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俘虏,晚年,醉酒
- 发布时间:2011-05-31 10:34
在半个世纪里，陈书言老人始终对自己的过往绝口不提。他住在台北一座老式公寓楼里，养一只鸟，喜欢光膀子，爱喝酒，爱发脾气。他和妻儿生活在一起，却如同一个独居老人，自己买菜、煮饭，打理生活所需。
在许多人眼中，陈书言不过是台湾那些正在凋零的老兵中的一个。其实，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至今以此为荣。
陈书言晚年曾想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日记里，死后再交给儿女，但那时他的手已经拿不稳笔了。所以，直到女儿陈心怡拿起摄像机，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并在台湾院线放映后，包括妻儿在内的许多人才知道，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身上到底积蓄着多少休眠的记忆。
如今，陈书言已经80岁了。前阵子，他醉酒后摔断了髋骨，记不清到底哪天去医院拿药。可当他对女儿讲起登陆古宁头连长吹起的冲锋号时，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很多事情，我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讲述。
秘密
从小被各种标语告知“小心匪谍在你身边”的陈心怡，长到27岁才恍然发现，“匪谍”原来就在她家里，这个人就是暴躁、酗酒的父亲陈书言。
在陈心怡眼中，父亲不过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台湾的国民党军人，退伍后普通的铁厂工人，台湾120万外省人中平凡的一个。如果硬要在他身上找出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他常对儿女说：“我这一生有太多故事要讲给你们听。”
直到2002年，陈心怡陪父亲回江苏兴化探亲，才发现这个她原以为“讨人厌的老头”，在老家竟受到妹妹和外甥如此的期待。心怡的表哥还买了很多国共内战题材的连续剧碟片送给他，舅甥两人就这样聊起了渡江战役，72岁的陈书言这时“眉飞色舞”起来：“想当年，我们是多么英勇！”
陈心怡听了却暗自纳罕：“爸爸，你怎么讲到共产党就这么开心？”有一天，她忍不住试探着问：“你是共产党？”父亲犹豫了一下，答：“是。”
那是60多年前的故事了。194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攻打大金门，解放军登陆部队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大部分战死，3900余名幸存者被俘，但在国民党战史中称被俘人数为7364人。
陈书言就是这三千九百分之一或七千分之一，数字的多少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区别。被俘前，他撕碎了证件，吞进肚子里。他曾经害怕说出这个秘密，等到想说的时候，又觉得说了也没用。就在这种状态中，几十年过去了，他从国民党的俘虏，变成了记忆的俘虏。
这个秘密让陈心怡感到震撼。
2008年，陈心怡拿起摄像机，重新走近父亲，拍摄《被俘虏的人生》这部纪录片，揭开父亲保守半生的秘密。
父亲
那些事情陈书言怎么会忘呢。他记得攻打金门，他们在古宁头登陆，“连长冲锋号一吹，就要往前冲”；他记得同胞小袁，被卷进坦克履带下面；他记得被俘后，被押解到基隆港的船上，很多人饿死，还有人为争抢大米，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他当然也记得，如果谁讲一句反对的话，第二天这个人就消失了，大多是被活埋，因为子弹是要留着打“共军”的。
死亡的味道久远得已经失真。60年后，他终于决定将这一切讲出来，而他的女儿直到看了电影《集结号》里用血肉与坦克相搏的场景，才相信那些“故事”都是真的！
陈书言也曾意气风发，他在13岁时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他所在的队伍节节胜利，那时，他经常因为打了胜仗而受到嘉奖。
从在古宁头被俘的那天起，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后，当女儿陪他到古宁头战役纪念馆时，他看着墙上的抗日战争介绍，还是忍不住说：“真正打的是新四军，到了台湾，学校的教科书和军中教材都变了，说抗战时共产党没有打。”
经过半年的“思想改造”，1950年，陈书言加入国民党陆军。照片中，他的军帽上已经是青天白日的徽章，这个年轻人眉毛上扬，脸上却没有笑意。
陈书言成为一名国民党军人，可监控依然无时不在，它时刻提醒着你所拥有的过去。即使在洗手或洗衣服时，也会有人过来和你“聊聊”。他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不去多说什么，但常常感到不自由。他想成家了。
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的年代，台湾国民党军队中的低阶士兵曾被禁止结婚。
陈书言在1966年提前退伍。1974年，经人介绍，44岁的他与一名“本省”女人结婚。女人的前夫因病去世，她带着一儿一女改嫁。次年，陈心怡出生。
女儿
陈心怡有很多年没和父亲如此亲近了。“他酗酒，对妈妈又有家庭暴力倾向，我很讨厌他，很恨他。”即使在拍摄过程中，她也曾和父亲发生冲突。那次，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骂了母亲，陈心怡把那句脏话原封不动地又丢了回去。
但当她拿着摄影机跟着父亲跑的时候，那种亲密感其实让父亲很开心，仿佛曾经很疼爱的女儿又回到身边了。陈心怡要跟拍他去市场买菜，跟拍几次后，父亲提议：“下次我走另一条路，那个已经拍过两次了。”
父亲还会兴致勃勃地对她说：“明天我跟你讲什么？”
陈心怡突然觉得，也许父亲希望的并不是被拍摄，而是那个跟前跟后的女儿再回到身边。
“父亲的态度一直是一样的，他一直对我们敞开心胸，是我拒绝跟他沟通。他对女儿的爱始终没变，他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他搭起一座桥等我走，只是我不愿意。”
第一代外省人与第二代外省人的隔膜不仅来自年龄和经历，也来自认同。与台湾第一代外省人不同，第二代外省人大多出生在台湾，接受台湾的教育，他们认同住在台湾是生活、商业甚至文化的现实。
父辈南腔北调的口音让外省人的身份暴露无遗，而他们的儿女不会在生活中刻意强调自己是外省人。但在家里，当陈心怡和妈妈那边的亲戚对话时，还是能感到自己与他们的不同。
对于这个80岁的老人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他要讲的已经讲完。现在，他把这部纪录片当作传家宝——爸爸的故事讲出来了，你们要好好地保存下去。
至于骨灰，他不想放回老家，那边太远，照顾不了儿女。他想把骨灰撒到附近公园凉亭的座椅上。这个主意吓了陈心怡一跳：“骨灰怎么能随便撒在那里呢，如果被清洁工扫走怎么办？”
可父亲觉得，即便被扫走，他也会混入空气中，随时守候着儿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里地势高，即使下雨，也不会被淹掉。
“我这一生哪，就是吃了水的亏。”他扭着领口的扣子，看似漫不经心地说，“没有这个台湾海峡，我不可能在台湾的啦。就是这么一道水，挡了我一辈子。”（边静摘自《周末》）
……
在许多人眼中，陈书言不过是台湾那些正在凋零的老兵中的一个。其实，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至今以此为荣。
陈书言晚年曾想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日记里，死后再交给儿女，但那时他的手已经拿不稳笔了。所以，直到女儿陈心怡拿起摄像机，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并在台湾院线放映后，包括妻儿在内的许多人才知道，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身上到底积蓄着多少休眠的记忆。
如今，陈书言已经80岁了。前阵子，他醉酒后摔断了髋骨，记不清到底哪天去医院拿药。可当他对女儿讲起登陆古宁头连长吹起的冲锋号时，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很多事情，我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讲述。
秘密
从小被各种标语告知“小心匪谍在你身边”的陈心怡，长到27岁才恍然发现，“匪谍”原来就在她家里，这个人就是暴躁、酗酒的父亲陈书言。
在陈心怡眼中，父亲不过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台湾的国民党军人，退伍后普通的铁厂工人，台湾120万外省人中平凡的一个。如果硬要在他身上找出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他常对儿女说：“我这一生有太多故事要讲给你们听。”
直到2002年，陈心怡陪父亲回江苏兴化探亲，才发现这个她原以为“讨人厌的老头”，在老家竟受到妹妹和外甥如此的期待。心怡的表哥还买了很多国共内战题材的连续剧碟片送给他，舅甥两人就这样聊起了渡江战役，72岁的陈书言这时“眉飞色舞”起来：“想当年，我们是多么英勇！”
陈心怡听了却暗自纳罕：“爸爸，你怎么讲到共产党就这么开心？”有一天，她忍不住试探着问：“你是共产党？”父亲犹豫了一下，答：“是。”
那是60多年前的故事了。194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攻打大金门，解放军登陆部队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大部分战死，3900余名幸存者被俘，但在国民党战史中称被俘人数为7364人。
陈书言就是这三千九百分之一或七千分之一，数字的多少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区别。被俘前，他撕碎了证件，吞进肚子里。他曾经害怕说出这个秘密，等到想说的时候，又觉得说了也没用。就在这种状态中，几十年过去了，他从国民党的俘虏，变成了记忆的俘虏。
这个秘密让陈心怡感到震撼。
2008年，陈心怡拿起摄像机，重新走近父亲，拍摄《被俘虏的人生》这部纪录片，揭开父亲保守半生的秘密。
父亲
那些事情陈书言怎么会忘呢。他记得攻打金门，他们在古宁头登陆，“连长冲锋号一吹，就要往前冲”；他记得同胞小袁，被卷进坦克履带下面；他记得被俘后，被押解到基隆港的船上，很多人饿死，还有人为争抢大米，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他当然也记得，如果谁讲一句反对的话，第二天这个人就消失了，大多是被活埋，因为子弹是要留着打“共军”的。
死亡的味道久远得已经失真。60年后，他终于决定将这一切讲出来，而他的女儿直到看了电影《集结号》里用血肉与坦克相搏的场景，才相信那些“故事”都是真的！
陈书言也曾意气风发，他在13岁时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他所在的队伍节节胜利，那时，他经常因为打了胜仗而受到嘉奖。
从在古宁头被俘的那天起，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后，当女儿陪他到古宁头战役纪念馆时，他看着墙上的抗日战争介绍，还是忍不住说：“真正打的是新四军，到了台湾，学校的教科书和军中教材都变了，说抗战时共产党没有打。”
经过半年的“思想改造”，1950年，陈书言加入国民党陆军。照片中，他的军帽上已经是青天白日的徽章，这个年轻人眉毛上扬，脸上却没有笑意。
陈书言成为一名国民党军人，可监控依然无时不在，它时刻提醒着你所拥有的过去。即使在洗手或洗衣服时，也会有人过来和你“聊聊”。他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不去多说什么，但常常感到不自由。他想成家了。
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的年代，台湾国民党军队中的低阶士兵曾被禁止结婚。
陈书言在1966年提前退伍。1974年，经人介绍，44岁的他与一名“本省”女人结婚。女人的前夫因病去世，她带着一儿一女改嫁。次年，陈心怡出生。
女儿
陈心怡有很多年没和父亲如此亲近了。“他酗酒，对妈妈又有家庭暴力倾向，我很讨厌他，很恨他。”即使在拍摄过程中，她也曾和父亲发生冲突。那次，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骂了母亲，陈心怡把那句脏话原封不动地又丢了回去。
但当她拿着摄影机跟着父亲跑的时候，那种亲密感其实让父亲很开心，仿佛曾经很疼爱的女儿又回到身边了。陈心怡要跟拍他去市场买菜，跟拍几次后，父亲提议：“下次我走另一条路，那个已经拍过两次了。”
父亲还会兴致勃勃地对她说：“明天我跟你讲什么？”
陈心怡突然觉得，也许父亲希望的并不是被拍摄，而是那个跟前跟后的女儿再回到身边。
“父亲的态度一直是一样的，他一直对我们敞开心胸，是我拒绝跟他沟通。他对女儿的爱始终没变，他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他搭起一座桥等我走，只是我不愿意。”
第一代外省人与第二代外省人的隔膜不仅来自年龄和经历，也来自认同。与台湾第一代外省人不同，第二代外省人大多出生在台湾，接受台湾的教育，他们认同住在台湾是生活、商业甚至文化的现实。
父辈南腔北调的口音让外省人的身份暴露无遗，而他们的儿女不会在生活中刻意强调自己是外省人。但在家里，当陈心怡和妈妈那边的亲戚对话时，还是能感到自己与他们的不同。
对于这个80岁的老人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他要讲的已经讲完。现在，他把这部纪录片当作传家宝——爸爸的故事讲出来了，你们要好好地保存下去。
至于骨灰，他不想放回老家，那边太远，照顾不了儿女。他想把骨灰撒到附近公园凉亭的座椅上。这个主意吓了陈心怡一跳：“骨灰怎么能随便撒在那里呢，如果被清洁工扫走怎么办？”
可父亲觉得，即便被扫走，他也会混入空气中，随时守候着儿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里地势高，即使下雨，也不会被淹掉。
“我这一生哪，就是吃了水的亏。”他扭着领口的扣子，看似漫不经心地说，“没有这个台湾海峡，我不可能在台湾的啦。就是这么一道水，挡了我一辈子。”（边静摘自《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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