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平生师友间——清末民初的张君劢与梁启超

　　记得王国维北京自沉后，同与他名列“清华四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挽联中评价二人是“相逢平生师友间”，令人无限感佩。但他们之间这种真挚的友谊却并非后无来者，例如张君劢与梁启超等。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政治上，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骨干，三十年代发起组建国家社会党。文化方面，他一生坚守“唯心史观”，是二十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的主角，晚年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在佛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而梁启超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暴得大名”，后更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他获得的巨大声望远超其“秀才老师”康有为。从年龄上讲，张君劢只能算是梁启超的学生辈。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则早已超脱时间的羁绊，两人长时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互照拂，彼此影响。

　　一、幼时与梁启超结缘

　　张君劢出身于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其祖父铭甫曾在四川省任知县，颇有政声。政事之余，铭甫究心于医卜星象，尤精于宋儒义理之学。及厌倦仕途，退居田间，甫定居于江苏省嘉定县城。至父亲祖泽，学医于苏州曹仓州，相继在上海、南翔一带开设诊所，因医术高明，在当地很有威望。祖泽娶妻刘氏，子女成人者十一人，君劢排行第二。

　　君劢六岁入家塾读书，聪明好读。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君劢奉母亲之命，考取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由李鸿章创办，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君劢入学的第二年，适逢康有为、梁启超师徒领导的维新运动受阻，只昙花一现，便断送在清廷保守势力的屠刀下。戊戌政变后，清廷通令各省逮捕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广方言馆”的门口，高悬着康、梁二人的大幅照片，自然引起初谙国事的张君劢的注意：这两位“逃犯”，正是致力于危机中“求变”，以挽救政治窳劣、在夷人的枪炮下颜面尽失的清王朝的舵手。在张君劢眼里，全然呈现出“救世者”的姿态。一纸“缉拿令”，竟成为张君劢对梁启超深感钦佩之肇始，也奠定他一生心系国危、委身国是的基调。

　　1903年，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创办震旦学院，教授拉丁、英、法、德文，以培养中国的翻译人才为宗旨。此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不仅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刊登该院的招生启事，还特地撰写了《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梁在是文中指出：“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语言文字者，几不可以人类齿。”对于勤奋好学的张君劢来说，梁启超的此番言论无疑有着类似引路灯的意义，不由对震旦学院心向往之。即便学费极其昂贵——半年约一百两，这对于家道中落的张君劢来说，实为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仍想方设法凑足数额，投考入学。张君劢晚年曾回忆起报考震旦学院的初衷和经过：“某天我见《新民丛报》登有震旦学院新闻——招生新闻——梁任公并说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这话非常刺激吾的脑筋。于是我就想进这个学堂，每半年要缴学费百多两银子，我设法缴了。”

　　第二学期，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张君劢改入南京江南高等学校学习。此时距离甲午战败十年有矣。甲午这一仗打醒了中国人的迷梦，也带来长时间难以抹去的耻辱和伤痛。在“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留日热潮推动下，年轻的张君劢亦萌发了赴日求学的念头。由于成绩优异，他很有希望获得江南高等学校的出国名额，却遭到家中父母的反对。即使数千字的陈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仍不获准。直到1906年春，张君劢考取了宝山县公费留日资格，方才遂了他的心愿。是年，张君劢带着毕业后充当中学教员积攒下的四百余元薪俸，东渡扶桑求学去了。

　　二、追随梁启超从事政治活动

　　抵日半年后，因“对理化素不发生兴趣，喜欢攻读法政”，张君劢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这违背了宝山县派遣学生专门学习理化知识的初衷，遂停止了对他的资助。这一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组织同盟会在东京业已成立。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大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围绕着是否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论战的阵地，分别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

　　最初，迫于生计，张君劢开始向平日经常阅读的《新民丛报》投稿。年仅二十岁的君劢，冷静地站在第三方立场，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观点和看法。他生平第一篇译著《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摘自英国自由主义学者穆勒的《代议政治论》，与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相似，张君劢也采取了意译的方法，并在译文中插入简短的“按语”，对原著加以点评。毋庸赘言，张氏借此主张的，正是英国式的改良道路与议会模式，此举为立宪派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然张、梁二人如何正式相识，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发表后，任公叹其才，收至麾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君劢是经人介绍，才得以与梁启超相识，旋即加入立宪派阵营，为《新民丛报》撰稿。正式有记录表明张君劢追随梁启超并参与其政治活动的，是1907年10月梁启超组织发起政闻社之时。

　　张君劢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出席了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的成立大会，并担任了“评议员”一职，在编纂科亦有职务。此时还是一名学生的张君劢，受梁启超的委任和影响，很快进入“问政”角色。他在政闻社主办的《政论》杂志上积极撰文，发表有关国内外情势的政论。不宁唯是，在被派遣回国发起宪政运动的过程中，张君劢与同事奔走于各立宪团体之间促其联合，“不达目的则不已焉”，终有国会期成会的成立。1908年2月，政闻社总部迁至上海，东京方面的事务由张君劢与罗孝高、鹏熙民、向瑞琨等人具体负责。是年７月，清政府为打击日益高涨的国会请愿风潮，将政闻社查禁。

　　在政闻社的这段时间里，张君劢的行动与组织能力初露端倪，对问题的思考也愈发成熟、稳健。张君劢曾就政闻社今后之具体运作致函梁启超：“以后进行，一营生产事业，一有血性者须多入官场，广占势力。”可以看出，这种本着务实精神、充满锐气的建议，不可能不对梁启超的决策产生影响，梁对张君劢的信任程度日益加深。1909年6月，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张君劢联合吴贯因、萧堃、向瑞彝在东京成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并主办了生平第一份刊物《宪政新志》。

　　1910年夏，张君劢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不久即束装回国。武昌首义成功后，在各省纷纷相应革命之际，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人士也在思索着行动的方向。有人提倡赞成共和，“从速出山，借谋发展”，有人主张“养晦以待，徐观后变”。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北洋实力派军阀袁世凯和湖北都督黎元洪三分天下。后两者皆有向梁启超“示好”之举，将梁的支持看作实际政治角逐中的重要筹码。黎元洪甚至托人请张君劢去接任公回国，而梁之好友、同志亦多主张联袁自重。张君劢在悉心考虑了中国的权力结构后，建议梁启超联合袁世凯。陈词中，张君劢言之凿凿：“窃为今后中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已……此二者比较的适于建设之业者，实在北方，故森以为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袁氏为人诡谲多术，颇不易合，则森以为联合之目的，并非在争政权，借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得可焉。持此术以与袁氏合，为道当亦非难。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于吾辈者，颇不乏人，借此以吸收才智之士，则党势愈厚。今后之中国，非造成一大党以为改革事业之中坚，则建设必不能完备，而危象且随而发现。”

　　张君劢此议的两个关键点，一为袁氏政治资本雄厚，实乃当今之实力派，二为借联袁以吸纳贤才，为日后“造成一大党”铺路。这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同。梁启超曾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审时度势，就打出了“和袁（世凯）慰革（命党）、逼满服汉”的口号。时至今日，大势已定，为在民国政坛上一展抱负，梁启超与张君劢等人倒向了袁世凯阵营。随即，张君劢投入到“造党”的实际活动中，相继有“共和讨论会”和“民主党”之成立。1912年8月，张君劢代表民主党赴日迎接流亡海外十五载的维新领袖梁启超回国。10月12日，梁在君劢的陪同下到达北京。朝野内外竞相邀请梁任公演讲，梁欣然接受。张则专门负责记录讲座内容。经过整理，编印成《梁先生演说集第一辑》，在是年12月出版。

　　仅在“联袁”后不久，张君劢就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袁氏主政并未改变清末以来社会失序、政局混乱的局面，张君劢深感不满。民国二年《俄蒙条约》签订，中国丧失了大量权益。以此次外交失败为导火索，张君劢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袁世凯十大罪》一文，视其为误国罪人，因此受到袁世凯通缉。在梁启超的劝告下，张君劢远赴德国，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的资格，进入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快，袁世凯复辟野心暴露，梁启超迅速致电有先见之明的君劢回国兴师讨袁。张君劢此时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收到电令后，立刻返国。这种舍小己利益以顾全局的精神受到梁启超的盛赞：“国变亦正棘，执友在戎行。万里奔命归，庶往共存亡。”

　　在“联袁”、“反袁”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张君劢一生拷问政治的起点和归处业已形成——即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对于先他一步接受并追求此种模式的梁启超来说，张君劢这位青出于蓝的后辈，俨然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得力干将。

　　1916年，欧战正酣。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应该参战。因在欧洲留学期间亲临过战场，张君劢断言德国必败，力主对德宣战。梁启超受其影响，亦极力主张参战。他们的出发点是与“废约”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在国际上能立功，然后才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在梁启超的推荐下，张君劢担任了由北京政府设立、受段祺瑞支持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一面每日与段祺瑞共进午餐，研究具体参战事宜，一面追随梁启超，与各国公使作初步接洽。继而，在张勋复辟中又因“维护共和”有功，段祺瑞重组内阁后，任命梁为财政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君劢担任总统府秘书。是为梁启超领导下的“研究系”首次接近政权中枢，并参与到实际的政治中去。

　　三、同梁启超转向学术探索

　　不到半年光景，段祺瑞内阁倒台，继任的冯国璋免去了“研究系”骨干的一切职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处理战败国的善后会议将在巴黎召开，在政治上受到排挤的梁启超决定以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归国一年来，在北洋大佬间从事游说、斡旋却毫无结果，自觉“茫然不知所以”的张君劢于是与丁文江、蒋百里、刘崇杰、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作为梁启超的助手一同赴欧。临行前，他们和张东荪等人彻夜长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努力”。可以说，以此次欧游为契机，梁启超一行人对民国政治展开了深入反思，并试图另辟蹊径——即准备在思想文化界一显身手。任公自言：“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一行七人自上海启程。因船位短缺，丁文江和徐新六取道太平洋、大西洋，其余五人搭乘日本“横滨丸”由印度洋、地中海直趋伦敦。在途中，由于远离了尘世喧嚣，政事纷扰，氛围颇为轻松。五人仿佛一同出游的学生，“彼此交换着当教习”，下棋作诗，“为乐无极”。梁启超还记载了关于君劢的一则趣事：“行舟之乐，为生平所未见，波平如镜，绝似泛瓜皮于西湖也。君劢最畏海行，一登舟即解衣高卧，置备呕器于枕畔，数日后乃以大航海家自命矣。”

　　翌年2月，七人在伦敦汇合。旋即赴法，就山东问题展开外交活动，未果。梁、张等人遂离开巴黎，深入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地进行考察。10月上旬，他们从意大利返回巴黎，到12月上旬启程游德前的两个月里，他们一直蛰居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几处朴素而安静的公寓，就成为他们消化、整理赴欧以来见闻的工作场所，彼此更是“互相师友，互相发明”。梁启超曾回忆起这段充实的时光：“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子。我的功课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

　　可以说，朝夕与共的生活让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关系更趋亲密，在学术旨趣上亦更为接近。时年9月，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与尚在国内的张东荪等以曾经共同成立的学术团体——“新学会”为名，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同时介绍世界新潮，以为改造地步”。办这样一份刊物，正是希望通过传播欧洲新文明，新智识，从思想观念上改造国民，启发民智。梁、张二人将关注点放在英国政党政治和战后涌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上，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

　　张君劢对哲学的关注，亦是通过梁启超引发。在张君劢陪同梁启超游德时，梁启超嘱咐其开一个务须拜访的名人名单。张君劢所列之人，皆为军政要人。行至慕尼黑，梁启超忽然想起日人所著《欧洲思想史》里的泰山北斗——博格森与倭伊铿二人，前者既已拜见，便由君劢致函倭伊铿，于正月初一造访倭伊铿于耶拿的家中。倭伊铿（现译作奥伊肯）是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其学说中强调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强调精神生活是真实的实在，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对唯心哲学素来感兴趣的梁启超在谈话中再三询问精神与物质的调和方法，倭伊铿因难以用一二概念回答，频频用双手捧起赤心，以表示将精神拿出来参透物质之意。这种“诚恳态度”使得担任翻译工作的张君劢大为感动，萌发了“研究他（倭伊铿）的哲学兴趣”，故放弃归国计划。由于担心梁启超回国后“手忙脚乱”，“不计其轻重缓急”，甚而“信口胡说”，张君劢在致黄溯初的信中，专门将梁回国后的事务明细与计划安排罗列出来。留欧学习哲学的君劢虽自言“去了一政治国，又来了一学问国”，但从未停止过对时局的关注，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张君劢在《解放与改造》上连续撰文，发表对俄、德革命及社会改造的看法。

　　1920年1月22日梁启超自马赛返国。此次游学归来，梁启超一改往日依附上层力量、带动开明主政者步入其建构的政治轨道的作法，进而转为从改造全体国民入手。旅欧的经验使梁启超对中西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深有体会，进而意识到东西方文化交流对打开国人视野，涤荡陈旧思想所起的不言而喻的作用。因而，是年4月，梁启超发起以“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为目的的讲学社，杜威、罗素应邀相继来华。1921年夏，讲学社嘱托时在德国的张君劢邀请博格森或者倭伊铿东游，终因身体不便、日期难定，两人无法应允，转而介绍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杜里舒前来讲学。在欧洲学习了近三年的哲学后，张君劢与杜里舒一起于1922年初抵达上海。

　　回国后，张君劢投入到吴淞市政筹备和制定宪法草案的工作中去。由于精通德语，张君劢随即担任起杜里舒的翻译和助手，陪同杜里舒前往南京、武汉、天津等地讲学。此时张君劢已是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又是倭伊铿的高徒，在哲学上颇有造诣，因此，在行至北京时应清华大学之邀，向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学生们发表一场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张君劢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价值问题。演讲文稿后被刊载在《清华周刊》第二百七十二期。时值“五四”后期，张君劢对“科学”的质疑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胡适等人在某日晚宴中笑语张君劢：“我们将向你开战。”他多年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更是在与君劢辩论未果后，气呼呼的称：“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于是长达两年的“科玄论战”拉开了帷幕，学界其他人士纷纷介入，站在“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一边的有胡适、丁文江、吴稚晖、朱经农、王星拱诸公，支持张君劢的有张东荪、林宰平、瞿菊农等。

　　论战期间，梁启超正在翠微山中养病。鉴于论战双方多是他的好友，他选择了保持“中立”，摆出绝不参战的态度。但出于担心双方伤了和气的考虑，梁启超撰写了《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和《人生观与科学》两篇文章，借以调和他们的情绪。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略可窥见任公对于玄学与科学的态度。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又如随便一个人对于所信仰的宗教，对于所崇拜的人或主义，那种狂热情绪，旁观人看来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类活历史，却十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从这方面来说，却用得着君劢所谓主观，所谓直觉，所谓综合而不可分析……等等话头。想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他，无论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得死的没有价值了。”

　　很明显，梁启超是认同张君劢的观点的。两人一同游欧时，目睹了战后西方的满目疮痍之后，梁启超就在《欧游心影录》中发出了源自西方的“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的呼声，将目光重新投放在东方文明和儒家文化上。相近的信仰和学术旨趣，以及十余年积淀的深厚感情，梁启超自然地偏向君劢这一方，即使亮明了“斯人优雅独立”，也要以“魔力之笔”对君劢的观点提出若干有说服力的论证。这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是其他友人、学生甚至是夫子康南海都难以达到的。

　　四、生活中的相互扶植

　　梁启超与张君劢是“忘年之交”。除却政治、文化活动的相伴始终，相互砥砺，在生活上，张君劢更是对梁启超“爱之如父母”。

　　张君劢陪同杜里舒在南京讲学期间，适逢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又受其他学校、学术团体之托，定期前去演讲。由于次数多，且所用讲义都是梁启超临时亲自编译，工作任务繁重，张君劢非常担心梁启超的身体健康，以至于每日抱怨：“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一日，多年未见的旧友陈伯严宴请梁启超，拿出五十年的陈酒相与痛饮，梁大醉而归。第二日清晨，梁启超起了个大早，赶去听欧阳竟无的佛学讲座，不料因此伤了风寒，归来大吐，复而昏睡。张君劢得知后，立刻请了一位外国医生为梁检查身体。医生诊断出梁启超患有心脏病，张君劢闻之大惊，要求其“把演讲著述一概停止”。梁启超自觉“身子甚好”，当晚就去法政学校上课去了。这下可真是急坏了张君劢，梁启超在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中这样描述道：“吾今夕本在法政专门有两点钟之讲演，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彼已屡次反对我太不惜精力，彼言如此必闹到脑充血云云），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且声明非得医生许可后，不准我再讲。”

　　梁启超“无奈”之下，“感其诚意，已允除本校常课（每日一点钟）外，暂不多讲矣”。谁知，张君劢连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常规课也下了“禁令”。梁启超忍不住向女儿思顺抱怨：“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刻写信各校，将我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以上二十八日写），医生说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可以）吃茶吃烟……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作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又说：“我想我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捉着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又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气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我从今日起已履行君劢所定契约了，也好，稍为清闲些。”

　　从事件本事和梁启超的语气来看，任公是深为君劢的这份情意所感动的，其戏谑的笔调流露出两人亲密的关系。张君劢对梁启超，绝非只停留在敬仰层面，他的“痛哭流涕”和“神经过敏”，俨然是把其看成了至亲至爱的人。梁启超对张君劢的生活也颇为关心，1925年，张君劢与王世瑛结婚，梁启超为其写好了喜联，称“十四字中欲将康德、公德装入，虽少陵、玉溪，恐亦无法”。同年，又逢张君劢父母双寿，十年不作诗的梁启超做了一首五十五韵的五言长古，并寄予林宰平，两人就文字、格律反复商榷。在诗中，梁启超详细回忆了张君劢多年来追随自己四处奔波的情景，感慨道：“有子若二子（笔者注：张君劢排行老二），允为禽中凰。”

　　1928年9月，梁启超病重，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的张君劢极为焦虑。凡同志、友人经过上海，便反复询问梁启超的病情。在致梁启超的书信中，君劢劝其安心养病之余，亦不忘表达继承梁氏未竟之志的决心：“国事纷如乱丝，听吾侪在万难之中奋斗可也！森（张君劢）常望于先生者，将先生对于世界，对于吾国，对于旧友之希望，以简单之言择要记录，俾同人有以继续先生之志愿而已。”梁启超去世后，张君劢将次子取名国超，以表达对先师的纪念。三十年代，张君劢正式发起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试问，这不正是君劢身体力行、循着任公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方向，寻求彻底治愈中国病症的路径么？

　　落笔之余，想到王泛森先生曾提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呜呼！晚清已降，在中西碰撞、新旧羼杂的“大变局”中，以梁启超为核心的一批知识人，自觉地承担起社会启蒙和民众教化的任务，输入“新民”、“国民”、“内阁”、“政党”等概念，促进国人觉醒，进而实现自治之“新中国”。他们不囿于象牙塔内坐以论道，更是积极进入“国士”的角色，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中国思想界的敏感和前沿地带，任公先生凭借着绝对的学术威望与政治、文化威势，聚拢了一批同仁志士，他们同气相吸，同声相求，关注道德心的释放、民智的培养，以及民权的伸张。

　　斯人已逝，沧海横流。而我仿佛看到，他们的智慧、热忱和理想，正迎着光，从历史深处走来。

　　王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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