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话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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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4-20 16:09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城市的内涵特别是历史文化沉淀的不相称,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解之题,究其根由,人们在强调了诸多人以外的物化因素的同时,会猛然发现,最根本而关键的因素恰恰是人的因素,然而,人这个司空见惯的字眼,从古至今,从理念到实践,其内涵又是何等的深刻而凝重……
人:一个永恒的话题
古今中外,人类全部的文化积淀无不是人的内涵的丰富与提升,人类所有的文明无不是以人为本,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人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体。然而,人类从社会角度对人认识的不断深化,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
倘若我们从生产力角度来审视,可以看出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轨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进化,进而向知识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迈进。农业社会对应的观念是“官本位”,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亲”,用“奴才”不用人才;工业化社会对应的观念是“利本位”,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能”,用“能人”不用“熊人”;而在知识化社会中则是“知识本位”,用人标准是“任人唯智”,用“超人”不用庸人。到底是有了权就有一切,还是有了钱就有一切,抑或是有了知识有了一切,这正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根本标志和重要的分水岭。目前,我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向知识化社会过渡的艰难跋涉之中,而“官本位”与“利本位”的交织不清,权力与市场的纠缠不休,成为这个社会阶段的明显特征。
随着我国从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或处在脱离农业社会实行工业化并迈向知识化社会的重要时期,人类资源掠夺型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资源平衡型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形成资源和谐型的发展模式,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观将转变为二者的和谐统一观,社会、经济、生态的三元价值取向将构成人类的最高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的根本载体恰恰是人本身。因此,这个时期的基本标志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诸要素中,资金、机器设备、厂房、土地以及未受教育和培训的自然劳动力将不占主导地位,以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为特征的人本要素将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不仅要提倡物尽其用,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具体落实人尽其才,——这将成为当下最主要的社会运作机制。
人才:一个说不清的概念
抛开空泛的、抽象的人,把问题进一步具体界定,自然引发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范畴——人才。这个概念说它古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说它现代,人才学的普及仅是近几十年的事。但无论“人才”这个概念是源于传统文化理论,抑或是舶来的现代管理学新概念,我都
以为它终究是一个难以说清的模糊概念。
我以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生而知之是先知先觉的天才,学而知之是后知后觉的人才,学而不知是不知不觉的蠢才。不论这种说法有无道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才是学而知之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教育去谈人才,那显然是一种先验论的观点,它只能在哲学层面上去思考,却不能在科学层面上加以实证。可见,教育与人才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
然而,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的教育实践史,就会发现其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的社会运营机制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僵化和原始的矛盾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教育曾一度有过根本性的变革,从那以后,从来没有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变革,即使是新文化运动也没有从根本上把中国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从传统中彻底摆脱出来,而“文革”中的所谓教育革命却走到了反面——否定了教育。因此,中国教育正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以改变过去那种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学而优则仕”、“师道尊严”,以及因循守旧的“书院式”、“学究式”的教育观念和实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人才这个概念,就不难看出所谓人才至少有两个旧时代的烙印:其一是“官本位”,其二是“书院式”。从两种特定意义上讲,包括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于是在“官本位”的意识下,一种现代科举制度的外延和延伸,而在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书院式”、“学究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正在培养着一批批能应付各种考试的有机电脑,或者是有特定智力特点的专业逻辑怪物,抑或是一群思而不行、坐而论道的现代“小夫子”。什么叫知识?学识与见识的统一才构成真正的知识。什么叫学识?学识的最高境界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什么叫人才?人才是能在社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功者。国外教育学家的研究证明,制约一个人成功的各种因素中,智力因素仅占30%,其余都是非智力因素。可见,对于人才的判断、考察,从根本理论上就是非常模糊而混乱的。
如果说人才即是有用的人,那么尤其应指出现在的“人才观”内涵有一个缺憾,即人才的对应主体是模糊的。是相对于谁而言的“有用”?在封建社会里,天下之邦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人才是相对于帝王将相的,因而才有汉高祖刘邦的得意:“三人(指张良、韩信、萧何)皆人杰,我能用之,此所以吾得天下者也。”可见这种为“官本位”服务的人才是封建主义的,与其说“人才”,毋宁说是“奴才”。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现阶段对人才内涵的反思。我们对人才的认同是一种单纯的行政主体简单认同,还是从其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和价值来客观的判定?是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好恶,还是取决于其社会的价值?对于人才的积极作为,是简单的归口分类、制定规划,以及奖励、政策倾斜、荣誉、表彰等简单的行政管理,还是通过一种符合市场规律、健全的社会机制,来切实地促进其发挥特有的作用?如此等等,都须我们深思并回答。而如果说,传统的人才观是与政治主导、权力制衡的权力型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话,那么在以经济为基础、资本制衡的市场型社会里,无疑要树立一个全新的观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一个用之不竭的巨大宝藏
在传统的体制下,人们的理念仍停留在如何去使用缺乏教育而不具附加价值的简单人才——自然劳动力上,最多出于权力主体的好恶和利益,而提倡通过一些积极作为,使一些具有因教育而产生的附加值的复杂人力——人才,尽可能地产生一些非常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人的自然状态下。甚至人和人的能力、劳动者和劳动力混为一体呈混沌状态,而不承认人力的经济属性或商品属性。马克思曾指出:“在奴隶社会,劳动者是商
品,劳动力不是商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是商品而劳动力是商品。”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不是商品,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必然要求从其载体——劳动者中分离出来。愈是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中,二者愈难以分离,劳动力经济品质和商品属性体现不出来,相反劳动者却沦为商品,失去了人性、人权的基本保障。愈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这两者的分离程度就愈高,从而有利于劳动者在自己释放的劳动力的市场化流动中实现人的价值。简单劳动如此,复杂劳动也是如此;体力劳动如此,脑力劳动亦然。可见,人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体,要实现这个最高价值,首先应在人和人力或劳动者和劳动力二者分离中,确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人力的商品属性和经济价值,并进行市场化开发。这就是人力资源的开发。
人力资源同自然资源相比,具有它独特的品质。自然资源存在着不可再生的局限,而人潜在的创造力形成的人力资源将是无限的;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主体存在排它性,而人力资源完全可以在进步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全社会共享;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益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将产生几何级数的效益增长。
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和科学研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教育。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培养大批国内外有用的高素质人才首先取决于教育制度创新。改革过去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传统模式,重新构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要改革现行的教育运营机制,建立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投资的体制,特别要扩大优势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的质量和招生数量由政府管理为主转向市场监督为主。通过改革使教育从系统封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其次,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推进科研体制改革,把大批具有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出来,若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改革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推进科研事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技术开发,都应打破传统的财政扶持、行政控制、僵化体制,通过市场化机制、产业化模式、社会化体制,充分地开发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源,把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起来,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人力资本: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新理念
在人力资源开发中,把人力——人的价值(作用)看成是投资中的经济要素——资本,这应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的更深刻、更具体、更高级的认识。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T·W·舒尔茨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学说,他认为经济增长的要素除了物质资本外,还有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发挥主导作用,到了中后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越来越大。
当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务增长的主要源泉时,拥有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便成为社会经济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和拥有者,进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受尊重、最有社会地位的人。这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文化状况的客观规律的表现。每一个人凭借本身的创新能力,而不是凭借社会生活的基本竞争准则。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取知识,凭借知识进行创新,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也将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新风尚。知识和创新能力以知识经济为土壤,已成为当下社会价值判断的基本准绳。
人力资本首先客观地内在于每一劳动者个体。每一个体通过长期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的知识和能力,是潜在形态的人力资本。在资源稀缺的自下而上环境中,个体通过将潜在形态的人力资本——能力转化为现实形态的人力资本,以实现个人的物质效用和精神效用。个体的努力,在增进个人效用的同时也合成了社会效用。我们应当尊重个人,因为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创造性是增进社会财富、推进社会文
明的生生不息的源泉;我们应当激励个人,只有激励,个体才会将能力转化为努力。
社会分工的客观存在使个体拥有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片面性特征。为了使个体效用最大限度的实现,就必须与其他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于是便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另一属性——群体性。群体性人力资本产生的协作力,使集体效用的增进大大超过了个体效用的简单相加。由此得知,合作促进了个体效用和集体效用的共同增进。合作使个体与集体共容。个体是集体的基础和细胞,是集体效用之源泉。集体是个体的集合与凝聚,是个体效用之依托。个体性决定了集体关系的可分性,群体性决定了集体关系的整合性。
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合作,是在承认个体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以合同为中介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把个人自由和社会制约相结合,把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相结合,把个人效用和社会效用相结合,把自发循序和自治规则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充满活力又有序运作的奥秘所在。在完备的法制环境中,社会公民自主参与,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主监督,互相制约和监督。
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能力本位竞争,纠正了凭关系、凭血缘的非正当竞争机制,使知识能力成为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成功的资本。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给每一个个体学习、提高、再学习、再提高,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外在压力,形成提升自我,实现价值、人尽其才的社会运行机制。
人的大解放:重要的发展战略
不论是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还是企业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人力资本配置好,要发挥超常的作为,首先要有超常的理念。在重视人的因素这个理念前提下,如何重新审视和对待“人才”?如何去开发人力资源?如何去盘活人力资本?一句话,激活人气、实现人的大解放,这均须从更深刻的理性层面去思考并抉择。而摒弃官本位,承认利本位,提倡知识本位,把组织体系中人的价值通过资源方式得以开发,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优化和运作全社会的人力资本,这是解决国家和地区振兴问题的根本出路。
不说国外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就是在我国率先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发达地区,不讲学历、职称、学位,或其他源于权力的官本位包装,只讲其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和价值。在香港没有“人才”之说,只有老板和雇员,完全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形成的契约关系。
而有些地区,特别是从传统体制转轨发展的老工业基地,人才的现实问题值得堪忧:
首先,老工业地区历经了十几年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转轨,但旧体制形成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根除,甚至还在深层次上制约着地区的发展,其中缺乏人力资源意识,人力资本运用开发不足是突出问题。
其次,由于观念落后和人力市场机制发育不足,导致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用人单位“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权力主体意识仍然很强。
第三,人力资本市场发育落后,人的价值体现还停留在原始状态,表现为劳动力买方市场,劳动力成本偏低,人力资本无法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化。
第四,一些企业仍处在家族式经营管理的原始模式阶段,不重视人才,无法发挥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作用,有的甚至“武大郎开店”,排斥人力资源的“精英”。企业在用人时,宁用“奴才”、不用人才的观念和行为还很普遍。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资源开发不足,另一方面恰恰由于人才“瓶颈化效应”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处在低端水平,使高端人才价值体现不出来,造成恶性循环,不得不在“人往哪去,钱从哪来”的低端状态下两难徘徊。因此,建立人力资源理念,合理开发人力资本效用,实现人才大解放,是推动地区和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当下呼唤思想大解放! 呼唤人的大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