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讲座之二

　　叶兆言

　　第三讲：认清自己是谁

　　今天我们开始第三讲。第三讲说的是，要认清楚自己是谁。认清别人不容易，认清自己也同样不容易。

　　首先，我还是要向同学们继续介绍自己，继续说自己的故事，进一步说清楚我是谁。虽然已经上了两堂课，但很显然，我还没有把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说清楚。

　　如果不上网查，很多同学可能并不知道讲台上这个家伙是谁，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也许大家见过他的名字，知道有一个叫叶兆言的作家，写过一些书。至于他究竟写过什么书，写得怎么样，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必须再厚着脸皮介绍一下自己，为自己打个广告。我从来都不是个信心十足的人，即使到了现在，文学道路似乎已经走通了，但我还是不太相信，读者真正接受了我。如今，阅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辛辛苦苦写出了小说，编了一个个自以为动人的故事，很可能根本没多少人看。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坐在下面的你们，对我的作品也是所知甚少。我已经写了一大堆作品，吹嘘自己著作等身，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真要给自己定位，我认为自己就是个日积月累，写了一大堆文字的人。我的人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除了一大堆用文字堆积起来的，未必真有人去看的文章，其他的成绩，可以说都微不足道。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就是我。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份《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单》。这份书单里没有我的名字很正常，可是竟然没有莫言和余华的名字，也没有王安忆，这真让人感到意外。余华来香港参加书展，据说有很多香港读者前往，他的演讲一票难求，偏偏在这份推荐书单里，见不到余华的名字。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座的诸位同学，对我一定不会有太多了解。不了解我很正常，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首先要认清这一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不要以为上了讲台，别人就都知道你是谁。

　　一个作家也必须时刻抱有平常心，老老实实地去写东西。

　　我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

　　德国有一位汉学家，叫顾彬。有一次，他到南京大学举办讲座，和一批南京作家对谈。在谈话中，顾彬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大加批评，他说中国很多诗人的诗并不好，这些诗在外国有影响力，是因为他翻译得好，原诗并不怎么样。

　　他这么说对不对，我说不好，因为我不懂德文。也许他说得对。诗非常难翻译，经过翻译，诗还是不是原来的诗，已经很难说。古人说“诗无达诂”，意思是说，诗歌很难用确切的语言表达清楚。我们都知道，如果把古诗翻译成白话文，那就是把茶叶水变成白开水，基本上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顾彬先生又说，中国有一位叫孙犁的前辈作家，他的文字不太通。我想香港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位叫孙犁的作家，好在我已经提前打过招呼，让你们在上课前了解一下这位作家，读一读他的文字。在内地，孙犁先生的文章经常被选入中学教材，内地的学生应该都很熟悉他。

　　顾彬先生谈到孙犁先生的文字，说他语言不好，文字不通，这显然不太合适。于是轮到我发言时，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孙犁先生作为前辈作家，他小说的主题怎么样，文学观念如何，今天可能有今天的评价，但关于他的文字，我认为顾彬先生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孙犁先生的文学成就，恰恰就体现在文字上。仅此一点，就能看出顾彬先生的汉语理解水平，似乎还是有些问题的。

　　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总体是不高的。我的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顾彬先生在中国说话还算客气，回到德国，说起中国文学，他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顾的态度。他的汉学家地位，好像就是靠指责中国当代文学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对当代的中国作家，他总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对他们指手划脚。他不喜欢莫言，也不喜欢余华。他那句风行一时的“中国文学是垃圾”的名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顾彬先生的“中国文学垃圾说”，给了不读书的人一个很好的借口。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很好的读书传统。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怎么消除不读书的自卑呢，这个“中国文学垃圾说”，便是最好的解药。一个人干吗要去阅读垃圾呢，本来偷懒不读书是不可以原谅的，现在，顾彬先生给他们找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顾彬先生这个“中国文学是垃圾”的说法，对中国文学有着很大的伤害。一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应当是有极大帮助的，不过，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是不读书的，他们只是借着别人的眼睛，以为自己在读书。

　　顾彬先生听我说他的汉语理解水平有问题，作为汉学家，他当然很不高兴。于是，他就问坐他身边的人，这个发言人是谁。别人告诉他我是谁后，他很不屑地说，他不知道叶兆言这个人。

　　我和顾彬先生私下里确实没有见过面，他不知道我也很正常。偏偏吃饭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同一张桌上，他很认真地跟我聊天，说他知道我的祖父，在文章中写过我祖父。

　　顾彬先生这么说，我多少有点尴尬。他只知道我的祖父，而我是谁，他并不知道。这说明我作为一个作家，知名度还不够，不入他的法眼。一个号称最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根本就不知道叶兆言这个作家。

　　我时常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物。虽然我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外文，有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可就是没有德文。而且，就算有德文，也依然不算什么。

　　再说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去江西参加一个活动，也不知道为什么，领导迟迟不来。那是在冬天，一群准备跳舞的小姑娘，穿着很少的衣服在露天等候。天气非常冷，是一年里最冷的那几天。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都觉得吃不消，小姑娘们衣着单薄，更是冷得受不了，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我很不高兴，问主办方能不能给这些女孩子想想办法，让她们暖和一点，为她们找个避寒的地方，不要让她们在室外等待。主办方一个劲地敷衍，根本不当回事，说她们年轻，冻不坏的。

　　我当时很生气。真的很生气，想立刻就离开，不再参加这个活动。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领导来了，活动才总算开始。主持人开始宣布参加活动的领导名单，然后一个一个介绍嘉宾，最后介绍到作家，按奖项排名，凡是得过鲁奖的，头衔都是著名作家。

　　最后才说到我，头衔是知名作家。在主办方看来，得过鲁奖的作家是一个等级，没有得过鲁奖的，便要打入另册。可能宣布名单的主持人，觉得这样介绍我，分量还不够，又自作主张加了一句，说我是某人的孙子。

　　我当时只能苦笑。不苦笑还能怎么样？你要是不高兴，他们一定会认为，是你被介绍成了知名作家，不是著名作家，才不高兴的。因此，我只能苦笑。

　　作家一定要认清自己是谁。我经常这样提醒自己，一个写作者，一些最朴素的愿望能满足就很好。一个作家能写，能有时间写，写了能发表，发表了还有人看，经济上能有保障，这就很好了。

　　所谓知足者常乐，过去的几十年里，作为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我真的非常幸运。怎么才能表达，或者解释这种幸运呢？我想起了前几天从网上看到的一段文字。今年的8月2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举行开学典礼，院长刘石教授发表了题为《追寻先贤，典型不远》的致辞，其中有段话很有意思，我看了深有感触：正如我们学院的老前辈何兆武先生所说，拿着单位发的工资，每天读自己想读的书，思考想思考的问题，写点想写的文章，文章发表了还能得稿费，除了学者，天下哪还有这样的好事！

　　刘石教授借助前辈何兆武先生的话，表达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意愿。为什么要跟同学们说这个呢，因为将心比心，我确实也享受着这样的“好事”。

　　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所谓的体制内作家，常常会被人诟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工资的。

　　因此专业作家这个头衔，弄不好就会变成一个十分贬义的词，很容易招骂，尤其是在网上。

　　十多年前，秘鲁作家略萨来中国。那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年，他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对谈活动。对谈中，略萨说起自己刚开始文学创作时的艰辛。那时候他太年轻，为养家糊口，一下子兼着好几份工，最让人吃惊的一份工作，是为死人登记。他讲述了一个写作者最可能面对的悲哀现实：因为喜欢写，为了能写，必须先找一个管饭吃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很可能是你非常不愿意干的。

　　略萨一直在追求一个能够安心写作的环境，幸运的是，后来他得到了。他可以自由写作，而不是为了饭碗去工作。能否全心全意地去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

　　美国作家卡佛回忆自己成名前的故事，说自己在爱荷华上创意写作课，学校每月只给他五百块钱。对于一个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来说，这点钱完全不够日常开销。他只好从学校出来，和妻子四处打工，甚至做过夜间打扫厕所的工作。他觉得夜间打扫厕所的工作很不错，因为每晚只需工作两三个小时，但工钱是按八小时算的。

　　成名作家回忆自己的不堪，多少会有一些炫耀的成分。不过我们确实看到，无论是略萨还是卡佛，这两位世界闻名的作家，在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对于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可能真没有比当一个专业作家更幸运的事了。

　　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经说过，作家不需要经济自由，他需要的只是纸和笔。他觉得，如果只是为了得到免费馈赠的金钱，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因此，好作家不应向基金会申请补助。作家只要努力去写就行，小偷、贩私酒的、马夫，都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来。福克纳认为，好作家没有工夫去考虑成名或发财，他相信真正的作家的意志是拦不住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一个好作家，唯一能改变他们的是死亡。

　　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必须承认，我受惠于专业作家体制。没有这种体制，我很可能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我的人生中，有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一是考上大学，二是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不可否认，能考上大学，能当上专业作家，都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恢复高考，如果没有专业作家体制，我绝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而我，自1991年成为作家后，就是职业作家。与专业作家相比，我更愿意称自己为职业作家，就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在写作方面，我很幸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根本就没人管我，限制我，干涉我。这一点，我想我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管你们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写作者的不容易，全世界都一样。成名的作家会自由一些，但是大多数写作者，是没有这样幸运的。事实上，外部的困境不摆脱，就成不了作家。因为有了牙医这段经历，余华才成为作家。略萨如果一直在殡仪馆工作，卡佛如果一直在打扫夜间厕所，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作家。

　　过分强调作家的生活，强调作家特有的生活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写作行为的不尊重。没有生活经验，似乎成了年轻作家的一块短板。然而这种所谓没有生活经历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戳穿。

　　我们说起曹雪芹，动不动就说他的出身。说起张爱玲也是，好像没有他们的身世，就不太可能写出传世的伟大作品。这话根本就禁不起推敲。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出身，什么人生经验，与“写”这件事相比，都没有那么重要。是写作这个行为，让他们成为作家。

　　因此，重要的不是曹雪芹和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为什么别的有类似经历的人，没有成为作家？这说明，人，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己的写作行为和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今天这堂课中，我想给有志走写作这条路的同学，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还是那句老话，首先，写才是硬道理。接下来，很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写作的不顺利是常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们现在正在上大学，坐在教室里，应该说是最幸福的时候。起码到目前为止，略萨和卡佛的那种痛苦，那种为了生存，为了写作，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干的事的烦恼，你们暂时还体会不到。

　　未来的文学之路很难预测，困难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我有必要为大家打一打预防针。设想一下你们未来的文学之路，个人认为的理想途径，是最好先成为创意写作专业的大学生，然后像你们的陈曦静老师这样，在大学里教写作，同时自己也不停地写。这样可能是最理想的。

　　说来说去，我只想告诉同学们，写作的道路注定会是艰辛的，不可能太容易，也不应该太容易。只要你们开始写作，接下来，就会面临一系列困难，譬如没有时间写，譬如写出来发表不了，又或是即使是发表了，也没有任何反响，抑或根本就没有人看你的作品。

　　因此，今天的课，还有个重要话题，就是要认清自己。要认清自己是谁，可能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首先要想明白，文学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为之献身。

　　有一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曾经深入人心，这句话今天还有人引用，这就是：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现实生活中的文学，常会无端被拔高，上升到让人脸红的地步。圈外的人说说也就罢了，多少还有些客套的成分，偏偏许多文学圈里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也经常忘乎所以。有人把文学的作用拔得过高，高得太离谱。

　　文学永远站在弱者一边。文学是一种旁观者的干预，对社会的改造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文学只对那些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才有意义，只对那些喜爱阅读的人才有效果。

　　文学是非常美好的，但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未必有什么实用价值。在很多场合，我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文学就跟人类的爱情一样，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爱情远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重要，没有爱情，人类照样生活，照样繁衍，照样延续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但是有了爱情，人类的生活又不一样了。

　　文学也是这样。没有文学，人类也照样生存，不过有了文学，人类的生活就会更丰富多彩，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第四讲：西学为体

　　今天我们开始第四讲。我想跟同学们说的这个话题，是“西学为体”。首先要解释一下，西学为体中的“西学”。这其实是在套一个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只是把它们的意思反过来，玩了个文字游戏。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的本义是什么呢，就是要“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核心理念，属于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相当于核心价值观。“用”的意思则是功用，主要是指行为方法，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

　　今天我们谈写作，谈学习写小说，和这句话又有什么关系呢？说白了，我们学习写作，进行文学创作，究竟该不该以外国文学为师，还是要固守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

　　我的观点直截了当，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顺序颠倒一下，就是要以外国文学为师，以“西学为体”。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承认，外国文学的船坚炮利，更加厉害。

　　这样说，其实是基于几个原因。首先，外国文学包含了除中国文学作品之外的所有文学作品。两者相比，其实是不对等的。外国文学中包含了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拉丁语文学、日本文学等等。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外国文学这个月亮”，谈自己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首先，外国文学的体量大，我觉得准备学习写作的同学，最好多关注一点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体量是巨大的，中国文学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事实上，不仅是外国的文学名著，连通俗小说也是这样。这个话题可以扯得很远，我们暂时不展开，今天只说与创意写作有着直接关系的文学。

　　事实上，我是想把写作这件事情，弄得比较简单化。什么叫简单化呢，我们不妨先聊聊简体字。

　　简体字在中国文化中，恰恰就代表一种传统。从汉字的演化历史来看，古人为了提高书写效率，使用了大量的“简笔字”，简笔字跟简体字几乎就是一个意思。在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黄庭坚的《松风阁诗》等书法瑰宝中，都经常可以看到简笔字，它们跟现在的简体字区别不大。

　　现在使用的简体字，正是在这些简笔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代表了汉字在实用性上的发展趋势。我们上创意写作课有一个目的，就是由繁到简。

　　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也是由繁到简的。它们很强大，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同时简明扼要，更直观，更容易掌握。

　　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所谓“西学为体”，就是要认认真真以外国文学为师。我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颠倒一下，谈一谈，我的文学观就是，从事写作的人，要多看、多学外国小说。我觉得如果大家准备写作，要吃写作这碗饭，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古人的教导改一改，换一换，把“西学为用”，换成“西学为体”。

　　其实这个观点也不是我的独创，不止一个作家说过类似的话。鲁迅在谈到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时,就很干脆地认为，它“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并且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小说创作，“大约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说他“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中国作家基本上都谈过自己熟悉的外国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夸了两位诗人译者，一个是查良铮先生，一个是王道乾先生。他说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用了最好的译笔，让他受益匪浅。

　　作家余华不止一次谈到卡夫卡，谈到川端康成。在谈到川端康成时，他说自己深受这位日本作家的影响，把当时能找到的川端康成作品，每部都收集了两本。

　　莫言也好，苏童也好，都不止一次谈到对他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作家。当然，不同时期的作家，也会被不同的外国作家影响。譬如“文坛才子”老作家刘绍棠，就喜欢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国曾经有一大批与他相似的老作家，都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研究不同年代的中国作家，是如何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文学是共同的，也是共通的。世界上所有好的外国文学，都可以拿过来运用，作为中国人学习的样本。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作家痴迷于外国文学，外国作家也是这样。以日本为例，日本作家也深受外国文学影响。

　　譬如说谷崎润一郎，他是日本最优秀的作家，在文学上，他深受法国的波德莱尔，美国的爱伦·坡，和英国的王尔德的影响。

　　世界文学是全世界的作家所共有的，今天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其实就是世界文学。再以日本的村上春树为例，早在1964年，他15岁，还在读高中时，就开始看英文书，为其日后能够从事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翻译过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也翻译过雷蒙德·卡佛的小说。显然，村上春树对美国小说情有独钟。

　　钱钟书先生就曾提到过，美国的爱伦·坡是因为欧洲人喜欢，才变得世界著名的。拉美文学也是因为在欧美火爆了以后，才通行全世界。世界文学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成全。由此还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就是作家要不要懂外语，要不要精通别国的语言。

　　毫无疑问，能懂外语，尤其是能精通外语，当然更好。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深受不同时期外国文学的影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还有一种观点也值得讨论，就是文学作品到底是看原著，还是看译著。我不太清楚香港的同行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香港人的英文水平比较高，可能和我们有些不一样。内地的情况，大家多是看翻译作品。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对中国读者，影响巨大。

　　外语不好一直是我的遗憾，我在读大学时，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外语上，可惜方法不对，只会死记硬背，结果只记住了一些单词。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自己是如何如何借助字典看海明威，看莎士比亚，看通俗小说的。说到这里，可能我又要跟大家说到顾彬先生。顾彬先生觉得中国当代作家不行，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作家不会看外国文学的原文。这个说法让很多中国当代作家脸红，不过，这个理由听上去义正词严，其实细想也是不通的。我们不妨弱弱地反问一句，看翻译作品怎么就不行了。

　　我们知道，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作家也不通别国的语言。确实有精通几国外语的作家，但是大多数作家只熟悉自己的母语，这是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此外，能看懂和精通，也差得很远。譬如号称中国通的顾彬先生自己，就察觉不到孙犁先生文字的精妙。

　　未来，外语的重要性会是怎样，说不好。我女儿现在在大学里教比较文学，她觉得外语可能已经不重要了。不过，我并不这么想，我觉得外语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大家觉得它不重要的时候，它的重要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当然，要看外国文学，会不会外语可能真的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要看，要知道，要了解。还是说说我自己吧，说一说外国文学对我的帮助。外国文学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我必须抱有一种感恩的态度，如实说明。

　　我从小面对的一面墙，就是书橱。我们家藏书很多，20世纪80年代，我的父亲曾荣获过南京藏书状元的头衔。我家的藏书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我曾经非常自信，觉得在同龄人中，很少有看书比我多的。

　　藏书多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书橱里大作家的著作，既打消了我当作家的念头——只要是个好作家，就要写一大排的作品，当作家太难了。同时，也为我提供了榜样——如果要当作家，就必须在书橱里有这么一大排作品才行。

　　其次，好看的书太多，绝对是看不完的。这也让我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求甚解。贪多嚼不烂，让我形成一种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不过这也让我明白，好书太多，没看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天下并没有什么必读书。

　　最后，读书可以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并不需要正襟危坐。随意所得，也会爱不释手。譬如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余华曾隆重向读者推荐过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书里有一段描写“手部动作”的文字：

　　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正对面传来咔嚓一声，像是折断了手关节，这令我大为惊讶。我不由自主地吃惊地朝对面望去。这时我看见——真的，我吓坏了——两只手，我从未见过的两只手，一只右手和一只左手，像两只横眉竖目的猛兽交织在一起在那里厮拼，互相伸出爪子，朝对方身上狠抓，于是指关节便发出砸核桃时的那种咔嚓声。这两只手美得简直不可思议，长得出奇，又细得卓绝，绷得紧紧的肌肉宛如凝脂，指甲白皙，指甲尖修得圆圆的好似珍珠轮叶。一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对这双出类拔萃的、简直是绝无仅有的手惊讶不已。

　　茨威格的这段文字，曾让我感到震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光是这一段，在这篇小说中，关于这双手的描写，还有许多。记得我祖父专门跟我说过，这篇小说不错，对手的描写尤其出色，要注意作者是如何描写的。十多年前，我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待过一个月，与一位德国作家说起德语文学，提到了茨威格，这位年轻的德国作家对茨威格完全不了解。

　　我也与专门研究德语文学的朋友聊过天，说起此事。朋友告诉我，德国作家的反应很正常，因为茨威格在德语作家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确实很多人不知道。尤其是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作家。茨威格的例子告诉我们，好的外国作家实在是太多了，不仅我们不知道，连外国人自己也可能不知道。

　　我记得自己中学毕业后，因为没有上大学，暂时待业在北京家中。那时候，我疯狂地看外国小说，一本接一本地看，自以为看了很多。确实也看了很多，因为有太多的空闲时间。当时我堂哥有一位搞翻译的朋友，傅惟慈先生，后来他成了中国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他弄了个外国作家排行榜，让我们写出自己最喜欢的一百本外国小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少有人会这么做。

　　这样的游戏，同学们今天也不妨玩一玩。每个读者心目中都有好作家和好作品，为自己看过的好作家和好作品排个名，我觉得挺有意思，它很容易就检验出你的文学趣味。我和我的堂哥当年就很认真地弄过这个排名，一本正经地争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谁更好，为雨果和巴尔扎克谁更伟大，争得不可开交。

　　这样一件往事，也足以说明当年我们对外国文学的喜爱。而这种排名游戏，与海明威的推荐书单，以及大学老师开出的必读书单，也没有太大区别，无非是表示自己读的书多。事实上，这样的游戏，我们在后来也经常玩，经常会变换心目中最好的作家。

　　说来说去，所谓“西学为体”，无非就是我们学习创意写作，要以外国文学为师。要知道，在讨论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时候，直觉当然很重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事实上，我们是以这个逐渐建立起来的标准，去判断和衡量，去认识文学作品的。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你说好它就好，你说不好它就不好。我们在课堂上学习创意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就是为了了解和把握这种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外国文学，还要知道它的历史。

　　钱钟书先生有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特别适合当我们学习写作的座右铭：转益多师无别语，心胸万古拓须开。

　　“多师”是学习的最好途径，也是最简单的学习方法。“西学为体”就是要打开我们的思路，要放眼世界，要让我们自己的格局变得更大一点，千万不要固步自封，井蛙观天。要拥抱世界，要让自己融入到世界文学中去。

　　责任编辑 许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