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企质量与数量的均衡
- 来源:英才
- 关键字:国企,均衡,核电
- 发布时间:2012-01-09 17:22
企业行为长期化
宋立新（主持人）：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德国、意大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宣告退出核电领域，法国、荷兰等国家依然坚持发展核电，形成两大阵营。如何从核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孙勤（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核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个选择，而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对于中国是一种刚性需求，如何解决好能源问题成为关键。虽然能源有很多种类，火电、水电、风能、太阳能、核能等，但如果细分真正可以作为主力能源的，只有两个：一是煤，我们是以煤为主的国家，虽然未来必须要走清洁煤的路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剩下的必须发展核能。
水电、风电，生物质能或者是太阳能，这些能源都有资源总量与环境的限制，它们本身能源属性是间隙性能源，这使得它们很难成为主力能源。福岛事件告诉我们发展核能必须安全，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三代核电，同时正在研发第四代核电，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核电满足当前人们对核安全的要求。
以中国核电目前的速度发展，到2015年中国核电可以跻身世界前三位，但是做大容易，做强不容易。我们还必须要有自主知识品牌、设计能力与完整的安全体系作为支撑，未来还要带着整套设备输出走出国门。
宋立新：怎么解读铁路建设中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必要均衡？
赵小刚（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7.23”事故之后大家对高铁非常关注。首先高铁是由五大系统组成：路轨系统、供电系统、通讯讯号系统、动车组系统和调度系统。这五大系统任何一个系统的隐患都可能导致高铁的安全问题。
20年前，中国的交通发展是不均衡的。在航运、公路、航空、铁路中，铁路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在20年后的今天，铁路在运输系统里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仍然处于不均衡。中国现在铁路份额一年一年在减少，如果要搞节能减排，降低物流成本，中国的铁路发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金融危机以来国家投入4万亿之后新上很多项目，这些项目产生一定不均衡，就是资金融资的规模和建设的规模发生不太匹配。而2011年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只对铁路一个行业受到影响，而是很多行业的资金面都受到影响，但是可以看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发展铁路要修12万公里的政策没有变。
资源配置全球化
宋立新：中石化现在是亚洲最大的企业，世界500强第五位，但如果比较海外收益，国外石油巨头的海外收益占比超过50%，中石化虽然也近30%，但差距明显，如何看这种落差，中石化又是如何配置全球资源的？
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国际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但企业经营不是为国际化而国际化，还要以打造国际竞争力为核心。世界上大的国际化公司的海外收益很多都超过总营收的50%，这背后是一种全球资源的整合和再配置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包括大型央企在这方面的能力培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央企真正实现整体的提升和快速发展也就十几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是有了进步，但同时也不能为占有更多国际市场而急于成长。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国际化的速度而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取决于我们的技术创新、研发和科技进步的能力、企业管理创新的能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是核心，没有这一条企业永远没有将来。
宋立新：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却没赚到什么钱，甚至是亏损。中交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在海外市场做大的同时，赚到钱？
周纪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交建设目前海外在建合同一共290亿美元，450个项目。目前为止我们在建项目没有一个亏损。2011年底，中交海外利润占公司总体利润30%左右。普华永道给我们盈利预测是148亿。
当然今天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之前我们有过教训，从1978年中交开始走向海外的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是亏损，偶然赚的钱也大部分都在应收账款和存货里，没有现金。2006年，我们在经营方式和思维上进行一些转变，取得较大进展。过去我们会考虑汇率的变化去权衡投标时亏损点的选择，但是实践后发现海外汇率变化导致的价格变化很大，市场波动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所以我们开始用现汇，这样基本能够把握很好的投标价格。
宋立新：黄金这几年涨的很高，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黄金储备对于稳定金融系统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资产中占比不到2%，我们该如何看待黄金对于稳定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作用？
孙兆学（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要怎么走向大国、强国，很重要的一条是使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中国应该有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和黄金合理配比。举例来说，黄金使得美元走向国际化。1944年，美国经济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60%，外贸总量接近30%，美国当时的黄金储备大致是2.1万吨，占世界总量的72%左右。美国当时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这样美元就在黄金的推动下成为世界货币。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元和黄金脱钩，但大家也在继续使用美元。
到了90年代初期，欧洲经济不断强大，但是经济受到美元贬值冲击，欧洲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34%，外贸总量占到百分之十几，黄金这些国家加起来是1.1万吨，占到全世界黄金储备的34%左右，使欧元成为区域货币和世界货币。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拥有庞大经济总量、外贸总量以及国家信誉度极高的情况下，合理的配比黄金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国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
产业结构调整
宋立新：从神州飞船到天宫一号证明了中国的尖端技术达到很高水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技术在原创创新上、基础研究设计以及高端工业制造上的短板很明显，我们要如何看待这种差距？
熊群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尽管我们有很大进步，但这几年电子信息和装备的发展，只是从一些单项技术在某些领域与世界对接，而从整个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基础来讲，比如基础软件、基础芯片等，与国外差距巨大。
以前我们研发是以各个研究所或者是独立的研发为主体，实际上，我们缺乏系统整体布局，缺乏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有效支撑。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相互之间带动性和影响性不够，所以某些单项技术突破了，却并不意味别的项目同样能上去。而我们单项产品投入，没有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良性循环，也不能持续。我们现在提出的科研计划是重新打造科技创新体系，这种打造本意是做系统性产业的布局。
宋立新：2011年航天科工集团营收要超过千亿了，是否民用产业贡献比例进一步提升？
许达哲（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航天科工是中国最大导弹武器研究生产单位，也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的建设。我们对“千亿”这个规模并不十分在意，我们更在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更在乎如何打造先进的国防武器装备，提高装备建设效应。
从2007年到现在，航天科工民用产业比例逐年增加。因为现在是和平年代，武器装备采购量还是十分有限。所以，这些年的增长主要是向民用产业拓展，向和平利用太空方向拓展。比如我们做的各种利用于气象安全的气象雷达、也有用于载人航天。我们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不仅关注国家安全，也关注社会安全；不仅关注国土安全，也关注经济安全。
宋立新：近几年整个火电行业集体亏损，陷入恶性循环当中。大唐电力要如何进行调整，突破目前的困境？
刘顺达（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董事长）：现在讲的电包括水电、火电、核电等电，主要亏损是在火力发电行业。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我们持续大面积亏损。对中国大唐来说，2007年盈利70多亿，2008年亏损70个亿。电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单一产品，作为火力发电就是算清账，当煤价上涨到一定门槛值时，国家规定火电厂要消化煤价上涨的30%，单从这一方面中国大唐就付出了很高成本。
作为电力，我认为国家应该给它重新定义，电流和现金流都要有一个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我们这几十年发展看，煤和电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问题如果不系统解决，对我们的结构调整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有连续三年巨额亏损，亏损面达到了70%。电力企业自行消耗煤价上涨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现在我们没有利润可言，我希望未来电流不会因为资金流而断裂。
策划|本刊记者 严睿 整理|本刊记者 王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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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新（主持人）：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德国、意大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宣告退出核电领域，法国、荷兰等国家依然坚持发展核电，形成两大阵营。如何从核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孙勤（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核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个选择，而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对于中国是一种刚性需求，如何解决好能源问题成为关键。虽然能源有很多种类，火电、水电、风能、太阳能、核能等，但如果细分真正可以作为主力能源的，只有两个：一是煤，我们是以煤为主的国家，虽然未来必须要走清洁煤的路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剩下的必须发展核能。
水电、风电，生物质能或者是太阳能，这些能源都有资源总量与环境的限制，它们本身能源属性是间隙性能源，这使得它们很难成为主力能源。福岛事件告诉我们发展核能必须安全，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三代核电，同时正在研发第四代核电，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核电满足当前人们对核安全的要求。
以中国核电目前的速度发展，到2015年中国核电可以跻身世界前三位，但是做大容易，做强不容易。我们还必须要有自主知识品牌、设计能力与完整的安全体系作为支撑，未来还要带着整套设备输出走出国门。
宋立新：怎么解读铁路建设中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必要均衡？
赵小刚（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7.23”事故之后大家对高铁非常关注。首先高铁是由五大系统组成：路轨系统、供电系统、通讯讯号系统、动车组系统和调度系统。这五大系统任何一个系统的隐患都可能导致高铁的安全问题。
20年前，中国的交通发展是不均衡的。在航运、公路、航空、铁路中，铁路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在20年后的今天，铁路在运输系统里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仍然处于不均衡。中国现在铁路份额一年一年在减少，如果要搞节能减排，降低物流成本，中国的铁路发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金融危机以来国家投入4万亿之后新上很多项目，这些项目产生一定不均衡，就是资金融资的规模和建设的规模发生不太匹配。而2011年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只对铁路一个行业受到影响，而是很多行业的资金面都受到影响，但是可以看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发展铁路要修12万公里的政策没有变。
资源配置全球化
宋立新：中石化现在是亚洲最大的企业，世界500强第五位，但如果比较海外收益，国外石油巨头的海外收益占比超过50%，中石化虽然也近30%，但差距明显，如何看这种落差，中石化又是如何配置全球资源的？
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国际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但企业经营不是为国际化而国际化，还要以打造国际竞争力为核心。世界上大的国际化公司的海外收益很多都超过总营收的50%，这背后是一种全球资源的整合和再配置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包括大型央企在这方面的能力培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央企真正实现整体的提升和快速发展也就十几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是有了进步，但同时也不能为占有更多国际市场而急于成长。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国际化的速度而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取决于我们的技术创新、研发和科技进步的能力、企业管理创新的能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是核心，没有这一条企业永远没有将来。
宋立新：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却没赚到什么钱，甚至是亏损。中交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在海外市场做大的同时，赚到钱？
周纪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交建设目前海外在建合同一共290亿美元，450个项目。目前为止我们在建项目没有一个亏损。2011年底，中交海外利润占公司总体利润30%左右。普华永道给我们盈利预测是148亿。
当然今天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之前我们有过教训，从1978年中交开始走向海外的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是亏损，偶然赚的钱也大部分都在应收账款和存货里，没有现金。2006年，我们在经营方式和思维上进行一些转变，取得较大进展。过去我们会考虑汇率的变化去权衡投标时亏损点的选择，但是实践后发现海外汇率变化导致的价格变化很大，市场波动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所以我们开始用现汇，这样基本能够把握很好的投标价格。
宋立新：黄金这几年涨的很高，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黄金储备对于稳定金融系统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资产中占比不到2%，我们该如何看待黄金对于稳定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作用？
孙兆学（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要怎么走向大国、强国，很重要的一条是使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中国应该有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和黄金合理配比。举例来说，黄金使得美元走向国际化。1944年，美国经济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60%，外贸总量接近30%，美国当时的黄金储备大致是2.1万吨，占世界总量的72%左右。美国当时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这样美元就在黄金的推动下成为世界货币。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元和黄金脱钩，但大家也在继续使用美元。
到了90年代初期，欧洲经济不断强大，但是经济受到美元贬值冲击，欧洲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34%，外贸总量占到百分之十几，黄金这些国家加起来是1.1万吨，占到全世界黄金储备的34%左右，使欧元成为区域货币和世界货币。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拥有庞大经济总量、外贸总量以及国家信誉度极高的情况下，合理的配比黄金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国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
产业结构调整
宋立新：从神州飞船到天宫一号证明了中国的尖端技术达到很高水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技术在原创创新上、基础研究设计以及高端工业制造上的短板很明显，我们要如何看待这种差距？
熊群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尽管我们有很大进步，但这几年电子信息和装备的发展，只是从一些单项技术在某些领域与世界对接，而从整个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基础来讲，比如基础软件、基础芯片等，与国外差距巨大。
以前我们研发是以各个研究所或者是独立的研发为主体，实际上，我们缺乏系统整体布局，缺乏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有效支撑。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相互之间带动性和影响性不够，所以某些单项技术突破了，却并不意味别的项目同样能上去。而我们单项产品投入，没有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良性循环，也不能持续。我们现在提出的科研计划是重新打造科技创新体系，这种打造本意是做系统性产业的布局。
宋立新：2011年航天科工集团营收要超过千亿了，是否民用产业贡献比例进一步提升？
许达哲（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航天科工是中国最大导弹武器研究生产单位，也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的建设。我们对“千亿”这个规模并不十分在意，我们更在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更在乎如何打造先进的国防武器装备，提高装备建设效应。
从2007年到现在，航天科工民用产业比例逐年增加。因为现在是和平年代，武器装备采购量还是十分有限。所以，这些年的增长主要是向民用产业拓展，向和平利用太空方向拓展。比如我们做的各种利用于气象安全的气象雷达、也有用于载人航天。我们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不仅关注国家安全，也关注社会安全；不仅关注国土安全，也关注经济安全。
宋立新：近几年整个火电行业集体亏损，陷入恶性循环当中。大唐电力要如何进行调整，突破目前的困境？
刘顺达（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董事长）：现在讲的电包括水电、火电、核电等电，主要亏损是在火力发电行业。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我们持续大面积亏损。对中国大唐来说，2007年盈利70多亿，2008年亏损70个亿。电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单一产品，作为火力发电就是算清账，当煤价上涨到一定门槛值时，国家规定火电厂要消化煤价上涨的30%，单从这一方面中国大唐就付出了很高成本。
作为电力，我认为国家应该给它重新定义，电流和现金流都要有一个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我们这几十年发展看，煤和电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问题如果不系统解决，对我们的结构调整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有连续三年巨额亏损，亏损面达到了70%。电力企业自行消耗煤价上涨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现在我们没有利润可言，我希望未来电流不会因为资金流而断裂。
策划|本刊记者 严睿 整理|本刊记者 王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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