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戏曲焕新彩

　　伍文珺

　　编者按：本刊从2019年起开设重点栏目“人物”。栏目每期以一位有一定建树与成就的江西籍或在江西工作或与江西有深厚因缘的学者、文艺家、作家等为对象，进行综合性反映与评价，以弘扬江西文艺。每位文艺家的内容，包括一篇访谈与一篇综合评论。访谈重在以感性的方式反映人物对象当下的文艺活动；评论则以理性的方式对人物的文艺创作道路、成就等作出综合性、全面性评价。两篇文章以相互补充的方式，为江西当代文艺史建立学案、档案。栏目自设立至今，已经刊发了二十七位文艺家近七十万字的访谈与述评。2024年，刊物将该栏目已刊发内容结集为《俊彩星驰—当代赣籍文艺家访谈与述评》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2024年12月6日，该书新书发布会在江西省文联举行。与会嘉宾对该书以群像方式展示江西当代文艺的成就、为江西当代文艺史建立档案的做法表示高度评价。本刊特此刊发书评文章与嘉宾发言各一篇。

　　江西文艺的史料汇集与精神建构

　　—评《俊彩星驰—当代赣籍文艺家访谈与述评》

　　胡俊杰

　　年终岁末，宜于回顾与展望，《俊彩星驰—当代赣籍文艺家访谈与述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4年）的出版恰逢其时。本书不仅是对赣籍文艺家的一次集体致敬，也是江西文艺发展历程的一份珍贵记录。江西自古人杰地灵、文运昌盛，“名家巨擘贤材荟萃，鼎钟野瑟相激百世”，孕育出陶渊明、欧阳修、汤显祖等文化巨匠。自新中国成立起，当代江西文艺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风雨兼程，繁花竞放，在历史洪流中沉淀出一代又一代文艺名家。本书将《创作评谭》杂志“人物”专栏从2019年至今的内容结集成册，汇集了二十七位江西籍或与江西结缘深厚的文艺家的访谈和述评，总计七十万字。以结集的方式留下他们的风采，也是江西文艺界和出版界助力繁荣本土文艺的应有之义。

　　一、群星荟萃：

　　当代江西文艺的群像展览与本土建构

　　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对当代江西的文艺成果进行集中展现，凝练了当代江西的文艺特质。书中的文艺家们身份多元，深耕于各个领域，并取得卓越成就。他们有的依旧活跃在赣鄱大地，有的在他乡建树功绩，但江西作为生命和精神的原乡，在他们的创作和研究中烙上了或隐或显的印迹。纵观全书，可见文艺家们对赣鄱大地的殷切关注、对赣鄱文化的亲力传承。

　　故乡，在中华文明的语境里，以文化浸润着一代代人的生命历程，勾连着人们原初的情感记忆，因此也包孕着丰富的历史和审美信息。文艺与文化，一显一隐，是文艺家个体生命的一体两面：故乡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作品作为精神活动的产物也必然承载着个体的故乡记忆。以文化为引考察全书，可以发现文艺家们的创作题材和研究对象，虽然在内容、形式上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浮现着江西本土文化的身影。

　　就作家群体而言，赣鄱大地是他们天然的文学材料。在生活真实通往艺术真实的道路中，故乡是他们始终的灵感要道。“一个人就是他生长环境的手抄本。在以后的岁月，无论怎样涂抹、改写、润色，无论怎样设计封面、选择插图、变换版式，但早年的手稿，已然决定了这本书的品质和灵魂。”[1]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的曲折进程中形成了乡土文学一脉，江西本土作家也对脚下的乡土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观照和书写。报告文学家胡平在《千年沉重》《瓷上中国》等作品中，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故乡命运进行理性思考，接续了陈寅恪、罗隆基等江西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温燕霞将赣南视为自己的文学故乡，注重展现赣南乡土的革命历史、客家风情和当代新生，承传了乡土小说的多种脉络；叶绍荣潜心创作，历时六年，将《故土红尘》献给家乡，以史诗的笔触为九岭山作传；刘华在《灵魂的居所》《风水的村庄》等文化散文中记载江西古村落的面影，力图留存乡土江西久远的文化记忆，将其视作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民族根脉；李伯勇以长篇“构筑了一个南方乡土王国”，以兼具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视点展现赣南乡土的精神变迁。总之，无论是人文风情的呈现、革命历史的追怀，还是主旋律的谱写、历史理性的思考，都体现出江西作家们对“乡土—大地”的自觉关注，乡土情结构成他们文学创作鲜明的文化底色。沿着赣鄱大地的源流，他们经营着既风景各异，又殊途同归的文学家园。

　　此外，从事文艺研究的学者们也对江西本土文化投以关注和思考。如傅修延在建构叙事学理论的同时，也投身江西文化的研究，以《江西文化》《生态江西读本》等著述发掘江西本土的文化资源，并将其归纳为生态智慧；夏汉宁扎根宋代文学研究，以此为抓手，形成“江西文化地图系列”著作，再现宋代江西名家辈出的文化胜景；方李莉以艺术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家乡景德镇的“瓷文化丛”；吴海在当代文学的专业领域之外，主编了《江西文学史》《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等书；民俗学家万建中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的时代背景下，投入赣文化的研究中。此外，在戏曲影视界，电影编剧王一民通过《乡情》《乡音》《乡思》的“乡土三部曲”，将鄱阳湖区纯朴恬淡的乡居生活搬上荧幕，获得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戏曲导演张曼君与家乡赣南的采茶戏情缘深厚，以《山歌情》等采茶歌舞剧赢得戏曲界最高荣誉；赣剧艺术家王耕梅在淡出戏曲舞台之后，致力于做赣剧艺术的传薪者，为此倾尽年华。

　　总之，通过展现赣籍文艺家在文学创作、文艺研究、戏曲影视等领域的成就，本书呈现出当代江西丰富的文艺景观。正如傅修延在访谈中所说，江西拥有“红”（革命历史文化）、“绿”（生态文化）、“古”（传统文化）三色俱全的文化资源优势。文艺家的集群式展现，有利于在相互呼应和多方映照中提炼江西当代文艺的文化特质，进行文艺的本土化建构。观照书中二十七位大家的文艺理念和实践，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江西本土文化富矿的开掘和承传。

　　二、存史资鉴：

　　史料汇集中的人文与学术之窗

　　形式上，本书采取了一位人物对应一篇访谈和一至两篇述评的编写体例。访谈相对随性自由，能够直观地呈现访谈者的个体记忆和人生经历，在对谈的亲切氛围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述评则相对严谨，对访谈对象的创作成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提炼了学者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学理特质；两者结合，能较为立体地还原文艺家形象。由此，本书一方面可作为江西当代文艺家学案和江西当代文艺档案，为相关研究提供史料层面的参考；另一方面，也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江西当代文艺家、走进江西当代文艺现场的窗口。

　　近年来，口述史、访谈录的刊发和出版蔚为大观，涵盖了各个社会领域和阶层。对于文艺界的名人大家而言，访谈的对话形式适应了其文艺创作和研究活动的个体性、丰富性和创造性。本书的访谈在问题设置、谈话内容上兼具广度和深度，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人物剪影。首先，本书对文艺创作者（作家、书画家、编剧、戏曲导演和演员）的访谈，呈现了其经年累月的创作心史，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在李伯勇的“幽暗家园”四部曲、温燕霞的《琵琶围》、刘华的《灵魂的村庄》、王一民的“乡土三部曲”等作品的访谈中，读者可了解作家们的创作动机、构想和过程，感受到他们浓厚的乡土情怀和自觉的田野意识。针对《故土红尘》《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两部作品，访谈者还进行了一系列追问，回顾了作家创作的心灵现场，展现了作品内外的丰富细节。对于《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欧阳德彬从采访契机、写作难点、组织形式、文体特征等方面设问，展现非虚构写作的艰辛和非虚构作品“在场”与“行动”的特性；朱修林也在访谈中深挖了《故土红尘》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细节提炼、审美风格和情感氛围等内容，触及了作品的内在灵魂。此外，本书访谈还注重呈现文艺家们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凸显文艺创作者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如李伯勇对“乡土主体性”和“新乡土写作”的独到见解，张曼君“退一进二”“三民主义”的戏曲艺术追求，南翔“三个打通”和“三个信息量”的文学创作观，刘华对乡土小说“民俗”面向的观照。这些口述材料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把握文艺家的创作根脉，接近其艺术世界的本相；同时也为当代文坛中“非虚构”“乡土小说”等云遮雾绕、聚讼不息的话题搜罗了作家群体的观点，可资借鉴。

　　学者访谈与此相应，也具有呈现访谈对象研究路径、发掘其学术特色的功用。通过访谈，可得知陈东有学术研究“文学—史学—管理学”的转向及其缘由—既是学术积累的自然延伸，也是学术志向的内在激发；再如，王先霈将研究视域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转移至现代文艺心理学，亦是他完善自身知识结构、解答人生之问的需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外，学者访谈还因学者自身丰厚的学术积淀而具有密集的思想含量，其中的学术理路和治学之道颇具示范和启示意义。具体而言，书中的学者们展现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如傅修延参照西方叙事学，尝试中国叙事学的本土建构；公仲通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和新移民文学研究，找到中国与世界文坛新的连接点，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肖云儒以中国西部文学和丝路文明研究为切入点，展现自身对中国文化进入世界路径的思考。这些声誉卓著的学者，因学问深厚、视野开阔，从而专精与横通兼具，并以饱满的学术热情和知行合一的精神，践行着融学问与修养为一体的治学之道。

　　本书的述评部分，则对访谈所涉及的零散内容进行了提炼、扩充和综合，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文艺家的创作面貌和研究体系，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简要的学术索引。就其内容翔实、要点齐全、视角丰富而言，全书的述评既可作学人学案，亦可供学术史、思想史、心灵史和社会史研究。

　　总体而言，本书的访谈者和评论者对相应的文艺家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经过必要的前期铺垫和经验积累，以访谈和述评互补的形式，既展现艺林心史，又昭示治学之道。于访谈对象丰厚的人生阅历和作品著述中，读者可一窥其“灵心之妙用，世运之变化，学问之增长”；通过访谈的深度发掘和述评的条分缕析，读者亦可探知其学术生涯的生动细节、富有人文关怀的治学精神和人事往来的妙趣轶闻。

　　三、继往开来：

　　当代江西文艺家的精神透视与传承

　　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非镜像式的反射，而需要作家对生活材料进行思想熔铸和精神透视；文艺研究对于学者而言，也需要个人体验和视点的激发。在现实生活和文艺成果的转换中，“行动—实践”是不可缺失的媒介。江西文艺家们“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为后人留下文艺精品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身处田野的求知和行动。“田野”在此具有两种内涵：一方面指田野调查法，又称实地调查法或现场研究法，多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讲求长期性、参与性和深入性；另一方面指与学院等知识生产空间相对的民间生活现场。

　　首先，学者的研究自觉践行了田野调查中求真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汲取养料，又反哺于现实。“马克思基于实践的唯物真理观为人们理解真实打开了新的维度，它以主体能动性的实践打碎了主客分裂的形而上学真实，使真实不再是超验抽象的真理，而成为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突破先前认知框架而获得的经验真实与理性真知的辩证统一”[2]，此为人类求真活动的本质，也是田野调查等人文社科研究范式的要义。万建中从事“接地气”的民俗学研究，形成平等对话的田野机制，即让当地人“说话”，并由此反思民俗学的边界，提出民俗学学者应具有“眼光向下的情怀”；文化学者肖云儒通过行走对客观世界进行深入感知，建构着从西部文化研究到丝路文明研究的在野之学；彭定安将自身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落地，使其为社会现实服务，有着“平生三议”；陈东有的治学之路由文而史，再跨入管理学，背后的动机在于他对农民工这一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傅修延主张“学问”和“事功”的结合，在进行赣文化研究的同时，促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将振兴家乡的意识付诸行动。总之，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生活框定在理论研究的一隅，而是将眼光从书斋转向田野，使生活和理论相互激发，践行着学术、实践和生命体验相融合的“行动者”研究。

　　此外，作家们也将身心置于田野大地，进行“行动者”的写作。南翔自称“田野型”作家，他在历时近三年的采访后，创作了非虚构作品《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谱写小人物的历史。温燕霞为创作《琵琶围》深入基层，进行实地采访，以获取第一手材料。刘华也称自己的《灵魂的居所》一书为“田野写作”，在书中他既是江西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组织者，也是江西古村落民俗的记录者；他将田野调查视为一种个人化的“阅读”，由此认为作品必须呈现个人的足迹和体验，《送船考》更是因为实地考察的限制，前前后后写了十多年。胡平作为报告文学家，无论是前期的问题报告文学还是后期的史传报告文学，都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千年沉重》《江铃都市新观察》等作品，对江西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命运进行了开阔而沉重的思考。叶绍荣在创作《故土红尘》时，为真实再现故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在精读相关史料之外，还采访了七十多位高龄老人。李伯勇的乡土写作相对于同类型题材而言别开生面，认为乡土精神的失落缘于当代政治运动而非市场经济的冲击；这种认识源于他始终身处乡村变迁的时代现场，“对上述认知都可找到鲜活的乡土对应物”。对于虚构的小说而言，作家在田野中积累的丰富素材有利于增强作品的生活质感；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身处田野的在场和行动，更是确保作品真实性诉求的伦理前提。一言以蔽之，“田野写作”指向的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囿于书斋的凭空想象或自说自道，而是亲历者的真切体验和诚挚的创作姿态，达成写作时的身入、情入和心入。如上所述，江西本土作家以自身的创作实绩形成了一种扎根大地、身体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对赣鄱大地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经济、人文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作了全方位的观照。

　　“文学应该有书写和反思当代生活的现场的能力，智识者应该有言说和阐释当下生活的能力。智识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处于怎样的位置？为谁发声，如何发声，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智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3]可以看到，江西的作家和学者们，虽然写作的题材主题、审美风格、表现方式、思考角度各异，学术研究的领域、方向不一，但都在“行动者”的身份建构中使各自的创作和研究滋生出新意义，为当代江西文艺提供了立足本土、面向时代的精神钙质。

　　《俊彩星驰—当代赣籍文艺家访谈与述评》的出版，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创作评谭》编辑部的一次书刊互动。本书通过对专栏内容的整合与开发，强化了期刊和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也是江西出版界整合本土文化资源的一次有益尝试。星霜荏苒，居诸不息；云程发轫，踵事增华。书中的二十七位文艺家在各自领域耕耘不辍，描绘着赣鄱大地的万千气象；其访谈与述评的结集出版，也是推广江西文艺、弘扬江西文化、赓续江西文脉的一次重要契机。

　　注释：

　　[1]李汉荣：《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页。

　　[2]王紫薇、王守仁：《现实主义与真实》，《外国语文研究（辑刊）》2022年第2期。

　　[3]何平：《行动者的写作》，《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