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妥协地抗争?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大学教育,妥协,抗争
  • 发布时间:2011-05-31 10:06
  吴晓波先生:

  我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顾江帆同学,我的主要问题来自大学教育带给我的困惑。

  我感觉学校越来越倾向于培养应用型人才,课程中增加了更多的技能培训内容,却缺乏对人的灵魂的塑造,缺乏对人格的修葺,这使得我们无法纯粹地追求知识。

  周围总是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同学们倾向于掌握实用的技能,每到空余时间,他们总会抓紧时间参加各种语言类、技术类的培训。学校也增设了很多类似课程,老师催促我们更多地参与实践,几乎每个暑假都建议我们去社会实习,掌握各种工作技能。

  平时我们讨论的话题也主要集中在了解职场生活,分享工作经历,不像过去,我们关注时政、历史、文学等话题,迸发思想的火花,那种交流的满足感逐渐远离了我们。

  我们大学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高中时,我们很努力地学习,对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即便如此,对于考试依旧心里没底;可是到了大学,即使整个学期没有好好学习,只要考前突击看书,依旧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这个现实让我们感到既幸运又无奈。

  最后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则是我们的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媒体总是评论我们这一代相比国外同龄人缺乏创新精神,并且把这样的弊病归结于教育。我部分同意这样的观点,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代人似乎缺乏解决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的能力,我们总是刻意地追求最优的结果,被一种标准答案所束缚,因而很多事情都只有一个类似的结果,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顾江帆

  顾江帆同学:

  你好!

  你当然不是第一个对中国大学教育不满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我看来,中国自“大学”这个现代名词出现以来,没有比现在更烂的时期了,大学成了一个粗制滥造的机器,像极了无数假冒伪劣的“中国制造”。

  问题是,身处其中的你能怎么办?

  办法其实只有两个:一是逃离,坚决地逃离;二是抗争,妥协地抗争。在这封信中,只说第二种办法。

  我读大学是24年前的事情了,学的是新闻学,进的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可是当我上第一堂课时老师说:第一,“新闻无学”,我没有什么可以教大家的;第二,所有的大学新闻教材已经完全不适应正在巨变中的传媒市场了,也就是说,我教给大家的,只是一堆过时的“手艺”。

  当时的我跟现在的你一样,逃无可逃。

  关于第一点,老师还是给了一条出路。他说,新闻是一门实践的专业,你只要把三千篇优秀的新闻稿件“肢解”开来,从导语、段落、逻辑到评论,熟能生巧,自然就可以成为一位熟练的“新闻工匠”。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四年里我“肢解”了能够拿到手的数千篇新闻稿件。你一定听过“庖丁解牛”这个故事的,道理同一,这毫无捷径可走。

  最糟糕的是第二点,老师手一摊:办法自己找。我的办法是:把自己关进图书馆,然后一排一排地读书。我比你幸运,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不必受“魔兽”的诱惑,我就一排一排地读书,从一楼读到二楼,再从二楼读到三楼,然后读到珍本库。当然我读的都是文史哲类图书,我根本没有想过“读这些书到底有什么用”这类的问题,我只是觉得这是唯一比较可靠的办法。要读完那么多的书,同样也毫无捷径可走。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放弃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那关系到毕业的去向,一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从实习生中招聘记者——而在长江以南的数个省份游走了半年。我在井冈山看到了红军留下来的标语,在贵州看到了三个女儿只有一条裤子的贫苦农家,在湘西看到了沈从文笔下的苗族风情,在广西老山前线看到了“猫耳洞”里的士兵生活,在刚刚开放的海南岛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的“妓女”,她们把五元钱插在劣质的丝袜上四处拉客。那段经历让我目睹了真实的、书本上没有的中国,从此我不再是一个只会幻想的城市青年。

  当我走上社会成为一名职业记者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抱怨我所受的大学教育。到今天,我同样不抱怨我所在的喧嚣时代。我知道我逃无可逃,只能跟它死磕。

  你所学习的工商管理与我当年所学习的新闻学,有一点非常相似——都是实践性的学术。再好的大学教育能够给你的无非也只是“术”而已,如果老师不能给你,你大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问题仅仅是你是否舍得投入,不计成本地投入。

  “抱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青春病,因为你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你因之焦虑,而焦虑一定会生发抱怨,抱怨自己的智商、出生的家庭、考上的学校、学科以及所有的一切,这不足为奇。当哪一天,你开始不再抱怨的时候,你就跟青春告别了。问题仅仅在于,你不能只会抱怨,你必须行动。

  所以,如果你无法改变“大学教育何去何从”,那就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吧。

  吴晓波

  (陈超摘自中信出版社《我们聊一聊:15位名人给大学生的34封私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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