停默念，自己的哪一只船正在返航的途中？每天下午，生活委员发放信件，是我最期待的时刻，一个个火热的期盼，最后都变成一滴滴冰凉的水珠，淋透全身。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杂志社的回信。先阅读信封上几个红彤彤的大号字体——刊物名称，再细品标有刊物地址的小号字体。做几次深呼吸，平复心情，再慢慢打开——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失望中含有一丝希冀，能退稿，说明尚有修改空间，配得上八分钱的邮票。于是，我投稿的积极性也越加强烈。此后，每月都能收到两三封退稿信。当然，它们只是我寄出稿件的几十分之一。

　　暑假将至，我正在宿舍收拾东西，我上铺的兄弟兴冲冲进来，手里高举着一份《诗歌报》，声音洪亮而颤抖，我的诗发表了！我的诗发表了！还有12元稿费！淤积太久的洪水忽然溃堤，我体会到了泥沙倾泻时的激荡和欢畅。

　　我们每人拿出2元，作者拿出10元，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向校门外的餐厅，点了好多肉菜，喝了几瓶白酒。

　　那天我醉了，另一位没发表诗歌的室友也醉了。回来的路上，我们自然同病相怜地搂在一起，先是相互吹捧，赞美对方的文笔如何卓尔不群；再痛斥杂志社的编辑，根本没看完我们的稿件，就丢进垃圾箱了；最后得出结论，我们还很年轻，只要坚持，总会有刊物发现我们这两个旷世奇才。

　　整个暑假我都处在亢奋期，我不停地写，不停地投，还天真地想，即使论资排辈，也该发表了吧。我以为读了两本名著，翻了三本诗集，就掌握了文学世界的真谛。

　　一个半月的假期很快结束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甚至连封退稿信都没有。这让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了怀疑。我反复把自己的作品与刊物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自以为是地认为，好的比不上，某些篇章还是可以比肩的。

　　回校后，之前那位和我同病相怜的室友笑逐颜开地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说假期在上面发表了一首诗。报纸是兵团农二师主办的《绿原报》，虽是地区小报，却也是公开发行的，关键是文字变成了铅字。我成了最后一个作品没有变成铅字的“作家”，尽管学校广播站在不停地播报我的作品。

　　再参加《诗爱者》的编发活动，我便有了惶恐，不知是积郁成疾还是肝火攻心，终于病倒了。我勉强撑了一节课，赶紧跑到校医室看病。年轻的女校医一脸平静地检查完，拿出处方单问，叫什么名字？我报上姓名，她愣了一下，抬起头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问，你就是熊红久？我疑惑地点了点头。她回过头在处方单上写下我的名字。你的小说写得挺有意思。她轻声的一句话，仿佛一声惊雷，血液轰然一下涌到我头顶。你在哪儿看到的？什么报刊？哪一天的？文章叫什么名字？我的过度反应显然惊着她了。愣了几秒钟，她起身从医务室的报刊架上抽出一张报纸，递给我——今天刚到的《生活导报》。我一把接过来，迅速翻到第四版，小小说《约会》，报纸右上角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冲着校医说，这张报纸送给我吧，不用开药了，太谢谢你啦！

　　我跑回宿舍，一个人躺在床上，先把副刊版面上的其他文章读完，没舍得读自己的文字——就像小时候过年，先把妹妹的糖骗着吃完，最后才恋恋不舍地剥开自己那粒，舔一舔又赶紧包好。尽管我几乎可以把每个章节都背下来，但以铅字的形态再次阅览，依然难掩内心的心潮澎湃。阅读了四五遍，我的心情才渐渐平缓。我把报纸工工整整叠好，放在枕头底下，仿佛枕着自己一生的命运，也枕着这个世界对自己文学才华最真实的评价。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虽然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一想到我的处女作变成铅字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怦然心动。

　　四

　　经过三年的锤炼，我的身体和思想都已变得成熟。毕业后回到家乡博乐市，我被安排在市公安局工作。

　　十八年的从警生涯，让我拥有了执法者的威严，也有了夜郎自大的傲慢。写作之于我，时断时续，像戒烟后的复吸者，十几年的光阴，竟积瘾成疾。在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我的选择很明确，枪杆子解决生存需要，笔杆子满足精神追求。作为治安大队长，在很多人眼里，既有派头又有权威，但我仍喜欢伏案写作，垒出一首首抒情的诗歌。我的文学之梦像豆芽般生长在每半个月一期的《博尔塔拉报》副刊上。每有小作发表，我便沾沾自喜，有了荷花出水的高洁之感。

　　春天容易萌发的，除了苞蕾，还有文学的理想，更何况带来春风的是一群居住在云端的人。那时的新疆作协还很窘困，董立勃主席开着自家小轿车，拉着四个人赶到博乐。四个壮汉从窄小的车门里挤出来，使得文学看上去有些落魄。

　　酒过三巡，情感升温。我掏出小报递给立勃主席，上面有我的一篇作品。立勃主席大加赞赏，说我是块搞文学的料。这让我的情绪和酒量都高涨起来。不胜酒力的立勃主席面色通红，有了乙醇的酿造，一些教诲显得既真挚又诚恳：作家是这个社会的良心，所创造的精神价值，是这些酒肉菜肴无法衡量的。一个人，总得为内心的真爱活一次。说完碰杯，一饮而尽。之后，立勃主席躺倒在蒙古包的榻榻米上，像个放大的惊叹号。他的话醍醐灌顶，想起这些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徜徉在灯红酒绿之间，浑浑噩噩消磨掉自己的青春和才气，文学成为间歇性满足虚荣的点缀，不再是呕心沥血、夜不成寐的梦想。望着这个点醒我的人，竟有了浪子回头的幸运感。眼前的酒肉，俨然成了生命的垃圾，而年近不惑的我，竟常年徜徉在垃圾里悠然自得。

　　这次刻骨铭心的交流，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开始婉拒觥筹交错，心思慢慢集中在读书写作上，当年就发表了十几篇作品。我觉得文学的大鸟正扇动着翅膀，携带着美好的憧憬，让那些原本平常的日子，飞出了自己想要的高度。

　　在临近不惑之年，我终于有机会参加全疆公开选调，转行到了博州文联，任副主席。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我被当地文友们亲切地称呼为“二杆子”作家。公安局和文联仅隔一条马路，脱掉警服，穿着夹克衫，从街北走到街南，警官变成了文艺工作者。我陡然觉得，法律和文艺，竟如此之近。

　　走进文联办公室，木制办公桌面裂开了两毫米的斜纹，老旧的沙发，一坐上去，整个人便陷了进去，站不起来。这些都没有影响我阳光般的心情，我浑身洋溢着寻到知音的幸福感。

　　坐在对面的阿·乌云秘书长说，熊主席，你即使穿着便装，仍像个警察。我立即把笑容堆到脸上，再把慈祥蓄满眼眶，问，现在呢？她笑着摇摇头说，不光人要到文联，心也要到。当时我就明白，面对新单位的考卷，面对文艺的人群，要用心、用情、用温度才能推动新事业。因为爱，才会选择；既然选择，就要配得上这份责任。

　　五年多的时间里，我邀请全国名刊名编和作家老师们来博州采风、讲座，组织本土文艺家走出去。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全州的整体创作水平大幅提升，我自己也发表了五十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两本作品集。我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聆听了文学大家的授课，结识了一大批各省有实力的青年才俊。面对未来，我更加笃定了前进的方向。

　　选择一个周末，坐公交车抵达我一直惦念的母校。下了站台，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学校的影子了。眼前只有四通八达的道路，一幢幢高楼林立，一排矮矮的院墙，林木拥围、花团锦簇。

　　遐思之中，接到母亲的电话，七十多岁的老人，声音洪亮地告诉我，团部的高速路修通了，就从家门前经过，从连队到市区只需要半个小时。富民安居的新楼房也快完工了，下个月就可以搬新楼了。老母亲说自己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爽朗的笑声，作了幸福的最后注解。

　　五

　　我每走进书房，伏案写作，背倚着整面墙的书架和架上满满的书籍时，就会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像找到了稳固的靠山。那些从每页纸、每行字里渗透出来的墨香，成为几十年不可或缺的营养，让我的精神体魄日渐壮硕，也让我的视觉高度逐年攀升。

　　我时常会端一杯茶，站在书房的一角，仔细检阅东墙上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士兵，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出手不凡，又如此低调，沉默无言。我知道，书的波澜壮阔和高深智慧，都被一个个汉字隐藏了，就像锋利的刀刃收归到了刀鞘之中。正是在一本本书的磨砺下，我的思想和情感从坚硬和粗粝变得柔软和细腻，从零碎和迷茫变得井然而笃定。一座书房其实就是一个人心灵的牧场。

　　想起刚结婚时，租住的房子面积不足三十平方米。客厅里摆放了沙发、电视和茶几之后，人就只能侧身而过了。狭小的卧室挤进一张双人床，就只能放下一张梳妆台了。环顾再三，我终于发现床头与墙之间，尚可以挪出不足一尺的空隙，让床下的两大箱子书有了抛头露脸的机会。我从集市买来木板，亲自持斧、锯、锤、刨加工，钉钉子、刷油漆。第三天下午，外形粗陋的简易书架赫然屹立在睡眠之上。空架时，它稍显褴褛，摆满书后，便气宇轩昂了。每天睁开眼，就看见一架子书，平素的生活，顿然充实而富足了。

　　如今，我已搬进了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大房子，有了专门的书房，让几千册书都端端正正入座。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摆放好，还留一隅空间给自己，存放所发表文章的杂志、报刊和出版的书籍。

　　读书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因为文学，我才有机会公开选调到文联工作，这在家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临走前，同学、朋友到家里送行。酒酣之际，有同学搂着我脖子，醉眼惺忪，让我说实话，是不是上面有靠山。我沉思片刻，点了点头，说确实有靠山。那位同学很快释然了，大声说，我说嘛，没有靠山凭什么能调到文联？你肯定有大背景。我把他拽到书房，指着一面墙上的所有图书，一字一句地说，这就是我的靠山！

　　什么，书是你的靠山？同学疑惑地看着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坚定地点了点头。

　　一生与书为伴，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在我的眼里，书既是我内心的方向，又是我人生的靠山。

　　责任编辑徐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