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工程师们的选择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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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0-20 11:0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距离首都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34岁的王士光享受着胜利带来的快乐。而在这个城市庆祝新国家的诞生，对于他来讲有着特殊的意味。
11年前，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王士光第一次接受任务，就是到天津建设地下电台。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接手的第一个重大任务，仍是到天津，接管这个重要制造基地的电信企业，建设全中国的电信网络。
这一天，在美国芝加哥，进步的北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举行了一个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当时任“北美科协”负责人的葛庭燧后来告诉儿子葛运建，当天为了悬挂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旗，两方学生大打出手。
主攻物理、并曾为抗日根据地造地雷的葛庭燧，在决心回国后曾给滞留美国的钱学森写信：“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觉凄然而自愧！”
著名的金属力学专家葛庭燧，将于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在崭新的共和国，这位“旧知识分子”通过实践成为了真正的国家建设者，他甚至三下鞍钢解决了铝材和钢材的质量问题。
在上海501汽车厂，24岁的赵晟在10月1日前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革命工作”：护厂。解放后，他因为能直接查阅美国通用卡车的英语保修手册而成为工厂里的技术能手，而这些车辆当时正准备用来攻打台湾。
无论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海外，无论是大学者还是小技师，工程师们终于集中在同一面旗帜下，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命脉运行、骨骼强健、生长茁壮而努力。
天津站的“地下工程师”
王士光的故事，一定要从清华讲起。虽然他曾在北大物理系学习，但在清华的经历让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士光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王治昌曾任北洋政府商务司司长等职。王士光的9个兄弟姐妹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妻子的王光美。王士光的本名王光杰。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曾著文回忆说，“对士光舅舅，我印象很深。他高大英俊，正直而随和，稳重又和蔼，外柔内刚，有坚定的原则和意志。”
1938年5月，华北大部沦陷，王士光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天津帮助地下党建立电台。用刘源的话：“他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带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到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委同延安的热线。”
王士光本来是想奔赴抗日前线的。1938年7月，领导河北地下党工作的葛琛却找到了他，希望利用他的特长。王没有犹豫，在8月抵达了天津。
王士光在天津的负责人，是时任河北省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姚依林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一幢洋楼的三层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
根据姚依林后来回忆，为了掩护这个单身的男青年，还找了一位女同志扮做他的妻子，又请一位在冀南牺牲的同志的爱人潘老太太扮做王士光的母亲，潘老太太带去的一个孩子，则成了“弟弟”，就这样组建了一个“家庭”。
与王士光搭档的这位女同志叫王新，东北人，圣功女中学生，是女同学会会员。后来，她成为王士光真正的妻子。
王士光的工程师本色，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那台自己组装的电台并不是王士光带到天津的。他们本来有一部美国的收发报机，效率低、稳定性差，发报时按键上竟然会迸出火花。
王士光想起临行前保存在六弟王光英住处的一部发报机，它是王士光采用新式电子管组装的，还有自己消除电路火花的功能。不久，这台先进的电台被交通员从当时的北平带到了天津。
这部电台可与延安、武汉、晋察冀联络。事实上，这个机关是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核心部门，与党中央、北方局保持联络，指导河北、天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但设备毕竟有限，长一些的文件就无法发出。王士光和王新只能在每晚的一个固定时间，简短地接收信号，得到中央指示。在白天，他就去一个小作坊工作，修理收音机。
这些情节，在今天可能会让人们想起电视剧《潜伏》，其实，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负责地下电台的李侠夫妇的原型之一，就是王士光和王新。
这部王士光在大学时制造的电台，后来在天津的几个地下党机构中使用，一直工作到1944年有了新的替代品，6年间从未中断。
“半部电台”要接收天津
1939年8月，王士光和王新就一同离开天津，前往平西根据地，先后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他就是在这时开始正式使用王士光的名字。
1946年，他受命组建一个广播电台。此前，“延安台”几乎是共产党唯一的对外声音。它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干扰，可能影响其他各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王士光用了3个多月时间，设计、建设完成了这个被称为“邯郸台”的广播电台。1946年9月1日，他用不太标准的国语播发了第一条消息：“邯郸台”开始广播。
“邯郸台”是用两台改装后可以烧木炭的汽车发动机作为电源的，非常不稳定，甚至一度因此停播。于是，王士光改用蒸汽机发电。但蒸汽机的烟筒容易暴露目标，他们就顺着山坡砌了十几米长的烟道。几天后，“邯郸台”终于又开始播音。
对“邯郸台”最重要的考验，是在1947年3月。当时阎锡山进攻延安。3月29日，“延安台”没有照常播音。
当时“邯郸台”并没有收到中央通知。王士光决定，代替“延安台”进行广播，打击敌人士气。当晚，他们用已经更名为“陕北新华”的“延安台”进行呼叫，表示“由于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天再见”。
第二天晚上，“邯郸台”像“延安台”一样播放了“兄妹开荒”的前奏曲，正式以“陕北新华”的呼号进行广播。
“邯郸台”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一直工作到1948年5月23日，中央启用新的广播电台。
这一年秋天，王士光在河北平山见到了中央军委电信局局长王诤。
王诤本名吴人鉴，是黄埔6期毕业生，专门学习无线电通讯。1930年他被红军俘虏，改名后参加红军。
王诤就是著名的“半部电台”的使用者。这是共产党军队的第一部电台，因发报机损坏、只能收听而被称为“半部”。王诤自己则是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部队的队长。他的传奇，堪比任何一位红军将领。比如在长征中，中央军委曾与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络几个月，王诤后来从无数个无线电信号中辨认出了二、六军团发报员的手法，并建立了联系。
在这次谈话中，王诤告诉王士光，华北解放在望，他要准备参与接管天津的电信企业，组织恢复生产。
“边区科学家”
与“潜伏”的王士光一样，葛庭燧也曾在30年代末投身红色阵营，经历了他生命中最为光荣的十几天。
葛庭燧1913年出生于山东蓬莱乡下，193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他一直是积极的爱国者，抗战初期曾在清华组织了“实用科学研究会”，向民众宣传科普知识和国防科学。
北平沦陷后，葛庭燧因结核病留了下来，并进入燕山大学做助教。
这时，滞留在北平的清华师生开始在葛庭燧的老师、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组织下，为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生产无线电设备。
因为燕大是美国人开办的，日本人无法进行管制，葛庭燧就经常受老师派遣，查阅有关无线电的资料，并购买雷管和无线电元件。1938年11月，他终于有机会前往共产党根据地。
据葛庭燧回忆，他穿了藏青色的西装、戴着礼帽，揣了一份北平护国寺教堂的牧师证，化名姓舒，先从北平乘火车去保定，经过日本宪兵检查后到达任丘。葛庭燧后来见到了吕正操。
葛庭燧的儿子葛运建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这一队“高知”抗日者有来自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的教师、学生9人，燕大、北大的3人。
葛庭燧后来回忆，他们曾跟随军队在任丘和高阳转移了两天两夜，以对抗日军扫荡。
工程师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炸药和建立电台。这些炸药，就是冀中军区开展地雷战的“本钱”。
当时冀中军区有一批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氯酸钾原料，但是它的性质非常活泼，经常出现问题。一次试制中，竟然将整个房子都炸没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汪德熙支持了试验，他倚仗的只是从北平带来的一本英文《高级炸药学》。
汪的方法是将掺油的氯酸钾与硫磺混合，然后像“砸炮”一样实验，如果响了就是仍不稳定；没响就是稳定了。后来清华的物理专家们也参与了进来，研究雷管。为了验证成果，他们还曾亲自去平汉铁路炸日军的火车头。
聂荣臻元帅后来说：“我们今天在战争中消耗很大，就要依靠‘边区科学家’。”冀中的炸药厂，最后竟然成为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的大型军工厂。
解放来了
葛庭燧在根据地呆了半个月，刚回到北平就与中间人失去了联系。他和汪德熙在1941年赴美，随后就以光谱学和金属力学著名，一度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不过，从冀中到延安，从山东到江南，无数个葛庭燧最终留在了红色地区。
后来担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于1941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加入地下党。为了躲避国民政府通缉，她撤退到淮北根据地。第二年淮河泛滥，这位学土木工程的“绩优生”，成为了堵口复堤的技术负责人。
同钱正英扮成兄妹一起到根据地的大同大学电机系学生黄辛白，后来则成了她的丈夫。
1949年4月，葛庭燧接到清华物理系学弟钱三强的信：“想到我们十三四年前曾经奋斗所想达到的目标，现在来了。只要我们个人人生观仍旧，一切都觉得很自然。”
钱三强本来受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鼓动，于1948年回国，准备建设中国自己的核工业，但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不了了之。北平解放前夕，钱三强借口母亲生病留了下来，果然真正得到机会发展中国的原子弹。
5月，葛庭燧向还在美国滞留的钱学森转寄了来自大陆的书函。为了打消钱学森的担心，他附信说：“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
他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当葛庭燧下定决心回国的时候，中国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厂---上海501汽车厂接到命令撤退到广州。
根据赵晟后来回忆，501汽车厂有1000多名职工，设备多数来自美国和日本。在40年代末，它还挂着“汽车制造筹备处”的牌子，成为中国整车设计制造的一个源头。
由于多数职工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拒绝前往广东，在5月的一个早上，数百名军警封锁了工厂。赵晟看见几名戴黑眼镜、压低鸭舌帽的特工一个个检查职工证件，将可疑分子戴上手铐带走。
赵晟此时到501厂刚刚一年。他毕业于中国第一个汽车工程系---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自动车工程系。后来回忆起这个选择，他说了四个字：“工业救国”。
501厂最终被工人们保护了下来。复工后，赵晟被任命为总装配车间的技术员。
有一次听他讲课的工人问，什么叫解放？赵晟不假思索地说：“解就是解除束缚，放就是放开能力。”
50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情节。“正是在这种解放精神的感召下，我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能说的发动机
501厂随后被三野接管，更名为华东军区第一汽车制配厂。来自上海以及整个华东地区的技术骨干就集中在这里工作。赵晟不久就被调到南京的军区工厂管理处。
工厂管理处下辖的第二汽车制配厂就是今天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前身。30多年后，“南汽”与意大利合作生产依维柯厢式汽车时，赵晟已是项目的中方负责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一汽车制配厂西迁陕西。这一次职工们却都愿意举家随行。已回到工厂的赵晟与工厂一同西行，他记得刚到陕西最惊奇的是黄土地，“竟然那么松软，一踩一个脚印。”
而这个工厂就是今天潍柴动力的前身，赵晟在这里正式获得了工程师的称号。
1952年，他担任总图设计和绘制的中国第一台汽车发动机制造成功。不过根据赵晟回忆，当时他在查阅老501厂的资料时发现，苏联制造的主要汽车车型，实际上来自美国，在图纸上只不过将英寸改为厘米计算。但这在当时还是“惊天大秘密”---这台发动机的样品是苏联的M20发动机，它和美国的T214发动机基本一致。
赵说，中国汽车工业真正的开始其实是在“大跃进”年代。仅他在这个期间参与的就有中国第一辆轿车井冈山轿车、北京轿车和检阅车、东方红轿车和第一辆平头轻型卡车的设计和试验。不过对于老一代汽车人来讲，这个往事着实有些辛酸。
井冈山轿车本来参照了德国大众公司的“甲壳虫”，但不能像“甲壳虫”一样前机器盖下陷。于是在工艺美术专家的帮助下，换成了方型。随后又改成四门。
由于车重增加，行驶变形，以致后来的百辆“井冈山”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盛举”半途而废。
大众和中国第一辆轿车的“亲密接触”并不成功，却在几十年后占有了中国30%以上的轿车市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王士光在1950年被任命为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局长是王诤。
在王士光的后半生中，他已不只关心单纯的通讯技术。1977年，他被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军工电子科研和生产。当时这个领域的重点已经是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同步通讯卫星。
在1980年、1982年和1984年，这三项技术陆续实现突破，导弹升空、卫星上天。
2003年，这位中国电子工业的元老去世。后辈敬词：士卒品行贯一，光明磊落一生。
葛庭燧回国不久，就前往沈阳组建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在学术研究之外，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给了他一片新的天地：用无损探伤解决大型构件的制造难题。
他经常穿着棉袄跑去车间和工人一起研究实际生产，解决过飞机大梁、飞机起落架、水库闸门制造中的问题。1974年他最后一次下鞍钢，解决了建造核舰艇的中厚钢板的探伤。
葛庭燧于2000年4月去世。“文革”期间，因为当初去冀中的中间人被认为是特务，他也被隔离审查。与他关在一起的归国华侨李柏年说，“老葛，你要是当年不从美国回来，今天就不会受这份罪了。”
葛正色道，“我不后悔回国，就是死，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死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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