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弹正”以建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与理论探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统计，截止1994年，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达一千六百部以上，台湾香港还未计入，可见其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呼吁“重写文学史”，人们反思文学史写作，提出质疑，总结经验，积累了很多成果，这似乎显示了再写文学史或者重新讨论文学史写作已无必要：群众都已经过了河，就不必再去摸石头了。

　　中国文学史的史观深受兰克以来的现代史学影响，文学史写作往往追求客观真实，着意挖掘作者意图，描述文学史的线性进步，叙述中融入民族国家意识，而尤以客观真实、线性进步为著。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史学家们激烈批判这些史观，这股思潮早已波及中国。吾人随波逐流，拾洋人余唾，回收学术地沟油，固不足取；然而视之为洪水猛兽，置之不理恐怕亦非正途。有识之士早已迻译相关论著，讨论也正逐渐深入，对后现代史观也有一定的回应。

　　可惜，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尚未见到对后现代文学史观的深入思考，如何融合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学史观，著成通史，成一家之言，做出一部全新的中国文学史，依然值得期待。人称天下第一才子的龚鹏程先生，著作等身，其新著《中国文学史》（上）以全新的面貌，回应各种文学史观的思考，值得研究者讨论、反思、借鉴。龚著《中国文学史》2009年先后在台湾、大陆出版。台湾《文讯》月刊社还为此办了一次座谈会，也刊布了陈国球先生等人之评述，学界不无反响。这部文采斐然的文学史专著形态迥异前人；学术风格明显，有着强烈的个性；新见迭出，颇有一扫陈见的气概，而且对文学史观和方法有深刻的自觉与反思，这一点尤其可贵。

　　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极富个性，充分展示了他的文章魅力，书中常对其他的文学史研究提出批评，指责其他文学史著的不合理，独主一说，且批判力强。

　　谈到《诗经》时说：“过去的研究者碰到这些歌诗，常不能掌握其性质，总是迷信歌谣起于民间”，打破历来以民间文学与贵族文学之分的成见。鲁迅论魏晋风度时，曾说魏晋是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龚先生却说“其实不然”。“今人论文学史，不知源流，又胶执‘魏晋自觉’说，遂以为文体之辨是魏晋以后的新事况，殊不知汉代文体观早已确立”。讨论四声八病说时，龚先生怀疑陈寅恪《四声三问》分析的有效性，说“陈先生论学，喜说印度渊源，实不足据”。“谈文学史的人，讲到隋唐也是精神大振，脑袋充了血，便胡言乱语了起来”。“过去的人，老是搞不清政治与文学的分际，以王朝史为文学史的框架，现在我们可不能也犯糊涂”。批评前人把李白概括为浪漫诗人，是“贴标签”，“实在笑死人了”。他不但批评今人，还不满古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弄不清这其中的道理……把东晋文风不再华丽之故，说是因东晋玄风大畅，真是完全搞反了”。引述前人对古文运动的描述，下断语说：“孰知大谬不然，历史不能如此简单化地处理。”还把读者可能的知识盲点指出来：“那道教不就是老庄思想的宗教化吗？哈哈，你又弄错了！”仔细翻检，当有更多批驳弹正的语句。

　　龚先生在著作中并非毛举细故，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而是几乎从整体上否定之前的文学史写作。“序言”中便一篙子打翻一条船，夸张地说一千六百多部文学史，“佳作寥寥”，“伐木造纸，殆已毁了数十座森林云”。他认为文学史写作多以课堂讲义形式编制，限于教材体例，“嚼饭喂人，既已淡乎寡味；粗陈梗概，遂愈觉水清而无鱼。安章宅篇，务求分量匀齐、面面俱到，更不能见心得，尤其无以见性情”。从史法、史例、史体角度否定了前人著作，批评他们不是文学“史”。同时，认为大多数文学史著的论述框架、文学史观太过陈旧。这些文学史著要么是历史目的论、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等一连串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即构作了历史的进化”，魏晋革新了汉儒的腐朽，“明七子的复古又被公安派独抒性灵所改革，革命者代表了启蒙的价值：理性、自觉、浪漫、个我主体等，于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论述，就变成了对新时代国民意识教育的一环”。批判他们依附于政治社会史，算不上“文学”史。所以，另写一部文学史以“匡谬正俗，或为读者打开一点思考空间”。

　　对其他文学史著作何以有那么多的批评？粗读之下，以为这是龚先生故作惊人之语，其实别有怀抱。

　　“史前史”这个概念中两个“史”字表示着两种不同的指涉：前一个指的是史著、历史书籍，而后一个指的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这样才能理解整个词指的是“历史记录以前的历史事件”，而不是自相矛盾的“历史之前的历史”。同样，“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也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史于过去的时空中的本源性存在。今人可以借助文献、考古等方式，使我们坚信在过去的某个时空，的确存在过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以及他们留下了文学作品，这一切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文学事件；另一方面这个词是指写成的一本本、一册册的文学史著，它们是对原初的中国文学史的记录。

　　但是，过往的时空不复存在，今人无法返回历史现场，那么客观的历史原初就永远是不在场的“存在”。我们要把握这一“不在场的存在”，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只能通过叙述来构建过往的时空。结果，就成了后现代史家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叙事”，历史叙述不但挣脱历史本源的影子，反而重新塑造着“历史本源”，反客为主，让读者以为这就是历史本源。

　　文学史著作——即文学史叙述——如何还原文学史原初，这是文学史观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家一直有客观求真的要求，历代史家提出著史以“实录”为标准，但历史叙述、历史记录其实就是带着人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阐释活动。史家力图克服自己的主观性，以求还原历史，但活生生的人如何避免得了主观性？于是，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就有人干脆承认主观性的地位，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中说：

　　或曰：当以客观态度，叙述往事，而不下一断语，……余曰：不然，苟仅以客观态度，陈列往事，则古人原书具在，学者一一读之可也，何劳吾著“文学史”哉。原书既不能卒读，不得不有人为之提要钩元，使之一览了然。一经提要，即有主观参入其中矣。

　　这种意见应该不是孤例。龚鹏程先生也是承认文学史本源难以追溯，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一个时代，既在历史长河中表现着它自己，又同时活在后人的理解诠释中，这两者是交叠在一起的。而后人之理解与诠释，乃是文学史意识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因为没有人会去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更不可能不对史事表示评骘，所以他们的历史叙述或评论，势必体现着他们自己的文学史视野及观点。历史本身若是甲，这些诠释就是乙。不过，因不同时代的人各有其诠释，故乙也就不会只有一个，而是乙一、乙二、乙三……所谓文学史，即是这些乙参差叠合，互相印证、互相辩驳、互相竞争、互相校订、互相拆解之过程，它型塑着我们的文学史认知。因此，讲文学史而不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乙，是假天真。假装自己的介绍就是历史的本然，而不告诉读者他的叙述与诠释其实乃是由某个乙来的，或由许多乙拼凑而来。

　　首先，把文学史理解成两者的交叠，其实就是对现代、后现代史观的回应。大陆学界一直思考文学史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真实，就是考虑如何让历史叙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本源。这，且不说理论上是难以实现，就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也难以保证。龚先生并不认为既然客观性难以达致，就干脆自说自话，人各一说，家有己见，而认为文学史叙述是主客交融的诠释活动，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叙述，受到历史本源的规定，这从阐释学的角度打开了“历史真实性”思考的空间。

　　相对于历史本身的甲，龚先生特别指出历史叙述乙一、乙二、乙三……这些文学史著之间天然地存在矛盾抵牾，通过各种文学史著相互辩驳弹正，读者可以观察到各文学史家的洞见与盲见，相互修补，相互印证，建构起读者的文学史认知。他说：

　　我们现在讲文学史，就要一面抽丝剥茧，说明一个时代就作家在乙一、乙二、乙三……各诠释体系中的形象是什么；再借由它们彼此辩驳、相互校证，去试着还原历史之甲可能是什么；继而更须以此去解释历史之甲如何透过诠析之乙一、乙二、乙三……，带出了或影响出了后来丙一、丙二、丙三……的历史。

　　这个思路也为我们展示出接近历史本源的“甲”之方法，这也是龚先生书中不断“批驳弹正”的原因所在。

　　既然各种文学史之间应该互相校订，就要提出与其他文学史著的不同看法。所以龚先生书中不断有如上文举出大量的批驳文字，还在前人诠释的缝隙中，找出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另立新解，令读者感到新见迭出。比如认为汉代士人有“士不遇”的普遍哀感，而这种集体感情所投射的对象，便是屈原。指出《古诗十九首》为女性化的书写，展示出异于战国的“游”的精神，是悲亡命、唤游子、伤沦谪、哀时命相结合的一种由居人意识反照的“游”之精神。还特别强调文学传统中除了“抒情言志”还有“以文为戏”的一面，从语言侍从之士的写作到历代拟作仿写，乃至李商隐的创作，都有之前人们忽视的这一面向。或另立价值标准，指出宫体诗在声色大开上的绝大贡献，形成香奁闺情的体系……

　　龚先生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史著列入“乙”，参与到这个相互印证、竞争的队伍中去。所以他说“文学史写法千变成化，我独行一路，岂能尽得其妙？又岂能禁止别人从别的路向来寻幽访胜？”显示了一种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

　　陈国球先生认为在中国自有文学史研究以来，就与教育机制密切难分。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文学的历史存在既然被视为学子必须掌握的知识，而以语言文字于另一时空重现，它的叙事体式必然具备了几个特征：一是叙事者（narratot）表明所叙述的不是谎言，乃是真相；二是叙事者假设自己和读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对等；叙事者访得了知识的火光，然后传递给蒙昧的读者；基于不平等的地位，基于高度的自信，叙事体充满从上而下的指导语态，藏有嘉惠后学的自慰心理。而龚先生这种开放的态度，就摆脱这种启蒙式的体态、腔调，而是呈现出互动的姿态、欲望，使读者参与到文学史的建构中来。

　　最后，这种参与性也带来了阅读趣味，看到龚先生这么多的“批驳弹正”，读者也许努力寻找龚先生的盲见，变成主动学习。当然，如果把书中讨论到的相关论著列在参考书目中，以便读者翻检、对比，进一步思考龚先生的立论，就更符合这个开放、互动的要求了。

　　潘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