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前后的高语罕
- 来源:世纪人物
- 关键字:南昌起义,高语罕,共产党员,国民革命
- 发布时间:2011-08-23 13:56
高语罕，1887年冬出生于安徽正阳关，1947年4月23日病逝于南京。他是中共早期共产党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兼任毛泽东任所长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1927年初，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高语罕任中共宣传委员，旋即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
1927年6月中旬，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讨伐段祺瑞奉军，凯旋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因张讨奉有功，所以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的关系比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此时高语罕还兼第二方面军共产党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学校校长。
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想通过“东征讨蒋”，驾登国民党“老大”的宝座和获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同时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决定把中共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好，他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共回粤的意向，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7月11日，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随后，黄琪翔的第四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也陆续向九江地区集结。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周恩来、吴玉章、谭平山等乘船到九江。张发奎的军队预备回广东，高语罕也随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半秘密状态下离汉赴九江。
第四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烟水亭四面皆水，面对匡庐，风景绝佳，当时正在盛夏，湖水平铺，进出皆须坐木划来往。
高语罕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差不多每天傍晚都要划船作戏，有时诗兴大发在烟水亭壁上题诗，有时把船荡在湖的对岸芦苇深处，一泅入水，游个半天。
“小划子会议”
7月23日，贺龙部队来到九江，谭平山、高语罕等人一面等待中共中央（机关仍在武汉）的批复，一面积极争取尚未入党的贺龙参加起义。贺龙之加入共产党，据1932年上海周报上刊载的杨甫的《高语罕在上海》一文，也是受了高语罕的一定的影响。
汪精卫准备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并避暑，黄琪翔还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贺龙第二十军到德安集中。叶剑英从黄琪翔那里获悉庐山会议是个阴谋，是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当天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
7月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车开到南昌；叶挺部队明天开，贺龙部队后天开，贺龙的车先让给叶挺。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晚年谈到小划子会议时，萧克问道：“你在1977年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个人，有你、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叶剑英毫不迟疑地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那时不可能说得很深，你们现在这样写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7月27日晨，张国焘来到九江，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同志开会。他说，他来的任务是看看地形，与大家讨论在浔发动的事件。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恽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
反对汪精卫
此时，由中共九江市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主办的九江《国民新闻》报连续发表讨汪文章，学生到处讲演，群众纷纷集会，发传单，贴标语，戳穿汪精卫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嘴脸。
《国民新闻》报社向高语罕约稿，揭批汪精卫。高语罕认为已到公开反对汪精卫的时候了，就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一碰到实际政治的紧要关头，便要动摇，措辞很严厉，把汪的假左派、反革命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1921年10月，高语罕在广州开全国教育会时与汪精卫时常接触，但私人之间并无深交。到了在广州开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时，高语罕在会场说话颇多，汪精卫那时以左派领袖自居，所以对语罕很注意。同时，汪精卫、邵力子与语罕被举荐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因此颇为接近。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和语罕同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常委，开监察委员会时常见面。到了武汉时，陈璧君同高语罕经常开会，时常对语罕大发脾气，骂共产党。到了现在，语罕同汪精卫的关系便是彻底的决裂了。
汪精卫从报上看到声讨他的文章以后，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说：“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反动，最近更是厉害。”
7月29日晨，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唐生智等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高语罕也夹在里面倒趸船上去迎接他们。汪精卫念念不忘他对《国民新闻》报的仇视，一到九江码头，就对前来迎接的朱培德下命令：《国民新闻》报立即停止出版。
7月30日，汪、孙、张、唐以及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在牯岭开庐山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实行“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
叶剑英也参加了庐山会议，散会时已近黄昏。他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和廖乾吾报警。接得叶剑英密报，已是7月31日凌晨两点钟。高语罕立即搬至南浔路对面的大东旅馆，坐以待旦，清晨即乘车赴南昌。
到了南昌，高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们马上到司令部。高语罕去到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
起草八一南昌起义宣言
8月1日上午，参加南昌起义的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韩麟符以及38名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
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了高语罕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是由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的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联合署名的。宣言严厉地揭露并斥责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反革命面目，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正义主张：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
高语罕还起草了一个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也刊登在《民国日报》上。
8月2日下午，举行了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大会，大会由李立三主持，发布了各项任命令。其中：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高语罕、许甦魂、邹敬芳、丁晓先、肖炳章为秘书，组成革命委员会秘书厅。
行军潮汕路上
南昌起义后，朱德升任第九军军长。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三次北伐。
高语罕同军中谭平山、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廖乾吾、姜济寰和彭泽民八人年岁较大，被称为“八仙”。高语罕一路上生病，叶挺军部伙食又极差，后来他就转到贺龙十一军军部里去了。
高语罕后来回忆：“八一以后，革命委员会任命我为秘书厅的秘书，我跟着走了几天，摸不着头脑，经理无人，饭吃不到嘴，我觉得没有用处，遂请于革命委员会，许可我到十一军去。”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9月23日、24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
9月30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起义部队仓促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
在离开汕头的这一天，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周恩来派人找到高语罕，请他到香港跑一趟，与张发奎、黄琪翔接洽联络。
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高语罕思忖了半天：是即回上海，还是先到澳门杨匏安那里住一住？到上海去住，此时正在浪头上，尤其是从香港到上海，很危险。恐怕一到上海，就有被捕的可能。想来想去，最后他还是决定到澳门暂住。
语罕遂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军委，军委同意，并给了他一百元，购置毛毯、换洗的衣服和书籍。军委的“交通”领着语罕坐黄包车到了轮船码头，买了一张头等舱舱票，坐船到了澳门。
语罕在澳门小住时，认真反思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起草了《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并表达了个人的希望：
“中央现决定我赴俄，只有静待。在未赴俄之前，我打算做一本批评三民主义的书，或者作几篇宣传的文字，送到编辑委员会备采用。”
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参加瞿秋白组织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临时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以批评和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陈、谭、高拒绝到苏联认错。
1928年初，高语罕和杨匏安等回到上海，到匏安一个亲戚家里暂住，重新接受中央安排工作。语罕被编入由蒋光慈任组长，钱杏邨（阿英）、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书店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文章作者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机关党委人社部王军）
责任编辑/陈小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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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
1927年6月中旬，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讨伐段祺瑞奉军，凯旋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因张讨奉有功，所以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的关系比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此时高语罕还兼第二方面军共产党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学校校长。
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想通过“东征讨蒋”，驾登国民党“老大”的宝座和获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同时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决定把中共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好，他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共回粤的意向，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7月11日，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随后，黄琪翔的第四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也陆续向九江地区集结。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周恩来、吴玉章、谭平山等乘船到九江。张发奎的军队预备回广东，高语罕也随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半秘密状态下离汉赴九江。
第四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烟水亭四面皆水，面对匡庐，风景绝佳，当时正在盛夏，湖水平铺，进出皆须坐木划来往。
高语罕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差不多每天傍晚都要划船作戏，有时诗兴大发在烟水亭壁上题诗，有时把船荡在湖的对岸芦苇深处，一泅入水，游个半天。
“小划子会议”
7月23日，贺龙部队来到九江，谭平山、高语罕等人一面等待中共中央（机关仍在武汉）的批复，一面积极争取尚未入党的贺龙参加起义。贺龙之加入共产党，据1932年上海周报上刊载的杨甫的《高语罕在上海》一文，也是受了高语罕的一定的影响。
汪精卫准备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并避暑，黄琪翔还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贺龙第二十军到德安集中。叶剑英从黄琪翔那里获悉庐山会议是个阴谋，是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当天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
7月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车开到南昌；叶挺部队明天开，贺龙部队后天开，贺龙的车先让给叶挺。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晚年谈到小划子会议时，萧克问道：“你在1977年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个人，有你、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叶剑英毫不迟疑地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那时不可能说得很深，你们现在这样写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7月27日晨，张国焘来到九江，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同志开会。他说，他来的任务是看看地形，与大家讨论在浔发动的事件。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恽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
反对汪精卫
此时，由中共九江市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主办的九江《国民新闻》报连续发表讨汪文章，学生到处讲演，群众纷纷集会，发传单，贴标语，戳穿汪精卫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嘴脸。
《国民新闻》报社向高语罕约稿，揭批汪精卫。高语罕认为已到公开反对汪精卫的时候了，就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一碰到实际政治的紧要关头，便要动摇，措辞很严厉，把汪的假左派、反革命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1921年10月，高语罕在广州开全国教育会时与汪精卫时常接触，但私人之间并无深交。到了在广州开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时，高语罕在会场说话颇多，汪精卫那时以左派领袖自居，所以对语罕很注意。同时，汪精卫、邵力子与语罕被举荐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因此颇为接近。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和语罕同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常委，开监察委员会时常见面。到了武汉时，陈璧君同高语罕经常开会，时常对语罕大发脾气，骂共产党。到了现在，语罕同汪精卫的关系便是彻底的决裂了。
汪精卫从报上看到声讨他的文章以后，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说：“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反动，最近更是厉害。”
7月29日晨，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唐生智等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高语罕也夹在里面倒趸船上去迎接他们。汪精卫念念不忘他对《国民新闻》报的仇视，一到九江码头，就对前来迎接的朱培德下命令：《国民新闻》报立即停止出版。
7月30日，汪、孙、张、唐以及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在牯岭开庐山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实行“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
叶剑英也参加了庐山会议，散会时已近黄昏。他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和廖乾吾报警。接得叶剑英密报，已是7月31日凌晨两点钟。高语罕立即搬至南浔路对面的大东旅馆，坐以待旦，清晨即乘车赴南昌。
到了南昌，高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们马上到司令部。高语罕去到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
起草八一南昌起义宣言
8月1日上午，参加南昌起义的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韩麟符以及38名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
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了高语罕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是由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的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联合署名的。宣言严厉地揭露并斥责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反革命面目，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正义主张：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
高语罕还起草了一个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也刊登在《民国日报》上。
8月2日下午，举行了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大会，大会由李立三主持，发布了各项任命令。其中：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高语罕、许甦魂、邹敬芳、丁晓先、肖炳章为秘书，组成革命委员会秘书厅。
行军潮汕路上
南昌起义后，朱德升任第九军军长。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三次北伐。
高语罕同军中谭平山、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廖乾吾、姜济寰和彭泽民八人年岁较大，被称为“八仙”。高语罕一路上生病，叶挺军部伙食又极差，后来他就转到贺龙十一军军部里去了。
高语罕后来回忆：“八一以后，革命委员会任命我为秘书厅的秘书，我跟着走了几天，摸不着头脑，经理无人，饭吃不到嘴，我觉得没有用处，遂请于革命委员会，许可我到十一军去。”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9月23日、24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
9月30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起义部队仓促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
在离开汕头的这一天，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周恩来派人找到高语罕，请他到香港跑一趟，与张发奎、黄琪翔接洽联络。
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高语罕思忖了半天：是即回上海，还是先到澳门杨匏安那里住一住？到上海去住，此时正在浪头上，尤其是从香港到上海，很危险。恐怕一到上海，就有被捕的可能。想来想去，最后他还是决定到澳门暂住。
语罕遂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军委，军委同意，并给了他一百元，购置毛毯、换洗的衣服和书籍。军委的“交通”领着语罕坐黄包车到了轮船码头，买了一张头等舱舱票，坐船到了澳门。
语罕在澳门小住时，认真反思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起草了《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并表达了个人的希望：
“中央现决定我赴俄，只有静待。在未赴俄之前，我打算做一本批评三民主义的书，或者作几篇宣传的文字，送到编辑委员会备采用。”
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参加瞿秋白组织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临时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以批评和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陈、谭、高拒绝到苏联认错。
1928年初，高语罕和杨匏安等回到上海，到匏安一个亲戚家里暂住，重新接受中央安排工作。语罕被编入由蒋光慈任组长，钱杏邨（阿英）、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书店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文章作者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机关党委人社部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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