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年我死了

　　我死于1944年11月10日下午４时20分，日本，名古屋。寥廓的太平洋依旧无休止地吹着咸涩的海风，和广东的味道一样。

　　我的老家在广东，广东番禺，靠着珠江。对岸的县府叫东莞。这个小县城之所以在我年轻时广为传知，是因为几十年前一位钦差大人在那里销烟，两万多箱，烧了近一个月，珠江入海口飘满了罂粟花的香味。历史教科书上把这个事件叫“虎门销烟”。这样一个以地点命名的历史事件竟然没给东莞任何机会，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虎门就在东莞。东莞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已是百年以后，因为那里的城管、摩托、二奶、农民工、性工作者、拥挤的人潮、脆弱的治安……

　　我出生于1883年，这真不是个好年景。是年中法战争爆发，从国土的西南角一直打到东南沿海。可眼前的景象又着实让人倍感恍惚，广州的大街上依旧人群熙攘，人们表情麻木，贩夫走卒在温饱线上继续挣扎着过活；与此同时北京城的酒楼里依旧霓裳羽衣，莺歌燕舞，身着绸缎的公子哥举着扇把挑逗着新捧起来的梨园花旦，本该寥落的末世总是一副奢靡的狂欢模样。我知道你们有的人是多么不想出生在你的时代，我的共和国子民。那请你告诉我，哪个时代是你想要的呢？秦朝、汉朝、唐朝、宋朝还是明朝？我们面临的问题都一样，你以为我有多喜欢我的那个年代？没有！我比你更厌恶。只是我们想要的时代，它迟迟没有到来。

　　顺着珠江入海口向上走就是广州，在黄埔区的江道中间有个长洲岛，岛上是黄埔军校。很多年前从这里走出一批批年轻的面孔，扛着共和国的旗帜，用脚步跋涉几千里的城乡山河，一路北伐。无数的青年弃笔从戎，用跳动的赤子之心虔诚地迎接一个共和国的诞生。再往市里走你会找到一个叫黄花岗的地方，里面有“七十二烈士之墓”石碑一方，墓中七十二具尸体残骸，面目模糊难辨。但我知道，此间必有我的兄弟。说这些，不是因为我太容易沉迷于过往，更不是祥林嫂样絮絮叨叨念着阿毛，我只是想说，你们根本不可能理解那时的广州是怎样的一个地方。那时的它和亚运会无关，和GDP无关，和霓虹灯无关，和暂住证无关，只和热血、和革命、和自由息息相关。它是那个年代，我们在天南海北、故土异乡，四处翘首遥望的梦想之城。它在北京几千里之外的最南方，离太阳更近，天空格外地辽阔蔚蓝，甚至连云朵也比别处的洁白坦荡。每个夜晚都有无数双眼睛激动地向南方张望，瞳孔里满是寻找北极星般的热切目光。

　　墓周有碑林一片，其中一块碑身乃中山先生手书“自由魂”——此三字最得我心。黄花岗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最后，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百余人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冲进了两广总督的府衙，如投石之卵，如扑火之蛾。而在此往前翻15年，在北京城的菜市口同样有这样一个人毅然决然地弃生赴死。“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戊戌年北京城一团慌乱的时候，我还是个15岁的少年。这个年份过后的第12年，北京城又出了件大事，摄政王载沣被行刺未遂，而我则锒铛入狱。这是意料中的事，从广州到北京，千里迢迢，我从未想过此次能幸免苟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我深知诸人所思所想，其实，我和他们一样，从来无心成为一个玲珑的政治家，此生所作所为，不为名利，无关荣辱，一切只为体内自由的魂灵不死！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人生七十古来稀，名古屋病逝那年我61岁。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在1934年死去，那年我27岁，还是个处男。好多人说我人生有两次重大的抉择，而第二次选择太过愚蠢，英明一世，晚节不保。其实他们不知道，于我而言两次选择都是置生死于度外，无关虚名，没什么不同。早年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政治活动的时候，我曾认为我是当时最好的政治家，因为我相信我有足够的智慧，有严格的操守，并对物质名利没有太多渴求，最重要的是我有可以为之献身的政治理念，我甚至一度认为，这是一个人涉足政治的基本要求。多年后，我才哭笑不得地发现，中国从没有出现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那些不断被推向神坛又被拉下的大佬们，从来不会为政治理念协商，只会为女人地盘打仗。

　　27岁那年，我觉得自己是个上帝，我说不要黑暗，世界就应该出现一道光。而在此后大难不死的余生里，岁月却给我带来更深的迷惘。早年出生入死的弟兄，早已忘记我们当初梦想中共和国的模样，穿绸缎的公子哥只是剪了辫子，换上了西装。1937年，外族入侵，人为屠夫，我为羔羊。彼时反抗只是炮灰，我说和平协调，他们说我是民国的李鸿章。为了政治，1938年，武汉文夕大火，没有告知市民，全城一夜付诸焦土，直接烧死市民3000余人；为了政治，是年，蒋委员长下令黄河花园口决口，同样没有告知，洪水突然失控，整个华北一片汪洋，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89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你肯定没见过那些流民老乡的眼睛，那些口含天宪、拍板决策的人也没见过。我见过，那让我过目难忘，并让我这个在这片国土上搞政治的人一生恐慌。政治，政治，我只是觉得愈发荒诞，愈发迷惘。兄为其易，我为其难，1940年去南京，已明了这是火汤。

　　1940年其后，我一直安慰自己，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只是到了最后才明白，我从来都不曾真正地想去做一个政治家，我只是一个希冀天下太平的凡物，一个渴望自由的魂灵，一个反抗一切坏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对一切政治活动厌恶到呕吐，并对过去自己所做的一切羞愧难当，包括27岁那年搞政治暗杀。倘若真能时光倒流，我真希望十七八岁去谈场恋爱，去旅游，而后在法国留学永不回来，做些文艺翻译，或者当个老师，哪怕写一辈子三流的诗歌，我都不想再涉足政治半步。

　　1944年，日本。这一年名古屋的秋天异常阴冷，病榻外的一株梅树在瑟瑟秋风中颤抖着枝丫。周身前所未有地冰凉，我知道，是那个时辰就要来到。

　　最后合上眼的时候，感觉仿佛进入了梦境，本州岛摇摇晃晃像只小船，我开始失重，有个透明的影子离开了躯体，并被凛冽的海风吹散，抛进汪洋。隔着漫漫的海域终于看见那块大陆，熟悉的海岸线形状让我想起广东，想起番禺，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枇杷树，想起童年自己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情景。大海明晃晃的一片蔚蓝，我兴奋地跳入其中，海水便把我拥在怀里，母亲的摇篮般缓缓地起伏。那时的海洋是那么温暖安详，阳光细沙般撒在身上，没有今天这般咸涩的海风，没有，没有。

　　噢，差点忘了告诉你们，我姓汪，叫兆铭。你们肯定熟悉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它被印在不同大小的书页上，采用不同的字号，不同的字体，不同的颜色，被不同的人念着不同的语调，但是我更希望你们叫我汪兆铭，因为这个名字是我那落第秀才父亲的骄傲，而汪精卫——不过是我的一个笔名。

　　（王晓裕摘自《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