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中国奇装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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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中国,奇装异服,犀利哥,服饰
- 发布时间:2011-11-23 17:46
2010年2月底，“犀利哥”爆红网络，一个被网友誉为“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的乞丐（原名程国荣）因其不羁的举止、混搭的服饰、犀利的目光被网友追捧，并加以“人肉搜索”，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随即跟进，“犀利哥”一时充斥了人们的视听。“犀利哥”一词经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机构专家审定，入选2010年度新词语。2010年12月30日，以网络红人犀利哥命名的服装品牌“犀利哥”男装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正式创立。“犀利哥”事件不仅在中国大陆影响广泛，而且引发了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的媒体和服装界的反应。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早有“犀利哥”的前辈。北齐后主高纬“于华林园立贫儿村，帝自衣蓝缕之服，行乞其间为乐”〔1〕。高纬贵为天子，却爱好穿褴褛衣服，将皇宫内苑改装成“贫儿村”，以行乞为乐。清光绪中叶，“乞丐装”还成为“时世妆”。据近人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记载：“光绪中叶，辇下王公贝勒，暨贵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装。余尝亲见之，不知其所自始，而一国若狂，争以寒乞相尚。初仅见诸满洲巨室，继而汉大臣之子孙亦争效之。”〔2〕如果说北齐后主高纬只是个人爱好寒乞装，那么光绪中叶时则是一种服饰风气了。
再看“著姐”，2010年湖南卫视“快乐男声”选秀场中，出现了“伪娘”刘著（伪娘一词，原本指动漫作品中出现的似女实男的动漫角色），这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二零零九级学生因报名时着烟熏妆，穿蓝色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社会关注，他凭借着女性化的打扮和表演出尽风头，最终入围成都唱区五十强，人称“著姐”，甚至拥有了百万“竹子”粉丝。
男子做女子装扮，这在古代也有迹可循。据《荀子·非相》记载：“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3〕明中后期，“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状”〔4〕，“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眼见这种情形，明代李乐改古诗一首曰：“昨日到城廓，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5〕
寒乞装也好，男服女装也罢，这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作奇装异服。中国是礼仪之邦，服饰制度是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封建时代，“改正朔、易服制”是历代统治者开国伊始的头等大事，而“服分等级，饰别尊卑”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各朝代都有严格的服饰制度，并且记载在史书中，如：《后汉书》志第二十九《舆服上》、志第三十《舆服下》；《晋书》志第十五《舆服》；《宋书》志第八《礼》；《南齐书》志第九《舆服》；《隋书》志第六、第七《礼仪》；《旧唐书》志第二十五《舆服》，《新唐书》志第十四《舆服》；《宋史》志第一百四、一百五《舆服》；《元史》志第二十八《舆服一》、志第二十九《舆服二》、志第三十《舆服三》；《明史》志第四十二、四十三《舆服》等。
古人以为服饰怪异预示天下之变，故称“服妖”。《尚书大传》云：“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6〕《汉书》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7〕正史《五行志》里往往设有“服妖”（或“妖服”）一目，如《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服妖”；《晋书》志第十七“五行上·妖服”等。
历代文人笔记也有记载。东晋干宝《搜神记》第一百八十七则《方头屐》：“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此贾后专妒之征也。”第一百九十三则《妇人兵饰》：“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8〕据《晋书·惠帝纪》〔9〕载，元康年间，贾后专权乱政，矫诏杀皇太后、汝南王亮、菑阳公卫瓘，废太子遹而后杀之。太子死后，赵王伦起兵杀贾后，前后又有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动乱时期，西晋也因此覆灭。古人认为，女子参政于国不利，在服饰上也就随之有了特别的表象，这种征兆和“牝鸡之晨”〔10〕一样，预示国君权利衰弱，女人当权，国家有倾颓的危险。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11〕靖康年间，妇女们服饰上流行织满四季花卉，号称“一年景”，结果被认为犯了禁忌，导致了靖康纪元仅仅存在一年，而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去北方、北宋被灭的惨痛历史。
近人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服妖之说，凿然有之。辛有伊川之叹，子臧聚鹬之事，三代前已启其端。昔史所记，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真妆’，南宋之‘错到底’、‘快上马’。其事皆信而有征。盖国之将亡，其朕兆先见于起居服御之间。”在描述了自光绪中叶以来，“乞丐装”成为“时世妆”之后，作者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将有神州陆沉之变乎？’……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乱。”〔12〕
就个人而言，奇装异服也被视为不祥的征兆。
春秋时期，晋献公十七年，献公派太子申生伐东山，少傅里克谏止，献公不从。“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13〕。晋献公赐予申生一件左右两边颜色不一的“偏衣”和一块金玦，要求“尽敌而返”。对于这种奇装异饰，不少大臣都劝申生远身避祸。虽知父王不喜自己，但申生服膺孝道，穿戴上父王赐予的奇装异饰上了战场，并且取得了胜利。令人痛惜的是，申生虽然在战场上获胜，却没能逃过国内骊姬、二五等人的谗言，最终自尽以成全父王之意。
曹魏时期，“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服妖既作，身随之亡。妺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14〕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记载：“吴中张幼予（献翼）奇士也，嘉靖甲子，与兄（凤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予也。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为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且改其名曰敉，予偶遇伯起，因微讽之曰：‘次公异言异服，谅非公所能谏止。独红帽乃俘囚所顶，一献阙下，即就市曹，大非吉征，奈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杀字，吾方深虑之。’未几，而有蒋高支一事，幼予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挥泪对余欢狂言之验。”〔15〕
由于奇装异服被视作国家或个人的凶邪象征，因此，历代统治者皆予以禁止。《礼记·王制》郑重地将创制异服的人归入“刑罚”之列：“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16〕
既然如此，为什么仍然会有奇装异服出现呢？奇服的出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追新求异是人们的一种普通心态，在追新求异中，有的人仅仅是出于好奇，有的人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有的人是不甘受礼制的约束，有的人则是受扭曲的审美观念所驱使，穿着奇服者的心态又是复杂多样的。
奇装异服的首创者分属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帝王后妃，达官显贵，也有黎民百姓。由于地位的尊贵和财力的丰阜，统治阶级往往成为新时尚的带领者。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ｘｉｕ四声：气味）。’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其人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17〕
“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断缨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18〕
“（齐）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逾月而国莫之服。”〔19〕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邹君喜欢系长缨和齐灵公喜欢看身边妇女做男子装扮，都在国内形成了风潮，而风潮的过去也源于他们的放弃，可知上行下效正是风气浸淫的重要原因，“邹缨齐紫”在后世已然成为上行下效之典。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稠密，都市往往成为奇装异服的原发地。汉代童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眉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明代服饰的变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苏州、松江一带，因为到了明代中后期，该地区成了整个明王朝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农业、手工业乃至商业支撑着整个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服饰也推陈出新花样繁多，人称“吴服”，将新鲜、离奇的苏州服饰式样称为“苏样”（类似的还有“吴门式”），“苏样”就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邱维屏《亡友魏应搏传》记魏氏：“游吴、越归，冠吴冠，高尺有二寸，县中人尽笑之。后三月，县中无不冠者，冠或尺四寸。”〔20〕明人张瀚《松窗梦语》云：“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21〕“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22〕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由于“十不从”的原因，清代女装依然保持了明代的基本样式，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云：“顺、康时，妇女妆饰，以苏州为最时，犹欧洲各国之巴黎也。”〔23〕
中国的专制政治至明代愈趋深刻，至晚明，士子的主体意识觉醒，新的文化思潮涌动，诸多士人求新慕异、衣着怪诞、行为不羁，不仅是一己之个性与喜好使然，更是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叛礼教，张扬个性。明人郑仲夔《耳新》描述名士张献翼“每喜著红衣，”又“置有五色须，每出行，携之满袖中，不数步，辄更戴焉”〔24〕。清初余怀在《板桥杂记》里记载无锡名士邹公履“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着纸衣，齿高跟屐，佯狂沉湎，挥斥千黄金不顾”〔25〕。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晚明名士们可谓“潮爆”了。
服饰除了实用功能外，还有装饰功能，服饰之美从来没有一个举世统一、亘古不变的标准，因此，“奇”与“异”是不断更新的表现。服饰的构成要素有质、形、色、饰、画五种，服饰的“奇”与“异”也是从这五个方面来生发的。刻意回避或否定服饰的“奇”与“异”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今日的犀利哥其实是迫于无奈，但他对时装界却有奇特的贡献，伪娘虽然很奇怪，其实也只是一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在了解了中国奇装异服的历史面貌之后，我们将会更加珍惜今天世界服饰开放的大好气候，应该在“奇”与“异”中，经过审视、比较、选择，肯定真的、善的、美的，摒弃假的、恶的、丑的。要能于“奇”、“异”中折射出着装者高雅、健康、奋发向上的审美情趣，反映出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反之，妨害身体健康发育、不利于生产生活、过分违拗当代社会审美趣味的丑装怪服则应该摒弃。唯有如此，服饰之园才会“万紫千红总是春”。
颜湘君
注释：
〔1〕《资治通鉴》三，“陈纪六·高宗宣皇帝中之上太建七年（乙未、五七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十二册，第5339页。
〔2〕李孟符著，张继红点校：《春冰室野乘》八三“服妖”，《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3〕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8页。
〔4〕（明）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5〕（明）李乐：《续见闻杂记》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7页。
〔6〕伏胜：《尚书大传》三，“洪范五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64页。
〔7〕《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53页。
〔8〕干宝：《搜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合订本，第78—80页。
〔9〕《晋书》卷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92页。
〔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页。
〔1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页。
〔12〕李孟符著，张继红点校：《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13〕《史记》卷三十九，第五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43页。
〔14〕《晋书》卷二十七，第三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2—823页。
〔15〕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下），卷二十三，“士人·张幼予”。
〔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4页。
〔17〕〔1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十一，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0、212—213页。
〔19〕《晏子春秋》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20〕《邱邦士文鈔》卷二。
〔21〕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华书局1985合订本，第79页。
〔22〕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23〕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49页。
〔24〕郑仲夔：《耳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31页。
〔25〕余怀：《板桥杂记》下卷，青岛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早有“犀利哥”的前辈。北齐后主高纬“于华林园立贫儿村，帝自衣蓝缕之服，行乞其间为乐”〔1〕。高纬贵为天子，却爱好穿褴褛衣服，将皇宫内苑改装成“贫儿村”，以行乞为乐。清光绪中叶，“乞丐装”还成为“时世妆”。据近人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记载：“光绪中叶，辇下王公贝勒，暨贵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装。余尝亲见之，不知其所自始，而一国若狂，争以寒乞相尚。初仅见诸满洲巨室，继而汉大臣之子孙亦争效之。”〔2〕如果说北齐后主高纬只是个人爱好寒乞装，那么光绪中叶时则是一种服饰风气了。
再看“著姐”，2010年湖南卫视“快乐男声”选秀场中，出现了“伪娘”刘著（伪娘一词，原本指动漫作品中出现的似女实男的动漫角色），这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二零零九级学生因报名时着烟熏妆，穿蓝色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社会关注，他凭借着女性化的打扮和表演出尽风头，最终入围成都唱区五十强，人称“著姐”，甚至拥有了百万“竹子”粉丝。
男子做女子装扮，这在古代也有迹可循。据《荀子·非相》记载：“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3〕明中后期，“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状”〔4〕，“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眼见这种情形，明代李乐改古诗一首曰：“昨日到城廓，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5〕
寒乞装也好，男服女装也罢，这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作奇装异服。中国是礼仪之邦，服饰制度是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封建时代，“改正朔、易服制”是历代统治者开国伊始的头等大事，而“服分等级，饰别尊卑”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各朝代都有严格的服饰制度，并且记载在史书中，如：《后汉书》志第二十九《舆服上》、志第三十《舆服下》；《晋书》志第十五《舆服》；《宋书》志第八《礼》；《南齐书》志第九《舆服》；《隋书》志第六、第七《礼仪》；《旧唐书》志第二十五《舆服》，《新唐书》志第十四《舆服》；《宋史》志第一百四、一百五《舆服》；《元史》志第二十八《舆服一》、志第二十九《舆服二》、志第三十《舆服三》；《明史》志第四十二、四十三《舆服》等。
古人以为服饰怪异预示天下之变，故称“服妖”。《尚书大传》云：“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6〕《汉书》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7〕正史《五行志》里往往设有“服妖”（或“妖服”）一目，如《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服妖”；《晋书》志第十七“五行上·妖服”等。
历代文人笔记也有记载。东晋干宝《搜神记》第一百八十七则《方头屐》：“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此贾后专妒之征也。”第一百九十三则《妇人兵饰》：“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8〕据《晋书·惠帝纪》〔9〕载，元康年间，贾后专权乱政，矫诏杀皇太后、汝南王亮、菑阳公卫瓘，废太子遹而后杀之。太子死后，赵王伦起兵杀贾后，前后又有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动乱时期，西晋也因此覆灭。古人认为，女子参政于国不利，在服饰上也就随之有了特别的表象，这种征兆和“牝鸡之晨”〔10〕一样，预示国君权利衰弱，女人当权，国家有倾颓的危险。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11〕靖康年间，妇女们服饰上流行织满四季花卉，号称“一年景”，结果被认为犯了禁忌，导致了靖康纪元仅仅存在一年，而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去北方、北宋被灭的惨痛历史。
近人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服妖之说，凿然有之。辛有伊川之叹，子臧聚鹬之事，三代前已启其端。昔史所记，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真妆’，南宋之‘错到底’、‘快上马’。其事皆信而有征。盖国之将亡，其朕兆先见于起居服御之间。”在描述了自光绪中叶以来，“乞丐装”成为“时世妆”之后，作者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将有神州陆沉之变乎？’……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乱。”〔12〕
就个人而言，奇装异服也被视为不祥的征兆。
春秋时期，晋献公十七年，献公派太子申生伐东山，少傅里克谏止，献公不从。“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13〕。晋献公赐予申生一件左右两边颜色不一的“偏衣”和一块金玦，要求“尽敌而返”。对于这种奇装异饰，不少大臣都劝申生远身避祸。虽知父王不喜自己，但申生服膺孝道，穿戴上父王赐予的奇装异饰上了战场，并且取得了胜利。令人痛惜的是，申生虽然在战场上获胜，却没能逃过国内骊姬、二五等人的谗言，最终自尽以成全父王之意。
曹魏时期，“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服妖既作，身随之亡。妺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14〕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记载：“吴中张幼予（献翼）奇士也，嘉靖甲子，与兄（凤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予也。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为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且改其名曰敉，予偶遇伯起，因微讽之曰：‘次公异言异服，谅非公所能谏止。独红帽乃俘囚所顶，一献阙下，即就市曹，大非吉征，奈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杀字，吾方深虑之。’未几，而有蒋高支一事，幼予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挥泪对余欢狂言之验。”〔15〕
由于奇装异服被视作国家或个人的凶邪象征，因此，历代统治者皆予以禁止。《礼记·王制》郑重地将创制异服的人归入“刑罚”之列：“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16〕
既然如此，为什么仍然会有奇装异服出现呢？奇服的出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追新求异是人们的一种普通心态，在追新求异中，有的人仅仅是出于好奇，有的人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有的人是不甘受礼制的约束，有的人则是受扭曲的审美观念所驱使，穿着奇服者的心态又是复杂多样的。
奇装异服的首创者分属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帝王后妃，达官显贵，也有黎民百姓。由于地位的尊贵和财力的丰阜，统治阶级往往成为新时尚的带领者。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ｘｉｕ四声：气味）。’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其人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17〕
“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断缨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18〕
“（齐）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逾月而国莫之服。”〔19〕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邹君喜欢系长缨和齐灵公喜欢看身边妇女做男子装扮，都在国内形成了风潮，而风潮的过去也源于他们的放弃，可知上行下效正是风气浸淫的重要原因，“邹缨齐紫”在后世已然成为上行下效之典。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稠密，都市往往成为奇装异服的原发地。汉代童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眉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明代服饰的变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苏州、松江一带，因为到了明代中后期，该地区成了整个明王朝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农业、手工业乃至商业支撑着整个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服饰也推陈出新花样繁多，人称“吴服”，将新鲜、离奇的苏州服饰式样称为“苏样”（类似的还有“吴门式”），“苏样”就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邱维屏《亡友魏应搏传》记魏氏：“游吴、越归，冠吴冠，高尺有二寸，县中人尽笑之。后三月，县中无不冠者，冠或尺四寸。”〔20〕明人张瀚《松窗梦语》云：“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21〕“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22〕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由于“十不从”的原因，清代女装依然保持了明代的基本样式，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云：“顺、康时，妇女妆饰，以苏州为最时，犹欧洲各国之巴黎也。”〔23〕
中国的专制政治至明代愈趋深刻，至晚明，士子的主体意识觉醒，新的文化思潮涌动，诸多士人求新慕异、衣着怪诞、行为不羁，不仅是一己之个性与喜好使然，更是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叛礼教，张扬个性。明人郑仲夔《耳新》描述名士张献翼“每喜著红衣，”又“置有五色须，每出行，携之满袖中，不数步，辄更戴焉”〔24〕。清初余怀在《板桥杂记》里记载无锡名士邹公履“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着纸衣，齿高跟屐，佯狂沉湎，挥斥千黄金不顾”〔25〕。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晚明名士们可谓“潮爆”了。
服饰除了实用功能外，还有装饰功能，服饰之美从来没有一个举世统一、亘古不变的标准，因此，“奇”与“异”是不断更新的表现。服饰的构成要素有质、形、色、饰、画五种，服饰的“奇”与“异”也是从这五个方面来生发的。刻意回避或否定服饰的“奇”与“异”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今日的犀利哥其实是迫于无奈，但他对时装界却有奇特的贡献，伪娘虽然很奇怪，其实也只是一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在了解了中国奇装异服的历史面貌之后，我们将会更加珍惜今天世界服饰开放的大好气候，应该在“奇”与“异”中，经过审视、比较、选择，肯定真的、善的、美的，摒弃假的、恶的、丑的。要能于“奇”、“异”中折射出着装者高雅、健康、奋发向上的审美情趣，反映出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反之，妨害身体健康发育、不利于生产生活、过分违拗当代社会审美趣味的丑装怪服则应该摒弃。唯有如此，服饰之园才会“万紫千红总是春”。
颜湘君
注释：
〔1〕《资治通鉴》三，“陈纪六·高宗宣皇帝中之上太建七年（乙未、五七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十二册，第5339页。
〔2〕李孟符著，张继红点校：《春冰室野乘》八三“服妖”，《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3〕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8页。
〔4〕（明）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5〕（明）李乐：《续见闻杂记》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7页。
〔6〕伏胜：《尚书大传》三，“洪范五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64页。
〔7〕《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53页。
〔8〕干宝：《搜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合订本，第78—80页。
〔9〕《晋书》卷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92页。
〔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页。
〔1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页。
〔12〕李孟符著，张继红点校：《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13〕《史记》卷三十九，第五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43页。
〔14〕《晋书》卷二十七，第三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2—823页。
〔15〕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下），卷二十三，“士人·张幼予”。
〔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4页。
〔17〕〔1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十一，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0、212—213页。
〔19〕《晏子春秋》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20〕《邱邦士文鈔》卷二。
〔21〕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华书局1985合订本，第79页。
〔22〕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23〕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49页。
〔24〕郑仲夔：《耳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31页。
〔25〕余怀：《板桥杂记》下卷，青岛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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