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创业者的产权梦魇
- 来源:经理人
- 关键字:国企,产权改革,东软
- 发布时间:2011-11-02 14:20
产权改革之于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意味着有利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抑或意味着促进对企业家价值的承认？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也正因如此，国企的产权改制总是成为讳莫如深的话题。
对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特别是那些由创始人一手创立并经历激烈市场竞争而壮大的国企，创始人对企业的感情，相较于民营企业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刘积仁之于东软、柳传志之于联想、宗庆后之于娃哈哈、万隆之于双汇、潘宁之于科龙、李经纬之于健力宝？？等等。
但在产权意义上，国企创业者们永远不可能像民营企业家那样，绝对控制并拥有企业。因而，谋求企业部分产权，就成为这类国企创业者们的“毕生心愿”。只是，有些人幸运地了却了心愿，有些人依然在运筹或挣扎之中，还有一些人则伴随着企业一同消失在公众视线。
国企经理人的产权诉求，无论成功或失败，背后都是道不尽的磨难与博弈。
产权梦魇
柳传志被认为是中国最谙政商之道的企业家，联想的产权改革成功，与柳传志的老练及中科院的开明密不可分。但即便如此，柳传志也完全无法做到一步到位，获得产权的关键步骤经历7年而成。期间，即便处世老练如柳传志者，也不得不感叹其幸运的成分。
同样，作为东软产权改制关键步骤的整体上市，也是经历了漫长的8年时间，期间充满了各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伴随而来的波折，对刘积仁的心理磨砺同样可以等量齐观。
失败者则更加令人叹息。一手将科龙做大做强的潘宁，仅仅因政府的一纸退休通知，便迫使他彻底离开了一手创办的企业。失去了创办人的科龙，几经折腾最终倒下，而潘宁则前往美国并再也不愿回国看一眼这家企业。健力宝创办人李经纬，那一句对当地政府“为什么宁愿将企业卖给别人也不愿意同样的价钱卖给我们？”的质问，则悲情般永久性地回荡在中国企业史上。
对于目前依然在产权改革途中的潜行者，其心路历程或许要更加复杂。比如娃哈哈的宗庆后、双汇的万隆，他们在谋求产权的过程，不可谓不复杂、不可谓不跌宕，至今未见曙光。
价值伦理
国企改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管理层该不该获得部分产权？似乎，掌柜的归掌柜，东家的归东家，掌柜窥觑着东家的财产实属不该。
但是，对于国有企业，似乎应该根据不同类别予以区别对待。对于那种完全依靠国有资本投入、政策垄断保护而生存的国企，我们很难看到其经营者对这家企业的实质性贡献，“换谁上去都能干”，因而对其进行产权意义上的激励，在伦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而对于完全处于竞争领域的国企，特别是由创始人一手创立并经历激烈市场竞争而逐步壮大的国企，国家的初始资本投入非常有限（比如，东软3万元、联想20万元的初始资本投入），也没有垄断政策为企业保驾护航，因而经营者智力投入对这家企业的发展壮大，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此种情况下，国企创始人的“智力入股”就理应得到承认，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企业家”这种特殊资源的价值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联想、海尔、TCL、东软、双汇、娃哈哈等一系列处于完全竞争领域的国企，管理层的部分、合理的产权诉求，只要程序透明，就是完全正当的。
生态困境
然而，国企改革的事情，向来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道理清晰。2004年围绕着科龙的那场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成为了国企改革领域“民进国退”的转折点。期间，质疑国资流失的舆论狂潮，迫使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国企的MBO（管理层收购）。于是，管理层持股问题变得分外敏感起来。
同样是2004年，江苏“铁本事件”的发生，越来越成为学者眼中“国进民退”的开端。此后的山西对私营煤矿的整合、山东对民营钢铁的收编、国有资本大举进入互联网领域，更是举国瞩目的“国进民退”标志性事件。在此种大环境以及“国进民退”的思潮之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更是折射出其巨大的生态困境。
因此，东软的产权改革，在此种复杂环境下能够成功收官，更加体现出刘积仁步履的艰难性，以及某种特殊的样本意义。
文/卢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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