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乐趣、诗意与使命

　　热爱是最好的动力

　　王溱（以下简称“王”）：江教授您好！在公众印象中您总是马不停蹄地穿梭各地，讲座授课、学术研讨、文化考察、民俗体验，永远都是神采奕奕，从容优雅，视角敏锐。很多人都觉得您的精力是个谜。我想替大家问问您，这样充沛的精力是怎么来的？

　　江冰（以下简称“江”）：谜吗？热爱就是动力啊！

　　王：对，“热爱”二字胜过人参鹿茸。您所热爱的这一切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它有很多的分支：散文随笔，文艺评论，地方文化研究，“80后”“90后”研究，新媒体研究，美食……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棵大树是怎么长成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否各有侧重？

　　江：在大学时代我就开始写散文，也写诗，算是有点小名气，还发表过一篇小说。那时候在大学能够发表小说是很难得的，但别人给我的评价是：你的小说还是偏理性。我想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阅读有关系。我在十八岁以前就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类文史书，读了一些唐诗宋词，对《史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史简编》文史类的东西有兴趣，所以比较理性，逻辑思维比较强。插队的时候还写过相声、朗诵诗之类的小文章。大学毕业以后差不多有二十年没写散文、诗歌，因为评职称、评学科带头人，都是要靠论文的，所以我那时重心放在论文上。但是我写论文算文笔很好的，这得益于年轻时就喜欢文学。

　　我2003年调到广东财经大学以后成立了一个团队，叫“80后文学与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还是写系列论文，专门研究“80后”文学的。那时候主要研究的是“80后”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从“80后”文学往上追，就追到了网络。在2008年我们做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叫“80后文学与网络的互动关系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年轻人主要是因为网络的原因拉开了距离，青年亚文化从那里开始。我们花了几万块钱在十个城市做了两万多份问卷，主要是针对1985年到1994年出生的年轻人，调查他们的网络经历、网络经验以及文学阅读的种种变化。他们在青春期就已经开始接触网络，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网民增加速度非常快，网络成为产生青年亚文化的一个大本营，所以我们试图在这些方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研究一种现象。第二年跳跃比较大，我们又做了一个课题叫作“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的传播方式研究”，出了一本书。国家课题做完以后就没有继续了，一个是年龄的原因，再一个就是我们团队把两个课题做完了以后，慢慢就有个转型。

　　2016年江苏旅游局有一个项目，叫“著名作家写江苏”，每年从全国各地挑十几个作家来写江苏，我连续写了四年。这四年中我们中国小说学会跟郑板桥的家乡江苏兴化签了一个很长的约，每年都要到那里去排小说排行榜。我在那边交了一批朋友，有文联的，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比如打锡器的，还有当地的画家、摄影家……这些人都是我在少年时代很仰慕但没有机会接触的人。此后我每年都去一次兴化，一共去了七八次，每年都会给他们写篇文章，这就让我在搞学术的过程中同时又重新开始散文创作。这些散文创作就像是我人生的补课，因为我的人生缺少这些东西。

　　来了广东以后我觉得广东特别了不起，是中华文化文明的活化石，开始对岭南文化感兴趣。以前我研究网络、新媒体文化，那是最洋的东西，现在反过来研究最传统的东西，这在我的内心形成了一个反差。这时恰好来了个契机，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托我写一本张欣的研究专集，我就组织一个团队搞了一本《都市先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接触到广州的本土文化，这些都促使我把关于网络的十年研究结尾，同时开始研究都市文化。后来我被安排到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去当会长，就接触得更多了，下决心要把从近代史以来的广东做一个广泛的阅读和研究。

　　王：谢谢江教授的生动讲述，我仿佛看到一棵大树在我眼前惬意地舒展开一个个枝丫，长满叶子，开花结果。在这棵大树的长成过程中，也就是您这份热爱的形成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事对您的选择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呢？比如说，在介入某个新领域的节点上，有没有什么人或事促使您迈出那一步？

　　江：有的。比如我当初之所以考中文系，有两个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一是我的大舅。我大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也在江西师范大学当过教授，教语言学。他性格比较活跃，爱好多，喜欢书法，也懂音乐，菜也做得好。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儒雅之士，功利心也比较淡，纯粹文人的感觉。他对我是有影响的。还有，我在中学时代遇到了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她是林觉民的孙媳妇。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堂叔，因为林觉民的关系，我跟广州达成了一个生命连接。我经常会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那里去坐坐，林觉民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2015年我之所以会有一个转向，一是国家课题做完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年我父亲去世了。父亲是个军人，不苟言笑，我们从小都怕他。他临终之前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成长故事，包括家庭出身、那个年代的事情等等，还问我能不能去找一下他的故乡—江苏南通。这是一个老父亲一位老军人很重视的东西，我突然有一种通过写文章去疗伤的愿望，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乡愁似拼图》。我在五个城市生活过。小时候在福州长大，高中毕业到离武夷山五十公里的建阳插了两年队；然后随父亲的部队调到了江西，我母亲是江西人。我在江西考的大学，后来留校评了教授以后又到了广东，先在深圳干了五年，2003年到广州。这五座城市让我有一个乡愁的比较。这个文章刚好成为我介入文化研究的契机。

　　大概是2015年，我应邀去河南理工大学讲课，就在云台山下。那天讲课下来看到有个号码给我打了八个电话。我打回去，对方称是南京全球华人乡愁征文大奖赛的评委，说我得奖了，希望我到南京领奖。原来是《雨花》的主编帮我投的，当时他看到我这篇文章，说这篇文章不错，原本是要拿去发，结果直接把文章投到参赛里头去了。后来他跟我说评委们对我这篇文章评价比较高，因为他们看的乡愁多是白发亲娘、乡村的老水车或者家园故乡之类的，而我这个乡愁是个移民式的乡愁，是五个城市之间的乡愁，比较符合中国现在这种大移民浪潮。我得过科研奖、学术论文奖，还没得过写作的奖，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鼓励。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挺大的：2023年10月份我到上海去参加第二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这个论坛第一届是在广州开的，第一届实际上我也写了文章，但第一届那种感觉还是学术研究。我去了上海以后，代表广州做了一个发言，我在发言的时候其实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觉得我背后站着几千万的广州人。我做了一个发言，主题是“两座城的传递与接力”，对于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我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因为我的父母安葬在上海，我唯一的亲兄弟也在上海生活；我又在广州，把自己作为广州人，这样一种情感联系，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情感，推进了我对广州的研究。那种油然而生的一种使命感，让我更清楚自己的路该怎么坚持。

　　王：坚持热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过程当中，让您热爱的点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江：一方面可以让我保持年轻。我不喜欢“德高望重”这个词，会把我叫得好老，我觉得我的感觉和我的心还始终是比较年轻的，我研究的东西也是年轻的。即便我去研究最古老的东西，也没有让我变老，因为我是用一种新鲜的角度、看如何在今天生存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去看非遗、本土化等等领域。我是广东省几个地方的智库成员。每次到现场做田野调查，我都可以给他们提出一些如何在今天生存、如何面向未来，以及如何跟年轻人发生联系这样的建议。我把在研究中获得的收益，应用到本土文化上。

　　另一方面跟生命体验有关。我觉得现在大学有一个弊病，分工极细了以后学问是分门别类的，读的书越多，模式化程度就越高。我这几年在评小说的过程中又获得了文学创作的那种灵动的感觉，决定向作家学习有意识地去避开这种模式化的东西。我在一个二本院校，要跟一本院校竞争科研，我必须要在研究和团队上找到特色。作为一个研究者、一个写作者，我强调两方面特色：第一是生命连接，即我的生命体验是什么；第二我比较强调跨界。我重返大学以后主要做的两个工作：一方面是研究网络的、青年的，另一方面是研究本土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然后我在这两者中间找出一种联系，这些联系会产生许多独特的生命体验。因为我的理念和我的这种跨界的角度，我的文章跟人家写的肯定不太一样，这点我很自信。

　　活色生香烟火气

　　王：一个学者的学术个性就体现在其选题和构建能力上。不管是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还是饮食、习俗、民风等衣食住行，我发现您的学术研究通常都是超越地域和时间限制的，把感兴趣的一切融于一身自成王国，自己制定这个王国的规则，美食无疑在这个王国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江教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在你的选题中如此钟情美食？

　　江：广东人无所不食，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而食物身上承载的是浓浓的烟火气，我钟爱烟火气。

　　当年社科联领导要我去当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时候，我是有点顾虑的，我说我不会讲粤语怕不合适。但领导说合适，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广东人的胸怀，只要是为广东出力就可以。于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要做一些努力。地域文化最具有文化特征的东西是什么？一是方言，二是饮食习惯。方言我没有机会，就觉得美食方面我可以着力一下，于是通过美食去接近传统的广东人、传统的岭南人。这些东西帮助我一步步走近广东人。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谜的过程，充满了乐趣。我可以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反过来又得到广东人的认可，工作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由此产生。

　　之所以钟情烟火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出身是没有烟火气的—在部队大院长大，没有方言，没有民俗，只有简单的军营、食堂、学校；亲戚关系也很简单，父母跟家乡本身就没有什么联系，隔了一代的我们就更没什么联系。烟火气对我来说很亲切，广东人则特别注重生活方式和烟火气。我去到哪里是一定要去他们的菜市场走一走的，抓住一切机会跟百姓聊天。他们质朴的笑容和淳朴的话语中保留了广东很本真的东西。这些本真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很迷人的，我着迷似的去阅读、去见识这些东西。我们每读一本书，每到一个地方采访，每看一段过去的岁月，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磅礴的生命力。当我们感受到这种生命力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东西。能够延续几百年、几千年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挖和感受的东西，不能随便藐视它。我们现在仍然在土和洋之间徘徊，一般看来土的东西就是落后，洋的东西就是现代。实际上不是非黑即白，还有很多灰色地带。这些恰恰是文学创作和人文学者需要去进入和研究的地方。

　　王：不管是土的还是洋的，不管是哪个领域的文章，我发现您的表达方式从不拘泥，文字大都自由、随性，文风亲切有温度。您是有意把学术的文章、把文艺评论写成有烟火气的，能让读的人感觉到亲切同时还带有诗意，对吧？

　　江：对，我写的东西他们都说“你都是讲人话”。很多人跟我讲“看文艺评论看得都累死了，你的东西就很好读”。纯学院派的文本解读比较学理化，我一向就不赞成这个，我的文字都要跟着我的情绪走。我觉得研究和评论，尤其是文学评论，必须要跟大众文化和社会产生联系，和学理化的东西产生不了联系，当然一些纯的美学研究可能是可以的。实际上真正的大师都是深入浅出的。

　　王：章以武老师说您是“读厚厚的书，说浅浅的话”，这话总结得太好了。如果学术研究不能与大众产生联系，那么这个研究可能影响的范围就没那么广。

　　江：章老师对我比较了解，他经常鼓励我说“你现在是我们文化界在广东大地跑得最勤最多的学者”。我当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以后，提出了两条：第一条是普及比提高更要紧，第二条是传播比研究更重要。当下有很多的研究，写了很多书，但书写完了以后就往那一放，没有跟民众之间产生对接，这就是缺乏传播，缺少普及。我现在很注意这方面。比如，我每年要做几十场讲座，逐步把我的理论题目都变成一个个故事去讲。我已经跨出了这一步。

　　王：就是有意识地把一些可能比较难理解的东西，用一种大众比较好接受、比较感兴趣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吗？我感觉您把这个也当成自己的使命了，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传播的使命。

　　江：对，还要找到一种本土的方式，就是广东人喜欢的方式，这方面我一直在考虑。所以我现在一般不再去做课题。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还是更希望能够写一些原创性的、跟生命体验有关的、有更多人感兴趣的文章。这其实也是我目前的一个人生目标。电视台专门给了我一套设备，希望我每天都能有个小视频发给他们，比如说专门讲粤菜什么的。后来我想了一下，觉得在我的余生当中，个人可能做出的贡献和最适合我做的事情还是写一些原创的文字，因为文字才是新媒体最重要的支持，所谓内容为王，它最终还是需要一些人去思考、去发现的。

　　从“赣文化”到“粤文化”

　　王：“发现”二字其实是很诗意的。我第一次留意到您的网名叫“西岸三剑客”的时候，眼前立刻就浮现一个身披斗篷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形象，当然，您是“仗笔走天涯”。能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叫“三剑客”吗？

　　江：这是年轻时候的事了。那时我在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上学，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1994年评上教授，年轻气盛，劲头特别大，跟当时历史系的邵鸿、哲学系的郑晓江号称文史哲“三剑客”。我们一起发起“赣文化”大讨论，倡导建立“赣学”，参与赣文化振兴学术活动，还编辑出版了《赣文化研究》，为省内外的赣文化研究提供学术交流平台，按媒体的说法，是“在省内外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赣文化’研究热潮”。这个事情引起了时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的重视，突然打电话到学校说要接见我们几个人。大家搞晕了，很兴奋。由于省长的支持、媒体的介入，我们江西大学“文史哲三剑客”红火一时。

　　王：真是激动人心的往事！“赣文化研究”具体是怎样的研究？

　　江：主要就是对赣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不断地去挖掘和弘扬江西地区的文化传统。举个例子吧，比如关于“什么是赣文化”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两次兴起的赣文化讨论都有一个有关赣文化特征的问题，这是个不容回避的学术难题。赣文化特征的模糊有其历史制约因素，也有现代制约的因素，这些在我的论文《论赣文化特征的模糊与凸现》中都有详细的阐述。我的基本态度可以扼要概括为两句话：关于赣文化特征，难以一语道破，也不必强求一语道破；一种文化的特征常常在不断地描述中凸现、强化，描述的意义不可忽视，通过描述、开掘、强化，去寻找赣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精神以及对于今天的启示。

　　王：对，每一种文化的精神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学者对地方文化的研究透露的正是他的学术担当。关于“赣文化”的这些讨论有没有给您后来的研究带来什么启示？

　　江：这些讨论让我对文学、文化与本土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也为后来在广州研究本土文化、本土文学打下了一个基础。到广东之后我被这片交杂着中原汉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的土地所深深吸引，有了这个基础我就能很快着手开始粤派文化的研究。研究本土文化使我非常愉悦。

　　王：说到粤文化，您总结出广东有“三个半”文化，广府、客家、潮汕和粤西，能谈一下这些地方的文化当中有哪些最吸引您吗？

　　江：广东文化在我面前就是一个谜，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大洋葱，剥了一层又一层。对整个广东文化的研究，我最初应该是从广府文化开始慢慢地展开。明清两朝的时候，广州府实际上管辖的范围很大，甚至一直管到了现在的韶关粤北这些地方。现在的“9+2大湾区”也都在广府里头，包括清远也是一半广府一半客家，广府的概念很厉害。我对十三行时代尤其感兴趣，在这里十三行时代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两年，一共是八十五年。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十三行大大地提升了广州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八十多年间，广州有两次在世界的经济排行榜里头都分别排到了第五名和第七名，而且出现了十三行首富伍秉鉴这样的人。伍秉鉴一年的个人收入是两千八百万两银子，这都是有迹可查的。当时排名第二的是美国的，只有伍秉鉴的四分之一。当时的广州据说全世界有百分之六十的白银在这里流通，是一个财富集大成之地。这只是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中西交流的桥头堡，实际上为上海开埠准备了资金、人才、经验。叶曙明在《中山传》里头直接说：“在上海开埠以后，香山的一批商人带着他们的算盘、蹩脚的外语以及外贸的经验到上海教全中国人民做世界贸易。”这话让我豁然开朗。

　　王：再说说潮汕文化，在您的文章、言谈甚至朋友圈里无不透露出对潮汕文化的喜爱。您的人生轨迹与潮汕并没有什么交集，是什么吸引着您走近它？

　　江：我特别喜欢潮汕人，觉得潮汕人的那种文化气息特别浓郁。潮汕文化最触动我的是信仰。较本土的潮汕人，他们早上起来要插上三根香，然后才开始泡茶。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中国人对传统生活的一种坚持。还有潮汕的女子，我真的感觉她们有一种能够顾及大家的开明。还有，潮汕人耕田如绣花，做菜也很精致。潮汕从前比广府要穷一些，所以必须精打细算物尽其用，食物也就愈加精细。潮汕人什么东西都能拿来腌制，佐料的种类也分得特别细，每一种都是很精细的。能把普通食材做出特别的食物来，这是真本事。我们团队有不少潮汕人，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像一本书一样。

　　王：粤西文化虽然只是“半个”，但是从您《岭南乡愁》中的文章的占比，可以看出您对这种文化的关注度不亚于另外三个。粤西文化最触动您的是什么呢？

　　江：我在茂名高州找到一个亲戚。我去了四次茂名，为那个地方写了四篇文章。在访亲问友的过程中，我对冼太夫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文章中写过，如果在广东要找一个人让我做他（她）的粉丝，我就找冼夫人。冼夫人是广东的穆桂英，她的一生是有确凿史料记载的。如果按照儒家文化讲的话，女子是不能改嫁的，必须忠贞不贰。但冼夫人是一个地方的领袖，为了在乱世中保一方平安，她是做了抉择的。我每次都要去冼太夫人庙以及当地的博物馆跟那里的人聊天，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

　　王：好奇心会支撑您不停地去挖掘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去发现更多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对于一个文化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您外向和活泼的性格对您的研究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江：对，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我是属于e人，就是很活跃、很外向的那种。我天然就是跨界的。

　　生命体验与可能性

　　王：采访一个e人可比采访一个i人容易多了啊。从您个人化的新鲜观点和有创意的思想，我察觉到您实际上把生命体验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通过生命体验，不断地去挖掘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包括生活的可能性、学术的可能性。您能不能具体说说，生命体验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江：我读了一万多本书，走了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多的经历，做过多种职业，人生也经历过低谷和高光时刻，在体制外待了五年，年轻的时候比较早就评上了教授、当学术带头人……这些都是我很宝贵的生命体验，是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我还喜欢跟人交往，我有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不管这个人是什么人，他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作为写作者，绝对不能从书本到书本，要尽量把自己的社会面打开来，然后把自己做成一个全天候的接收器，什么样的书都可以去读，什么样的事物都可以感受它。从生命体验上来说，这个世界这么大，每一只树上飞过的鸟、每一条水里头游的鱼，它们都是有灵性的。我们现在回望中国文化，会觉得它特别博大，特别精深，我们从《易经》《黄帝内经》，从《山海经》《论语》《道德经》，都可以看到一种没有间断的民族勃发的生命力。我们一旦把自己的生命跟这样的一种蓬勃大气的民族气运结合起来，写作是不可能没有素材的，是不可能没有激情的，是不可能没有题目的。在这方面，我不但自己要写，也希望能影响我团队里的年轻人，把个人生命与这座城市产生奇妙连接，把自己的生命跟你的写作的对象进行一个沟通。

　　我们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的、文字能够继承下来的国家，文字里头包含了我们这个民族深厚的情感。我们现在读《诗经》、读《离骚》，一点都不陌生，古人的感情跟我们现在息息相通。生在中华做文学的人是很幸福的，随便翻开一本书，都可以在里头看到一颗一颗心脏在那怦怦地跳动，那跳动的节奏、散发出来的气息和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隔阂。我希望我的书、我的文章也能把这样一种气息传递下去，传给后代，传给我的学生。

　　王：现场写作，也就是当生命跟写作对象产生连接的那一刻，是不是会写得特别快？我记得曾经见您在采风的过程中直接在手机上就把文章写出来了。

　　江：手机给我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可能，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手机写作。我们做大学老师的口才条理清楚，文辞不成问题，先把录音录下来，稍微改一改就可以成文。但我希望用更好的文字，更传神地表达在某个历史瞬间和那个现场中的生命感受，这是我目前要努力的。现在我已经把自己的速度放低一点了，我想再写得好一点、细一点。除了文化研究，我还是个散文作者，我希望我到九十岁能把散文写得炉火纯青。

　　最近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清理我的书房，我把很多书都捐掉了。我觉得书只要留在图书馆、留在方志馆里头就可以了，自己不一定要保存给自己的后代，书最重要的还是让更多的人读到。

　　王：大爱之举。书也需要跟更多人的生命体验产生连接，它们也需要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深情凝视时代

　　王：您深入和系统地做过“80后”文学研究，现在不少“80后”也四十多岁了，有才华的早就成长为文学领域的中坚力量，当然也有人一直表现平平或不再写了。“90后”“00后”作家后浪推前浪，在想象力、观念创新、接受度及承受度方面又分分钟把“80后”摁死在沙滩上。您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80后”作家？

　　江：“80后”现在三四十岁，在这个年纪还是应该去努力，去往前追。反正我从小的时候就接受了一句话，叫“先生存后发展”。为了发展，为了生存，我也会做很多努力；但另一方面我还是提倡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有了赤子之心就不会丧失自我。只要能保持不被别的侵略，不被别的渗透，才不会变成一个不是我的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一些代价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当然这是个人价值观的选择。有的人为了达到一个目标，他可以把自己放弃掉，有了这个目标的话他就有幸福感，这另当别论。谁都向往更好，知识分子本身有追求也是应该的。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活着就很有意义、很快乐，我觉得这个很要紧。

　　王：现代社会物资越来越丰裕，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但人的总体幸福感似乎并没有相应地越来越高，反而出现了大量的焦虑情绪。您的各种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松弛感与幸福感恰好是对这种焦虑情绪很好的对抗。不知道您意识到没，您的好心态可以通过文字影响到其他人？

　　江：是的，有很多人看我文章都说真羡慕我的状态，真好，很放松。我要感谢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无所求了。我现在要求自己不去参加任何评奖，也不去找编辑拉关系发文章。这些都让自己放松了，让自己处在一个无所求的状态，远离“卷”。

　　王：可能年龄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年纪，总有一些人特别卷，把自己陷入到很不幸福的状态里去。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这种松弛感是个性使然无意中形成的，还是感知到时代的需求有意为之？

　　江：现代社会的问题就是焦虑，从上到下的焦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太高了，远远超过自己的能力。我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浮躁焦虑的时代，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舒心的、观察社会有得的、怡然自得的，甚至为一点小小的发现而喜悦的文字。最近我也想把自己的文章写得更有诗意一点，让喜欢读我文章的人，读了以后还不仅仅是感觉到愉悦，我希望是一种清澈开朗的感觉。不要活得满心都是焦虑浮躁。佛教里头有一句话说：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团浑浊的水，经过时间沉淀，那一层灰尘降下来了，上面的水才是清澈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当然其实修养还没到，但已经在朝这方向努力了。

　　王：对于以后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或者您现在带的研究团队，您对他们未来的方向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江：中国社会转型速度越来越快，所谓十年一代人，在这样的一种变化与颠簸之中，人文科学有很大的领域，人文学者有很长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如何保持初心，保持几千年养成的一种“面对生活动荡，我自岿然不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现代学者需要做的，给社会提供一些清醒的、舒适的，甚至是可以疗伤的东西，这应该成为人文学者的一个使命。当然形式上可以多样，虽然我自己不做小视频。我也不反对把我的文字做成小视频。如果有时间，在不影响我写作的情况下，我也可以出镜可以谈话。但是我会把写作作为我的主业，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生命的一个延续。

　　王：非常感谢江教授毫无保留的分享。在您的《江冰集》后记中，两句话我印象深刻，一句是“有意义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另一句是“正是这样的火热和希望，促使我好好活，不停笔，写下去”。我想这两句话已经透露出您生命样式的底色是积极的。请允许我用 “乐趣”“诗意”“使命”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也算是今天访谈的一个小收获。

　　（受访人单位：江冰，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访谈人单位：王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江冰对文学有着无与伦比的热爱与激情，但他不会让热爱被禁锢在象牙塔或者书房里，而是让文学与生活热烈地拥抱，让文化与日常热切地碰撞。从1977级大学生到1980年代大学老师，从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媒体人转型为新世纪研究前沿话题的高校教授，又以知名学者的身份进入融媒体时代，成为在地文化使者，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长跑，江冰似乎常常可以完美无缝地调整赛道，而且在每一个关键的弯道他总是身影潇洒。

　　江冰的文学评论总是写得文采斐然，文化随笔又写得意蕴深厚。他的学术研究有学术性与媒体性的融合，有个人体验与当代视野的统一。梳理他的研究道路与研究特色，会发现江冰真是一位难以被归类的学者。

　　一、研究分期

　　江冰把自己的文学批评历程总结为三次浪潮，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成为高校教师、文学评论者，这一次文学评论的生涯以20世纪90年代初办杂志搞媒体而中断。作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1977级大学生，江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很快就以“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的专题在《文艺评论》发表多篇文章，人大复印资料多次转载。在那个人才井喷的年代，这是极富专业天赋的选手，这一时期他也完成了《中华服饰文化》《浪漫与悲凉的人生》《二十世纪大飞跃—人类生活与文化进步》等一系列著作。从这些著作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研究视野从一开始就极宽泛，虽然做文学批评很有天赋，但他过人的精力与能力似乎无法在文学的世界得到满足，因此涉足多样场景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转型，文学落寞，江冰远走深圳做媒体人。他自己谈到这段经历总是只有八个字“酸甜苦辣，一言难尽”。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想必让江冰那几年的人生成为张力非凡的一段，个中滋味之复杂难以复盘。但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日后江冰最早进入“80后”研究，最早切入代际研究与新媒体研究，以及在自媒体风生水起后很快就傲立潮头成为文化学者，以上种种处处可见曾经在媒体摸爬滚打才有的眼力与功力。从媒体事业重回高校之后，选择“80后”文学及亚文化研究，拿下系列课题，组建团队搭建平台与基地，出版《当代文学的三次浪潮》《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酷青春：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等关于当代文学、“80后”文学的系列作品。同时积极介入广东本土文化、都市文学研究，主持组织研究都市文化的系列作品：《都市版图》《都市先锋》《都市魔方》。此后，虽然没有脱离当代文学场域尤其是小说、散文等文学现象的观察与评论，但他渐渐转入文化随笔创作与在地文化研究，同时介入对各类文艺作品的观察批评，陆续出版书写岭南文化的《老码头，流转千年这座城》《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岭南乡愁》等系列文化作品。

　　在江冰的学术生涯里，他仿佛一个不断接近自己目标的猎人。在这个过程里，他自己的身份与目标貌似发生着变化但其实内核并未改变，相反越来越清晰。从最早加入时代性的学术话题讨论，他就比别人多一份乐观与信心。随后虽然出走媒体行业，但他也许从没有真正成为媒体人，相反更像是一位在媒体行业接受打磨的学者。这段经历使得他的乐观与信心多了，也多了对现实的敏锐把握以及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不像一直在象牙塔里的学者那么单纯。重返高校，他有自己的气魄与胆识，迅速寻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锚定“80后”研究，突破了常规的学术圈，把文学研究这把刀运用于“80后”文学以及亚文化、代际文化、网络文化……21世纪之初，这里还是一片貌似荒芜的野蛮生长区，可是江冰用自己的学术眼光带着团队里尤其是一众年轻人开荒拓土，为国内的代际文化研究、亚文化研究开辟了新天地，“80后”及网络文化研究一做十年。与此同时，“都市文化”“城市文化”这些新领域也渐次生长起来。

　　此后，学术研究的压力渐小，内心深处原本因专注学术无暇顾及而被抑制的文学张力开始爆发，江冰的散文创作渐入佳境，一系列关于广州、关于岭南文化的散文作品诞生。他的学术志向也在这个过程中身影渐显，那就是学术研究应该与时代同频，与文化共振，与在地相生。2020年之后手机短视频时代全面到来，江冰又一次毫不犹豫地进入新领域，至今仍在高频高产高质量地不断产出关于岭南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思考。谈文化他积累深厚思想深刻，谈现象他见多识广妙语连珠。他的文化研究在新的媒介载体中重生，因为短视频时代对时效性以及内容浓缩的强化，他在文化观察中的才思敏捷与文思巧妙得到用武之地。

　　江冰曾经指出自己的精神特质“带有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风范：质疑、批判、思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纠结，体制规范与个体自由的纠结，相互冲突，缠绕一生”。或许这些纠缠、冲突确实一直伴随他的研究生涯，但并没有影响他一路坚定地走向自己选择的世界；相反，这些纠结与冲突可能恰恰成为他思想深处的某些泉眼，不断涌动出新的生命力。今天再看他的文化研究与相关思考就会发现：他早已完成与这些纠结的和解，并且实现了共存或者超脱。江冰的研究中似乎从来不追求自己“超然物外”；相反，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他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个体生命在社会转型、历史节点中的体验、观察、思考与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米尔斯曾指出，“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1]。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普泛意义上的“客观”也许并不会特别有助于我们的进步；恰恰相反，社会学、人文学非常需要丰富的人生体验、敏感的社会触角与悲悯的历史情怀，这样才能在纷纭的日常生活里建立文化观察、公共话题与哲学思考的关系。

　　二、研究特色

　　从学术成果来看，江冰的高水平论文、国家课题、重大课题、影响因子的数据都很强，但他的影响又绝不局限于学术领域。他的学术研究像一个同心圆世界，核心圈是文学，包裹核心圈的是与文学紧密相关的文化研究，而外围还有很丰富的本土文化、饮食文化、城市文化等等。其内核是稳定的学术追求，外围则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鲜的生命力，共同建立了一个从高校学术向外不断辐射至市民日常的文化研究圈。他在文化研究方面有自信，在文化传播方面有自觉，在立足本土的世界里，他的文字总是从容潇洒的。

　　1.学术与生命的共同丰盈

　　1993年正值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期，作为关心学术前沿的年轻学者，江冰不可避免地介入这场讨论中：“大约在1985年，受学术界‘文化热’触动，我即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陆续写出了‘当代作家研究系列’‘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中国文人精神现象研究系列’三组论文，写作的过程与其说是研究学术课题，不如说是在探索自己的心灵。”[2]从“心灵”出发，意味着虽然是讨论社会问题，却从自己的生命中寻找经验，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学术。人们常说“蜡炬成灰泪始干”，似乎学术的成功与生命的丰饶不可兼得，必须以生命去浇灌。但江冰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生命与学术之间并非一种予取予夺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滋养的关系，所以这么多年来他的学术与生命是共同丰盈。如果说1985年的研究是从探索心灵出发，那么江冰此后多年的研究经验中从心灵出发的原则就不仅仅源于个体经验，而是出于他对艺术的本质理解。他多年奔走在小说、散文创作的一线，尤其喜欢与基层的写作者交流互动。在他眼中，“在文学圈外或边缘徘徊的人是特别有希望的，比体制内的专业作家存在更多的可能性”，“艺术是不可以重复的，艺术追求个性自由，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在江冰看来，基层写作者有最宝贵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他们如果能捕捉到这一点就有了不可替代的艺术源泉；所缺的是技巧，但技巧完全可以通过提升艺术修养来达到。[3]

　　对于心灵的探索并不是因为江冰的学术研究“自说自话”，其实他有很强的西方理论基础，也有很敏锐的理论触角。在他的“80后”系列研究成果中，他对西方文化研究以及媒体研究的鲍德里亚、麦克·卢汉、玛格丽特·米德、 迪克·赫伯迪格、安德鲁·基恩、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二战后社会文化研究、代际研究、亚文化研究等理论与观点都是信手拈来，不管是论文写作还是现场发言，足以见得他对这些内容的谙熟。但不管这些理论家多么有名，理论多么重要，对于他来说都仅仅是借鉴，“我们需要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更需要切合实际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叙事；我们需要宽阔的理论视野，更需要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博大胸怀。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必须不懈探索、追求的社会过程”[4]。因为他深深懂得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真正理解这片国土上的人与文学，还需要从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中生长出来。正因如此，才使得他的“80后”研究不仅关注了新的现象，还成为了当年学术圈里的新生产力。

　　正是在这种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对自我以及对他人心灵与艺术的观照中，江冰成为米尔斯所说的“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因而“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但米尔斯觉得遗憾的是，“个体乃至整个文化共同体要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乃需要点滴积累，往往也需要蹒跚摸索，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品质缺乏自觉意识”[5]。不过江冰显然有这种自觉，他的多年积累，在评论、研究、创作等不同方式中的探索都指向这样一种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2.把握当下与理解时代

　　如果说从心灵出发是江冰实现生命与学术共同丰盈的路径，那么他在学术研究中总是主动呈现的对当下性的体认，以及对新时代的敏感则保证了他总是在时代的潮头。

　　1993年，江冰出版《浪漫与悲凉的人生》与《二十世纪大飞跃—人类生活与文化进步》两本专著。“在完成《中华服饰文化》和《文人精神与文化冲突》两本专著之后，我用了100多天的时间，写出《二十世纪大飞跃》一书，这表明我的兴趣还在当代……”[6]1990年代江冰所言“当代”是指20世纪的“当代”，但这个“当代”应该辨认为“当下”。事实上，他的关注点并非在某一个特定世纪或时代，而是应该指认为所有正在进行时的“当下”，也就是身处其中的时刻。在这一点上，江冰就像有无数触角，敏感于时代，敏锐于生活，因此他从没有被局限于某一个时空。早在写《价值的失落与寻找—对文学现状的几点分析》时，江冰就表现出对新时代的敏感以及对新世界的憧憬。在那篇文章里，他正面回答了“面对市场”“面对分化”等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市场让人们兴奋也让人们痛苦，直接导致的就是群体的分化与矛盾。时代车轮快速飞奔的同时，价值的失落往往不可避免，但这种失落往往也预示着新的契机，因此需要寻找、确认新的价值。面对市场复杂、价值失落的现实压力，江冰显示出的既不是失望痛苦，也不是盲目自信，而是一种很强的内驱力。事实上，1988年讨论文学现象时，江冰已经提出来，中国的作家要有自己的内驱力，否则就难以有独立精神，现实中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松绑时就感到“失重”，必须找到市场或其他的依附才能“存活”。他在充分认识到时代的进步意义之后，以宽容的态度接纳、理解并迅速地调整自己进入新的时代场域中。所有的自信都必须源于对历史的充分理解以及对所处时代的全面认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信与憧憬才有强大的生产动力，既脱离消极与失望，也不是盲目与空洞。

　　所有的“当下”都在历史中，江冰这种对时代的敏锐体察与他长期活跃于当代文学前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参加中国小说排行榜工作二十多年，每一年都在鲜活的作品中摸爬滚打，在真正的当代文学场域中观察、思考，同时也使他确认了“经典化”与“当代化”的关系。这一点在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化的学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着这种参与经典化的自信与自觉，他在进行选题、思考、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多一分自信，也多一分从容，多一分责任与自觉。“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时刻进行着，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其价值也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其当代认可与评价不可或缺。”[7]

　　其实敏锐的时代感也使得江冰对代际传承有更宽阔的胸怀，在研究“80后”时他曾经有一段肺腑之言：“在我看来，每一代学者、每一代评论家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都有自己屹立潮头的光辉岁月，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主角的位置会更替，新的一代会登场。对此，你可以说你的话，坚持自己的观察视角，同时更要倾听，至少允许后辈人说话。”[8]正是因为对时代性以及对当下性都有确定无疑的理解与认知，他才能对年轻人鼓励与扶持，对亚文化圈保持理解与同情；也正是因为这种对时代与当下关系的准确把握，使得他的学术生命有一种永葆青春的魅力。

　　3.回到生活与尊重日常

　　大概在2010年之后，江冰研究版图中伴随“80后”研究生长出来的都市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向两个维度延展：一方面是在文学研究中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语境，另一方面则是更准确地指向了对广东本土文化的关注与思考。此处宽泛的文化研究语境，指雷蒙·威廉斯所说“在过去，‘文化’指心灵的状态或习惯，或者说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动，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9]事实上，从“80后”研究开始，江冰的文学评论从来不将“文学”狭窄地限定在作品文字中。他的文学研究总是“回到生活”，他长期不懈地从文学中挖掘文字背后的社会变化与生活本质，这实际上是符合整个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研究的大潮的。文学与代际问题、文学与城市生活、文学与情感结构都是当下文化研究最核心的话题。他用“物质主义的英雄”来描述郭敬明笔下的小说，既不满足于“青春读物”的限制，也不满足于用传统类型小说的模式来界定这类小说。在网络小说蔚为大观的时代里，《小时代2.0》这类作品似乎可以轻易地放置在“言情+商战”的类型中，但江冰却从中发掘出“80后”一代人对于市场、经济、商品、奢侈生活等物质生活、感性生活的特殊性。[10]

　　对本土文化的关切，使得江冰在此后的创作与研究中几乎自觉地发展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他的研究与创作总是回到生活，且尊重日常。江冰并非广东人，但显然相当熟悉且适应海洋文明滋生的文化，他的本土文化与创作呈现出很强的段义孚笔下“恋地情结”的特性，这是一种“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中，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四个基本概念，“作为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11]，恋地情结这个概念既形象又生动。四个基本概念也是江冰文字中总会呈现出的层次感。但段义孚也指出，虽然环境为人类的感官提供了各种刺激，却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的直接原因，个体的脾气秉性、目的以及文化力量（爱或价值观）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江冰关于广东文化的文字中，可以读到丰富体验和独特研究。在他看来，广东文化的地域性，需要一种具有内在精神的文学“描绘”，需要“本土言说”[12]。他多年关注广东本土文学创作，从都市文学到女性文学，从老一代作家到年轻一代，同时也敏感于创作者们来源复杂的地域特征。由于一直保持着对地域文化的敏感与关注以及长期不辍的散文创作，江冰对于本土文化的文学创作有自己的体验。从理论上他能梳理真正本土广东籍作家的文化优势，但同时他也敏感地捕捉到外来作家的优势—“由于熟视无睹进而导致漠然，其优势也可能瞬间消失殆尽，反而不敌外来作家因为差异冲突而唤起的新鲜感”[13]。排除粤方言这一元素，城市里老广州与新客家的区别并不明显，正是因为广州有强大的包容性，外来者能迅速地融入本土文化且不断丰富本土文化；但如此一来，“外来”并迅速同化，广州的芜杂与丰富也使其难以被归类与总结。江冰认为广东文化需要发现，需要归纳，需要总结，需要命名；只有在一系列有效的文化运作中，价值才能得以产生。他对广州既有文化自信的意识认同，也有关于广东文学以及广东文化“本土言说”理念的倡导。

　　在江冰后来陆续出版的文化随笔中，可以读到他在这种“恋地情结”中日益自如的发展，由“情”向“趣”转变的创作轨迹。在《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这本书里可以读到江冰几年中对广州的种种思考。这里面有专栏文章、学术研讨也有学术讲稿，从中可以看到他倾力推动广东本土文化复兴的本土化表达。那种拳拳之心的“本土热爱”不仅浸透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在每一篇访谈或演讲稿中，其文字打动人的是极其深厚的感情。但如果与几年后的《岭南乡愁》相比，就会发现，前者因情深意切甚至有点“急迫”，后者却多了从容、潇洒与随性，书中岭南人物风情，历史文化美食，饮茶闲话日常，烟火气息弥漫中随性表达着一份热爱，书写本土文化已经从前者的“情”转为后者的“趣”。本是从文学研究中旁枝生长出来的文化观察，渐成气候，发展为江冰后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中最身姿摇曳的部分。

　　三、独木成林

　　江冰的学术轨迹与当代社会的文化研究有着若隐若现的相关与重合，梳理他多年的学术生涯，几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文化学者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介入”走向“自信”的旅程。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每一个场域中，江冰都似乎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14]，在不同赛道上的经验带来的世界观照与身份认知。使得江冰对文学现象、文化事件的观察与思考总是能有批判性的话语以及创造性知识的新泉源。这一点，是他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不可复制的学者经验。看上去他换了好几次赛道，且每一次都顺利切换继续精彩。但仔细想想就发现，赛道只是他选择的载体，作为一位文化学者，他的目标其实没有改变过，相反只是越来越清晰。其实江冰的文化研究背后有鲜明的公共视野，因此所有与文化相关的大至历史传统小至一粥一饭，都成为公共议题。台湾学者赵刚曾经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形容为“全球思考，在地行动”，“把特定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在地的‘困扰’，转变成公共的议题”[15]，这同样可以解释江冰的文化研究，何以形成既宏阔又精微、既理论又生活的个人研究特色。

　　在江冰的文字和视频中，读者会觉得生活充满了乐趣、意义与生命力。但其实日常往往是无聊的，之所以能获得生命力，是需要演绎它们的人用足够强大的想象力在文字中解放它们的生命力，将那些被掩盖在时空里被掩盖在日常外衣下的文化、历史、社会、艺术的脉络与血液彰显出来。早在写《二十世纪大飞跃》时他就对自己的表达有这种要求：“我一直在寻求一种既保持‘文化档次’，又吸引更多听众的表达方式。”“我期望拥有更多的读者，期待与更多的朋友交流思想。”[16]三十年过去，江冰不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还应该说他拥有很多“受众”，不仅是读者，还包括新媒体受众；他的朋友不仅有学者、博士、教师、学生，还有遍布于各行各业与他交流文化的人们。

　　江冰对“80后”“90后”文学现象的关注、研究与评论中，能看出他对年轻一代的关爱与支持。在他所有的对“80后”作家的评论中，在那些许多人看起来用“青春读物”“类型小说”就能一言带过的文本的细读中，能看到他就像一个家长在耐心地听着自己的孩子说话，虽然语言稚嫩、代沟横亘，但是他努力地让自己的研究成为一座桥，帮助整个社会从这些文本中理解这一代当年的孩子如今的中年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冰当年对“80后”的研究，在当时是找到社会热点，实际则是指向未来。他内心非常清晰地知道，“80后”一代人终将成长，而社会总有人正年轻，对话年轻人，理解年轻人，关心年轻人，扶持年轻人，正是他当时的选择。事实上，江冰对年轻人总是满怀善意的。在中国历史上，崇老的社会惯性使“青年”群体长期哑然。但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五四一代，青年成为社会革新的扛把子；几十年后，1980年代的朦胧诗一代大概也算一次青年的声音；21世纪到来后，“80后”的发现则是网络世界与青年文化的一次合谋产物。正如江冰总结的，“80后”的发现并不限于这一代，以“80后”的发现为契机形成了整个代际观察的链条与世界。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谈到的，主体常常是在对他者的排斥中凸显自我。“80后”初登历史舞台时的彰显反叛与追求独立也正是这样的姿态。区别于其他代际的“80后”在网络语境中更如鱼得水、更自然流畅，他们与新的时代融为一体。江冰正是在这样的发现与判断中完成对“80后”的考察，进而对他们充满信心与期待。事实上，从《萌芽》杂志新概念大赛到各网络平台相继推出“80后”作家作品，也极为清晰地呈现了这一代人从传统纸媒到网络世界并最终完成纸媒与网络并行的过程。

　　江冰曾经在2017年《酷青春》一书的前言中谈到：自己在完成了一系列关于“80后”的研究成果之后，“我突然有一种‘再无话可说’的心境，是不自量力进入全新领域的长年疲惫，还是艰难攀登高山峰顶遥不可及的心境苍凉呢？……但我至少明白：这样的课题研究是有价值的，这样的学术选择是正确的。而我已经尽力，更远的山坡将由我的80后文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团队、更年轻的学术伙伴们去继续攀登……”[17]记得当年读到这段文字，对江冰有一种功成身退潇洒离去的感受；今日再读，恍然大悟，他其实是用自己做了那攀登学术山峰的梯子，一路扶持“80后”的学术伙伴们向上走，当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学术锻炼，理解了学术思维，形成了学术能力时，他便将这片自己打造的学术园地交给年轻人，自己又转而拓展新的学术荒地；他打下山头转身离开，因为还有更多的山峰等着他。可是放下现有的成果需要“断舍离”的勇气，攀登新的山峰也要忍受寂寞，甚至面对可能失败的风险。但他是生活里的勇者，总是毫不犹豫地投入自己认定的浪潮里，坚定地做理想航船的掌舵人。

　　我国南方有大榕树独木成林的现象，榕树的气根极发达，树盖向四面八方不断延展，无数气根则向地生长最后稳扎土壤，远远看去一片密林，实则“独木成林”。江冰的学术世界就如这南方的古榕，其核心毫无疑问是从文学里生长出来，历史、哲学、社会学是他“出走文学”的理论储备，不断为四面延展的树盖输送营养；回到生活、尊重日常的选择使得他同时观照着人们的生活、饮食、习俗、民风，最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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