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之名：影像景观与人文叙事

　　文/ 邢千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景观体系中，水，无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又极其特殊的角色。水不仅关乎情感和记忆，更指向文学艺术深层次的本体思考。虽然不免偶有“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但当我们临水而坐，看着流水落花、波光粼粼，恍惚间《诗经》中那“关关雎鸠”的文字似乎变成了跳跃的音符近在耳畔，立刻鲜活了起来。水不仅仅滋养着无数的个体、民族和国家，更是一个冷静的见证者，默默的诉说者，以及深沉的慰藉者。它忽近忽远，既动且静，清晰而模糊，熟悉又陌生。它带给我们历史的维度、丰盈的回忆，同时又常常伴有某种没来由的虚无感。

　　水可以充当人类与这个世界以及自己的特殊对话方式，我们也早已在无形中将水视作不可或缺又面貌多样的文化人格和精神符号。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抗这种莫名的虚无，丰富我们过往与当下、集体与自我、现实与情感的多重建构。摄影就像人类因建造巴别塔而“获赠”的一种迟到的语言，与文字、图画、音律等介质一起，帮助我们探究这个世界的本质和生活的真相。

　　在某种程度上，水更像是一本连绵不绝的特殊民族志，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人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不同的时代篇章，共同构建起集体主义的情感记忆与符号语系，却又因各自的立场、视角、语言等的差异让历史本身愈发漫漶不清。我们试图洞悉历史的真相，也意欲让文明在奔涌中听到我们的声音。水给了我们线索和慰藉，却不肯揭晓答案。但正是在这样的探究过程中，我们不停地确认着自己的存在及意义，也用不断的累积让属于自己的故事日渐丰沛，景观更加多彩。

　　我们总是以水之名，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上探寻并重绘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自己的人文图谱。对于中国人来说，水承载了更多的诗意与乡愁，它浓烈而隐忍，博大而精微。李英杰的《黄河纪》影像史诗的野心不言而喻。作品通过“黄河道”等六个专题的呈现，事实上是以为黄河纪传的名义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精神与黄河这一历史、人文、自然符号实现了双向隐喻。这既是一部关于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壮美颂歌，更是一卷献给两岸无数勤劳、乐观、坚韧的普通国人的生动白描。

　　《大河微尘》则把这种双向隐喻指向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运河两岸那些平静、日常甚至微不足道的场景和符号，那些在很多人眼里没有明确主题和意义的点点滴滴，通过摄影师的镜头在现实与历史、具象与抽象之间实现了文化转译。这些“微尘”因“大河”而生生不息，在历史的长河与时代的浪潮中或许显得无足轻重，但却是“大河”存在的意义，是“大河”所承载的精神、信念与温度的人性化、具体化。

　　相比大江大河，湖泊少了几分沧桑与沉浮，多了几分清雅和平静。对于支江来说，太湖不仅仅是自己探访的对象，更是故乡本身。《太湖纪行》的名称有一种刻意的疏离感与刻意的陌生感，摄影师带着相机重新审视这个亲切而陌生、现实又荒诞的太湖。在这个过程中，支江似乎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将眼前的景观与曾经的太湖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无法用当下的图像重新定义太湖。摄影师内心深处精神的“格式塔”也许再也无法真正“完型”。

　　一般人恐怕很难将长江与缝隙化体验联系在一起。但对于重庆人崔力来说，长江的奔腾也好，沧桑也罢，远不如无处不在的山水路桥相互交织带来的共生体验来得真切、神奇。水对于这座山城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是大大小小不可或缺的血脉，也或隐或现地剧透着这个城市的故事与情绪。作品《城市缝隙》事实上模糊了城市与山水的边界，将山水视作城市的一部分，或者相反。水与人之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依赖与被依赖关系，变成了当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特殊见证者和参与者。英国摄影师茱莉亚·富勒顿- 巴顿（Julia Fullerton-Batten）的作品《泰晤士河》有如一幕幕舞台剧的情景再现，并试图以这种方式向观者描述一条视觉意义上的泰晤士河。这当中的悖论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尝试，与其说这是摄影师描述泰晤士河，不如说是按照摄影师自己的方式重建泰晤士河。这些戏剧化得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其实是在文化共同体和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上，摄影师自己选择、期待和导演的产物。

　　法国摄影师克洛迪娜·杜里（Claudine Doury）同样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视角进行观看，但她的动机不在重建而是自省。阿穆尔（Amur）的读音近似法语里表示“爱慕”的单词，这位1991 年第一次来到西伯利亚的摄影师之所以决定开启这个长期拍摄项目，是因为在当地小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张照片让她想起了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Sheriff Curtis）镜头里的印第安人。如今她重返远东，更像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追寻和慰藉，一个借助摄影进行的自省与自洽。“我不想让它成为一部纪录片；我希望它像一首诗的开篇，讲述时间的流逝、转变和身份。”克洛迪娜说。

　　传统摄影所营造的影像景观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对于生存和精神处境的复杂期待。陈浩的《江水无孔不入》以2013 年台风引发的一次姚江洪涝灾害为切口，把江水渗入自己“胯部以下的每一处孔隙”的身体经验上升到姚江在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维度上的文化洞悉。这是一次对集体经验和历史情绪的重新编码，作品的观念、材质和呈现的多元尝试在当代语境下获得了合法性和说服力。

　　以水为名，以人为本。不论是记录还是对话，建构或者探寻，说到底都是摄影师以人为核心的情感寄托、价值实现与身份认同。它注定是一帧帧主观化的景观生成，一个个没有尽头的人文叙事。它不限于影像的审美共情，也无意揭示一个终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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